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欧洲封建制度的原始特征

摘要：公元5～15世纪是西欧的封建社会时期，也被西方史学家称为“中世纪”时期。中世纪的西欧确立的封建制度对整个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后世提供了典范。研究欧洲封建制度的原始特征，有助于我们更深入的了解这个特殊的时代。本文中我们主要从经济、政治、宗教和法律四个方面做一个简单的概括。

关键词：封建制度；经济；政治；宗教；法律

公元476年，雇佣兵统帅日耳曼人奥多亚克（约434―493年）举兵末代皇帝罗穆洛・奥古斯都，西罗马帝国正式灭亡。这件事在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通常被作为西欧开始过渡到封建社会的标志。西欧的封建社会，也被称为中世纪时期，从5世纪到15世纪持续了近一千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欧洲以及世界发展史上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要了解欧洲封建制度的原始特征，我们首先从经济方面入手。

一、庄园经济

庄园是中世纪西欧农村主要经济的组织形式。它基本上是一种自给自足的、闭塞的自然经济，庄园内的生产活动主要是为了满足领主消费和依附农民及其家庭的生活需要。邻近各地区的产品一般没有多大差别，所以相互之间也几乎没有什么交换的必要与可能。封建庄园建立后，封建领主从农奴那里掠取一切所需。国王的宫廷定期由某个领地来完全供养。甚至领主的军需物资费用，也多征自庄园。那时候的西欧，除偶尔有些行商经营盐、金属以及从东方运来的一些奢侈品的贸易活动之外，商业来往和交换是十分罕见的，所以基本上用不着货币。法律上对犯罪行为虽然规定要处罚金多少，但同时也规定了某一金币该折换多少实物。

大领主拥有许多庄园，同时，有些庄园又不止一个领主。庄园的范围一般包括一个村庄及其周围的土地。庄园的耕地主要分为两部分，即领主自营地和农民份地。各户农民的小块份地由他们自己耕种，自己收获，自己支配。领主自营地则由庄园中的依附农民自带工具，无偿耕作，其收获全归庄园主。因此西欧的庄园也被称为劳役制庄园。因为农业生产力还比较低下，庄园大体继承了农村公社的耕作制度，耕地实行条田制、敞田制，各农户的生产过程虽然基本上是独立进行的，但每个生产环节却须大体同时完成。

封建庄园不仅在经济上自给自足，政治上和宗教上也是一个自成体系的独立的社会实体。庄园里设有教堂，是各种宗教活动的中心。同时，这里也是村民进行贸易或避难的公共活动场所。连庄园法庭也在这里开庭审讯。庄园法庭处理的大量案件都是有关农奴之间以及农奴与庄园主之间的诉讼。法庭在审理农奴与庄园主之间的诉讼时，大多是保护庄园主的利益的。村民死后的墓地也在教堂中，这里是他们的最后安息之处。

西欧庄园制存在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要有大量的劳动力被固定在大量的土地上，使封建领主能够通过超经济强制对其进行剥削和控制。这就是农奴制度。农奴制度是庄园制的基础和支柱，也是它的产物。在封建领主制下，封建庄园里的劳动者大多都是失去人身自由的农奴，领主通过劳役地租的形式实现对农奴的剥削。农奴的劳动是无偿劳役，除了为领主耕种自营地，还从事一些手工业劳动如制作铁器、金银器、皮鞋、刀剑等，也从事捕鱼、酿酒等，总之，生产领主所需要的一切。他们必须为领主的日常生活服务，但农奴使用庄园内的森林、牧场、水源及磨房等设施却必须另交使用税。

商品经济的发展逐渐改变着传统的地租形态。但领主依然享有绝对的土地所有权，并严酷地控制着农奴的人身自由。这种人身隶属关系派生出各种对农奴人身自由的限制，农奴“本身以及他为主人耕种的土地，都被认为是领主自营地的一部分”，他们的婚姻、家庭受到领主的直接干涉和控制，不能自主。农奴死后，其后代如要继承份地就要缴纳继承税，也称“死手捐”，意为农奴的手是死的，不能把自己的财产转交给下一代。在封建领主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下，农奴的生活极端贫苦，处境几乎与奴隶无异，农奴的反封建情绪日益增长。

二、领主附庸关系

伴随着中世纪中期封建主领地的世袭化进程，西欧封建主义的政治结构确立。其特征主要体现在封建权利对公共权利的最大限度的排斥上，领主和附庸之间的私人契约取代了国家的公共法律，公共权利沦为私下义务。而这个时期的显著表现则是领地世袭化及伴随的领主附庸关系的确立。

领地世袭化的意义就是领主把所属的领地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把王权或政府权力连同地产一起分给权贵，并且再无王权能予以收回。在自己的世袭领地上，大世袭领主排斥王权对领地内部事务的干预，全权管理领地内的各类事务。他们可以独行其是，亦可以进一步分封听命于自己的附庸，并设置法庭来解决附庸之间的纠纷。中央政府的权威被排挤出了地方政治领域。而与西欧普遍的领地世袭化进程同时进行的，还有内战和私战的绵延及外族的不断人侵，自由民得不到王权的有效保护，只能被迫依附于当地的强大领主以求在混乱的年代得以生存。自由民虽然暂时获得了领主的庇护，但作为附庸，他们同时又必须向领主履行提供劳役等各种义务，他们从此沦为了农奴，人身自由被大大剥夺。

西欧的领主附庸关系可以说是一种金字塔形的阶梯网络。一个大的领主相对于国王或者皇帝来说是附庸，国王和皇帝是他的领主。但相对于自己分封的中小贵族来说，他又变成了领主，而由他分封的人则是他的附庸。依次类推，直至最低一等的普通骑士。欧洲大陆盛行所谓“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的原则，通常情况下，附庸只对他的直接领主负责，而不问其领主的领主是谁。但这并不妨碍各级领主与附庸之间相互按照契约承担各自的责任和义务。同时，有了大批农奴的依附，封建领主掌握了更坚实的经济基础，而封建主义则从最初的军事性机制扩展为组织经济生产的纽带。但是，在最高王权与最底层的农奴之间，往往不止有一层领主，而是有好几个层次，并且每个领主都可以将自己的领地划分成数块来封给自己的属下。这种错综复杂的臣属关系使得封建主往往很难确定自己的最终臣属，特别是当他的领主相互发生争战时更是如此，要求附庸绝对忠于自己领主的原则便时不时地成为了一句空话。

不过西欧的封建制度毕竟还有一些普遍性的规范。总的来说，封建领主与附庸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双向的权利和义务的关系，是一种相互的束缚与约定，他们双方都必须相互承担一系列的责任和义务。附庸依附领主，是为了享有保护的权利，相应的也就要履行自己的义务。他们宜誓效忠，从领主那儿领回自己的份地，还包括各种应尽的义务，这其中大致包括应领主之召随主征战、协助领主处理行政和司法等事务、遇领主有特殊事情（如领主被俘需赎金赎身、领主之儿女婚嫁等）时捐献款项等。同样，领主有自己的义务和权利。除了给予附庸封地作为其武器、衣食等费用的来源外，还要承担保护附庸不受任何伤害的责任。如果领主对附庸不公平，或是不能尽到保护附庸的责任，附庸完全可以宣布解除对领主效忠的誓言。对此，布洛赫曾说“附庸的臣服是一种名副其实的契约，而且是双向契约，如果领主不履行诺言，他便丧失其享有的权利。人们普遍认为，附庸拥有离弃领主的权利。”这就是欧洲著名的“反抗权”的起点。12世纪后期一些法学家在阐述封建主从关系时，也非常注重“领主对领地的权利”和“附庸的权利”之间的区别。他们对两者的权利给予了同等的重视，并且认为“封建依附关系是一种对双方都有约束而不只是约束附庸的契约”。

三、教会权力

在中世纪的西欧，一股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便是西欧社会的精神统治者基督教会。中世纪西欧王权和教权错综复杂的关系也一直贯穿整个西欧中世纪的历史。

中世纪的西欧，是一个充塞着暴力、混乱与苦难的时代。生产力的低下使物质极度匮乏，无休止的封建混战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得不到保证，大多数人过着极端贫困、惊恐与不安的艰苦生活。这个时候基督教会的出现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教会创造出了一个博大精深的神学理论体系，宣传教义以迎合人们的精神需要，通过天堂美好生活的描述，使人产生企盼以平衡其苦难，给人慰藉。通过这种教义，不仅基督徒得到鼓舞，寻找到人生价值，连普通大众也缓和其伤悲，用虔诚的信仰来补偿平凡乏味的辛劳，借永恒的观念来消解人生短暂的感慨。

基督教会对世俗人士的精神统治主要通过各种圣礼来体现。僧侣们为各项事务进行洗礼，从而提高其神圣性与恒久性。除此以外，在漫长的中世纪，基督教会作为各国人民的精神统治者，还大力兴办学校，为基督教神学思想的传播培养接班人。初期的学校虽然非常简陋，教育内容也多有宗教色彩，但仍为以后的西欧教育模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以后中世纪大学的兴办创造了条件。它还奠定了西方文明的一个伟大的假设，即可以用教育来塑造人的个性的发展，从而奠定了西方教育理论的基础。

教会在中世纪的西欧是一支有组织的力量。罗马教皇的存在，使西欧各地的教会处于同一个最高首脑的领导之下，形成一个独立的教会体系，使西欧出现其特有的政、教两元的格局。他们在罗马教皇的领导下，建立了完善的机构，并把他们的触角深入到每一个乡村，使几乎每一个西欧居民的思想和行为都处在僧侣们的严密监视之下。

然而，教权和王权始终是相互对立的两个领域。中世纪前期，由于自身力量尚未完全独立，教会和教皇一直依附于世俗政权并受世俗政权控制。王权与教权之间是和平相处、相互利用。统治阶级为稳定统治，也给自己的统治罩上了一层神秘的光圈，企图借助于神权来神化自己的统治，使人民安于天命。于是，在前期，教权和王权的相处经历了比较和谐的一段时间。

但随着教权的增长，教会为了自身的利益，还是常常与世俗统治者发生冲突。11世纪前后，教会企图把它在道德上的权威扩展到每一位世俗人士的身上，无论这个人的社会地位的高低。它采用了一种新的开除教籍的做法，即把一个人驱逐出教会，剥夺他作为基督徒的一切权利，不准他的遗体埋葬在纯洁的土地上，他的灵魂要暂时放在地狱里，禁止所有的基督徒同他交往，否则要遭受同样的处罚。13世纪末以前，这确实是一个强大的武器，但之后它的作用便开始慢慢消失。此外，为保护自已的既得利益，教会还经常以人民的权利名义反对君主的恶劣统治，甚至不惜赞成和煽动政治暴动。当然，在更多的情况下，当教会和封建统治者的利益一致时，双方又理所当然地相互勾结，共同维护西欧的封建统治和封建秩序。

从某种角度说，教权与政权之间的长期纷争，是王权肆意扩张的一种制约力量。在中世纪的西欧，世俗统治者要建立专制统治是极为困难的。事实上，在16世纪以前，各国世俗政权的力量是相当薄弱的。而到后来，为了缓解教权的压力，协调内部的不同利益，西欧各国先后出现了形式不一的议会制度，这便是近代代议制度的雏形。

四、法律体系

中世纪的三大法律支柱由教会法、日耳曼法和罗马法构成，还包括其他一些法律体系，如商法、城市法和王室法等。在中世纪，尽管基督教教会利用自己在政治上的优势地位和精神上的控制权，把整个欧洲的思想文化禁锢在神学的牢笼中，但是欧洲人不可能永远沉浸在基督教福音创造的梦境里。他们要获得真正而安宁的生活，就必须走出基督教的精神束缚，去开创一片属于自己的自由而真实的天空。

教会法起源于1世纪末，5世纪开始流行于欧洲，9世纪权威已在欧洲普遍确立，出现了教会法官方汇编，以及僧侣对教会法的研究与注释。“中世纪是从粗野的原始状态发展而来的。它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学、政治和法律一扫而光，它从古代世界承受下来的事物就是基督和一些残破不全而且失掉文明的城市僧侣们获得了知识教育的垄断地位。政治和法律都掌握在僧侣手中。教士充任国王的法律顾问或大臣，主教既是大封建主又是皇室的官吏。”基督教及中世纪教会法的形成与确立，对整个中世纪的文化影响和宗教影响甚为广泛。

罗马法是商品经济的产物，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罗马法横跨了巨大的时空，被誉为“世界性”的法律，罗马法以自然的理性去发现人类所需的法律的一般价值与精神，罗马法所体现的平等观念、契约自由、私权神圣、权利本位、崇尚法治等一系列原则既迎合了它自身的社会需要，也满足了高速发展的社会生活所需的法律精神、原则及价值。罗马法被认为是“刑法的矮子”，“民法的巨人”，而教会法恰恰弥补了“矮子”。尽管二者存在宗教与世俗的矛盾与冲突，但不管怎么说，从某种程度上讲，罗马法某些制度上的不足，以及时代的条件变化，教会法反而发展或弥补了它们。

相比之下，日耳曼法的重心则在于家庭婚姻，以及尚未广泛买卖的土地。在漫长的中世纪，罗马法同日耳曼法在观念原则与制度上冲突着，但又相互允许对方的存在。早期，由于经济与文化以及交往的关系尚未感到这种法律秩序的冲突带来的不便，当社会趋于稳定、经济生活文化交往过多时，冲突和融合便开始凸显。但这种冲突和融合却不是一种简单的、生硬的混合或拼凑，两个民族在漫长的发展中各自追寻着解决方法，罗马的文化与观念默化着日耳曼人，本无“文化”的民族也逐渐接受了罗马的文化。日耳曼人武力征服了罗马帝国，但罗马的文化却征服了日耳曼人。

中世纪的法律体系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除了封建性质，还具有部分资本主义性质。即使是具有封建性的法律，也不是完全为封建主服务的。例如城市法和商法就应当是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封建社会的法律严格地说都应与封建经济的基础相对应，但西方的法律可谓一把“双刃剑”（马克・布洛赫）。伯尔曼曾这样说：“在11、12世纪，广泛的商业活动是与庄园的生产方式和封建的社会政治关系并存的。新出现的商法体系──它是典型的资本主义法──是与西方的封建法体系和庄园法体系同时产生的。”国内学者侯建新在他的著作中对此也有这样的论述，认为封建法律既有维护领主利益的一面，也有维护农奴利益的一面。除此之外，西欧的中古社会还有一些法继承了古代的罗马法和自然法，这些法显然不是什么纯封建性质的法了。（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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