时间：2022-07-09 08:58:08
摘 要：我国缓刑适用的条件可以分为形式条件、实质条件和排除条件三类。实践中，因缓刑适用实质条件的模糊性，造成司法机关适用缓刑标准太抽象、主观性太大，既产生了同案不同判的情况，也有碍我国司法权的规范运行，为此应将实质条件从缓刑适用条件中独立出来予以考察，对缓刑适用实质条件在一定程度上予以明确化、具体化，从规范化角度规制司法机关的缓刑适用权，从而减少刑罚执行制度的不平衡，使司法权在规定框架内规范运行。
关键词：缓刑；实质条件；人格因素；负面清单
中图分类号：D9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4-0074-03
缓刑，指对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犯罪情节较轻、有悔罪表现、没有再犯罪危险且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的条件，规定一定的考验期，如果在考验期间没有违反法律规定的条件，原判刑罚就不再执行的刑罚制度。
一、缓刑制度在我国的立法及适用情况
我国在1979年的刑法中即规定了缓刑制度，其中第67条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认为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该缓刑条款的不明确性使司法机关在个案判断内容及裁量把握上，不得不凭“审判经验”来做出裁决，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缓刑滥用和缓刑紧缩这两种极端现象，不仅引发个案的差异，也引起了当事人对司法公正的怀疑，同时亦增加司法腐败的风险[1]。因此，2011年的刑法修正案（八）在吸收理论成果和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缓刑适用条件进行了进一步细化和规范，尤其是对缓刑适用的实质条件重新加以整合，细化为四个要件：一是犯罪情节较轻；二是有悔罪表现；三是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四是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但是，除了“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这两个与罪中、罪后有关的已知因素，立法又增添了“没有再犯罪危险”及“对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这两个未知因素。其后果，则是使司法机关的缓刑适用标准更“云里雾里”。据有关数据，近八年来全国法院判决缓刑的案件数已占同期刑事处罚案件总数的三成以上，根据笔者对S市的调研，2009年至2013年，刑事案件的缓刑适用率常年处在19.7%、21.7%、26.6%、32.9%、30.90%，且有逐年增高之趋势。然而，笔者在S市也统计到，近年来判处缓刑罪犯的重犯率、撤缓率也有“水涨船高”之势，尤其是侵害财产类、人身伤害类、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等案件的重犯率尤其突出。同时，笔者还在不同司法人员处了解到，司法人员对于缓刑适用条件的把握以“感觉”和“经验主义”为主，个案的判断差异确实已显现多时。
由此可见，尽管在当今社会，缓刑在抗衡犯罪的刑事政策中已担任重要角色，对于教育改造行为人、稳定社会秩序具有重要作用。但是，缓刑适用条件上的模糊和不确定使得这样一个适用频率高和影响范围大的刑罚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呈现出失范的运行状态，笔者认为，对缓刑适用条件的规制已刻不容缓。
二、缓刑适用及司法权规范运行之关系
笔者在研究时，曾与司法人员有所交流，有同志认为，目前我国刑罚的发展趋势是轻刑化，国家强制力只是起到威慑作用，更多的应当依靠社会道德和经济法则去实现，因此，对待缓刑的态度，应当是“宽”和“松”，而不能“窄”和“紧”。笔者对此有不同看法，所谓“宽”、“松”、“窄”、“紧”并不是一成不变，不能因为轻刑化的发展趋势而“削足适履”，相反，应当站在辩证的角度来理解。笔者并不否认，长久以来，我们的刑罚观念一直停留在传统的“以暴制暴”上，而当今文明的发展，要求将刑罚从过去的报应工具向社会矫正工具发展，从刑法的立法规定来看，无论是“不致再危害社会”，还是“没有再犯罪危险”的文字表述，都是向着防止行为人再犯及防卫社会的方向发展。但是，我们不得不注意一个相对普遍的现象，一些行为人被适用了缓刑，之后又重新犯罪，有些人甚至在极短的时间内重犯，在这些人第一次被判刑的时候，我们的司法机关秉持着治病救人的愿望，希望行为人能通过社会矫正改邪归正，但是，为何事与愿违？笔者认为，有两方面因素不得不考虑：一是社会矫正机构的法律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不强，对缓刑犯的人身控制程度较松，造成未达到应有的社会矫治效果；二是由于立法规定的模糊不清，造成司法人员对适用缓刑条件的认识不一，引发一些司法人员主观随意的问题，造成了部分“放纵“现象。
近年来，我国施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获得显著效果，“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本质在于“当宽则宽”、“当严则严”，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轻微犯罪现象，对行为人施以宽缓的刑罚，有利于实现人的心灵矫正，但社会上总还存在着一小部分严重危害社会的顽固不化分子，对他们的宽缓，就是对社会的不公，就会为今后的社会稳定埋下更大隐患。因此，适当规制缓刑适用条件，做到“宽窄有度、松紧合宜”，不仅不会使刑罚过严，还能对司法权的运行起到规范作用，增加刑罚适用的社会效果。
三、我国缓刑适用实质条件之分类
关于缓刑适用条件的分类，理论界存在不同观点。有学者认为，缓刑适用条件可以分为对象条件和实质条件两类[2]575-579。有学者认为，缓刑适用条件可以分为前提条件、实质条件和排除条件三类[3]533。还有学者认为，缓刑适用条件可以分为罪种条件、刑种条件、实质条件、排除条件以及其他条件五类[4]98-151。比较上述观点，笔者发现，它们都肯定缓刑适用条件中包括实质条件，笔者认为这是妥当的。因为，实质条件是缓刑适用的根本性条件，为任何缓刑适用所不可或缺。与“实质条件”相对应的是“形式条件”，所谓形式条件即只需依照法律规定进行表面上的判断，具有客观性。而实质条件则需司法人员根据具体情形予以实质内容上的判断，具有主观性。上述观点中的“对象条件”、“前提条件”以及“罪种条件”、“刑种条件”都属于形式条件的内容，只不过表述不同而已。除了形式条件与实质条件以外，还有一类缓刑适用条件，具有其自身的特点，这类条件从立法规定的表述上采用排除的方式，即不是规定“能够适用缓刑”，而是规定“不能适用缓刑”，同时，它的判断尽管可能是表面性质的，但其要说明的乃是实质性的内容，如“累犯和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不能适用缓刑”的规定，“累犯”“首要分子”的判断在某种意义上是形式性的，但其要说明的核心内容则是实质性的，即“累犯”“首要分子”的社会危险性较大。对于这种条件，简单地划归为形式条件或实质条件都不甚妥当。因此，宜将其作为与形式条件和实质条件相并列的第三类条件。据此，笔者认为可以将缓刑的适用条件分为形式条件、实质条件与排除条件三种。
我国1997年刑法及刑法修正案（八）对缓刑适用做出了明确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犯罪情节较轻；有悔罪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笔者认为，该条即规定了适用缓刑的形式条件和实质条件，形式条件包括刑种、刑期以及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等内容，实质条件是指据以判断对行为人不实际执行刑罚的条件，包括犯罪情节、悔罪表现以及没有再犯罪的危险三点。另外，刑法修正案（八）“对于累犯和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不适用缓刑”则是排除条件。其中，形式条件是适用缓刑的前提，实质条件是适用缓刑的关键。符合缓刑的形式条件，并不意味着行为人就可以得到缓刑的判决，司法人员还需确认该案件具有缓刑的事实和理由。所以，对缓刑适用实质条件的合理规定和准确把握至关重要。只有准确、全面、详细地确定缓刑适用的实质条件，“才能有根据、有把握地做出是否对行为人适用缓刑的裁决，才能在出现错误判断时明确责任，追究渎职行为，从而有效防止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4]123
四、缓刑适用条件的完善
缓刑立法质量的高低，根本上决定了缓刑制度的好坏。笔者认为，我国缓刑制度的立法，总体上是适应我国实际国情需要的，而且也能反映我国刑法预防犯罪的立法目的。但是，也能清晰地看到我国缓刑适用条件存在的一系列瑕疵及对司法实践造成的困惑，笔者认为，主要问题有以下几方面：一是“犯罪情节较轻”的规定具有模糊性。犯罪情节较轻作为判断行为人没有再犯罪危险的依据，需要达到何种程度，刑法并没有具体规定，操作起来没有一定的规范制约，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二是“悔罪表现”的规定具有不确定性。悔罪表现是行为人主观意识在客观上的反映。这种反映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是虚假的，不容易判断。根据费尔巴哈的心理强制说，人皆有趋乐避苦的本性，有的行为人内心并不真诚悔罪，但是在确凿的证据面前，为了寻求有利于自己的判决，而使自己表面上认罪态度好，心里却在揣测着出去如何报复，对于这样的行为人很难说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三是“没有再犯罪的危险”是司法人员根据行为人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得出的结论，是一种主观推测。由于“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在判断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时具有上述缺陷，导致“没有再犯罪的危险”的判断具有更大的随意性。所以与其说“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是评价的标准，不如说它是审判人员主观评价的结论，会导致诸如缓刑适用不当，司法人员等问题[5]。因此，针对当前我国缓刑适用实质条件中存在的缺陷，笔者认为应当对缓刑适用实质条件在一定程度上予以明确化、具体化。
在探讨如何完善缓刑适用实质条件的各种观点中，有论者主张把缓刑适用实质条件一一列举出来，笔者对此不敢苟同，这种主张不切合实际，理由是，缓刑适用实质条件是由犯罪情节、悔罪表现以及没有再犯罪的危险三方面的条件合成的，其中的每一个方面又都包含一系列具体内容，而能否对行为人适用缓刑，必须同时考虑这三方面的条件，这些条件的组合十分复杂，不可能一一列举出来。事实上，学者们所列举出来的犯罪情节，包括犯罪起因、犯罪动机、犯罪目的、违法程度、犯罪手段、危害后果、罪犯责任能力情况等，悔罪表现包含是否承认自己的犯罪事实，是否认识到自己犯罪行为的不正当性和无价值性，真诚悔罪，中止犯罪，自首、坦白、立功等[6]450。上述考量因素只是列举，随着时代的变化，上述因素可能发生增加、减少等变化，立法者无法也不可能在立法时进行预测，故而无法穷尽。因此，笔者认为，对缓刑适用实质条件的明确化、具体化，只能是一定程度上的，不能做到一一列举，这是对缓刑适用实质条件进行完善的一个指导思想，否则，将会导致立法的烦琐化，对实践起良好指导作用的初衷也会大打折扣。
笔者认为可以引入行为人的人格审查作为适用缓刑的实质条件之一。理由如下。
第一，引入人格因素系社会防卫的内在要求。目的刑论，也称社会防卫论，认为刑罚并非对犯罪的报应，而是预防将来犯罪，保护社会利益的手段[6]30。由于我国刑法第2条的规定带有明显的社会防卫功能，故也应适用目的刑的相关理论。目的刑论以行为人为中心，认为施罚应根据行为人的不同情况来确定，使得人格因素引入缓刑成为可能，通过人格分析行为人，不仅可以使我们充分注意行为人的现在，而且也可以使我们关注行为人的过去和将来。利用人格的可测性，促进整体动态的行为人人格观在刑法中形成并评估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
第二，国际上亦对人格因素格外重视。自目的刑论逐渐占据世界刑法的主流以来，各国都很重视行为人人格调查的理论与实践，1950年在海牙召开的第十二届国际刑法及监狱会议曾就判决前犯人的人格调查进行专门的讨论。人格调查理论不仅影响刑事司法而且影响着刑事立法。在德国，为保证再犯预测的准确性，法院必须对于一切可导致犯人将来行为的情况，作一个整体性的观察与评价。在英国和美国，为了保证缓刑适用的准确性，法律要求缓刑官为法院对案件的判决提供判决前报告，提出和评估对案犯是适宜监禁刑还是适宜于缓刑的建议[5]。
结合国外的做法和国内学者的观点，笔者认为引进人格调查制度，并用立法形式明确予以规定，使其与一定程度具体化后的“犯罪情节”、“悔罪表现”一起成为确保行为人适用缓刑“没有再犯罪的危险会”的双保险。因此，可以对缓刑适用实质条件具体表述为：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的犯罪分子，根据其犯罪情节、悔罪表现以及人格要素，适用缓刑确实没有再犯罪危险的，可以宣告缓刑。同时规定：司法机关在决定是否宣告缓刑时，应当特别考虑犯罪分子的主观恶性、社会危害性，各种从轻、减轻情节、悔罪表现，以及犯罪分子的性格特征、生活经历、生活环境、经济条件等。但在立法技巧上，为了保持刑法的稳定性，笔者认为，此种具体化似乎以司法解释方式做出为宜。
五、笔者的延伸思考
如前文所述，近年来，刑事案件的缓刑适用率呈逐年增高之势，基本维持在司法机关结案数的三成左右，但有一点需要注意，贪污贿赂案件等经济犯罪、、等渎职犯罪适用缓刑的比例远远超过一般刑事案件的缓刑适用率。此外，缓刑罪犯的重犯率、撤缓率也有所抬头，前文中，笔者提出了缓刑实质条件之完善，系从正面为防止滥用缓刑提供对策，但是，若能在司法实践中加入具有指导性效果的适用缓刑“负面清单”，促使司法人员决定适用缓刑前多一层考虑因素，成效会更加明显。
第一，缓刑滥用最严重的领域莫过于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以及渎职犯罪等，对腐败分子的放纵，一方面会损害我国的政治经济建设，另一方面将极大地伤害普通群众的内心。因此，笔者建议应当将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列入“负面清单“，列入名单的含义并不是该类犯罪一律不适用缓刑，而是司法人员在下判时应当充分考虑行为人的犯罪数额、犯罪所得用途、退赃情况、认罪悔罪表现、对个人或对社会造成的后果、行政处分情况、主从犯等因素，结合在案证据全面把握，审慎决断。
第二，笔者在调查过程中注意到，缓刑适用在我国处于不均衡状态。例如故意伤害案件行为人在事后进行经济赔偿的，司法人员一般会给予较大幅度的从宽处罚，但有的司法人员将赔偿情况当作判处缓刑的唯一标准或主要标准，只要行为人进行赔偿的，不论造成重伤、轻伤，都会尽量向缓刑方面靠。笔者认为，这是由于司法人员只注重“悔罪表现”引起的结果，其后果是人身危险性较大或者犯罪情节比较恶劣的行为人反而比其他轻微刑事案件的行为人获得更轻的处罚。因此，笔者建议“负面清单”中应加入如因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死亡，、抢劫、绑架等暴力犯罪及危害社会公安安全的犯罪，在下判时要慎用缓刑。
第三，笔者还注意到，有些案件的行为人犯罪数额不小、造成的后果也并不轻，甚至是一而再再而三的重犯（不是累犯），却仍然能获得轻判，究其原因，是有些司法人员将行为人怀孕、患病、家庭生活困难、孩子没人抚养等均作为适用缓刑理所应当的理由。诚然，刑法规定对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满足四项条件的，应当宣告缓刑，但现实生活出现偏差，司法人员对这些人年龄、身份的考察重于缓刑实质条件的考察，使得“四项条件”形同虚设，事实上，司法人员应当将那些屡犯行为人的“悔罪表现”作为实质考察部分格外加以重视，避免缺乏社会愧疚感的行为人仅因年龄、身体情况或家庭情况获得缓刑。因此，笔者建议“负面清单”中应加入行为人有二次以上前科，特别是反复触犯同种罪名的，应当慎用缓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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