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离婚损害赔偿制度

时间:2022-07-09 08:25:27

浅析离婚损害赔偿制度

一、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含义和离婚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

笔者认为,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指的是因自己的法定的过错行为而导致自己或他人的婚姻关系终止并由此给婚姻关系中的另一方造成损害而必须承担相应民事法律责任的一项法律制度。

构成离婚损害赔偿需要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1 具有现实的法定的过错行为。

2 具有客观存在的损害事实,即婚姻关系中的一方因对方或他人的过错行为而受到的损失,包括了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损失。

3 具备两个因果关系:第一,法定的过错行为与婚姻关系终止(主要体现为离婚)之间的因果关系。第二,法定的过错行为单独和与离婚共同导致损害事实的发生。

4 当事人主观原因条件,包括过错与无过错。

二、离婚损害赔偿的功能定位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并非为我国首创,其最早起源于1907年瑞士的民法典,具体为“因离婚而导致无过错方的财产权或期待权受到侵害时,有过错方应给予无过错方一定的损害赔偿,或因离婚而导致无过错方生活有重大损害的,无过错方依法可向有过错方要求一定的抚慰金。”该制度从一确定就对社会制度尤其是婚姻家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的产生、发展和完善都促进了社会平等、和谐的进步和发展。离婚损害赔偿,作为婚姻法中的一个责任行为,具有以下三项功能:

首先是损失物质填补功能,主要体现为弥补无过错方因过错方的过错行为而造成的物质损失。离婚损害赔偿是居于过错方的法定过错行为而给无过错方造成了物质上的损失,作为一项保护无过错方的法律制度,离婚损害赔偿首要的功能便是在于填补无过错方的损失。通过补偿损失,使得受害方的合法权益能得到法律上的救济和补偿。如因家庭暴力而导致离婚而提起的离婚损害赔偿案件中,因过错方积极的家庭暴力行为造成了无过错方的物质方面的损失,过错方是必须承担补偿责任的。

其次是精神抚慰功能。婚姻不是简单的两性结合。它是社会关系的基础细胞,是家庭的源泉,是体现社会物质功能良好结合,也是表现人的精神需要的一种结合。婚姻给予当事人的,不单是物质上的互相帮助、扶养,也给予当事人之间一种精神的寄托和归属。离婚中的过错方导致无过错方的损失不仅是物质上的损失,也包含了精神上的痛苦和内心的创伤,而且这种痛苦和创伤并不是用金钱可以衡量得出的。但出于对当事人内心创伤的抚慰,法律也允许无过错方得向过错方提出精神损害赔偿金,虽不能很好抚平其创伤和痛苦,但也可以使无过错方获得心理上的慰藉,平息其怨愤、报复感情的情绪,这对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

最后是教育、制裁、示警和宣传功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作为一项法律责任制度,其功能不单在于保护无过错方的合法利益,同时也在于它对于过错方与其他公民和社会同样有着重大的意义。第一,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设立,有力惩治和教育了过错方,能促进良好的夫妻关系的存在和永续。第二,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设立,有利于预防其他公民产生离婚损害赔偿的法定过错行为,有利于防范出现离婚损害赔偿的法定过错行为,这可以促进家庭的和睦和温馨。第三,通过制裁离婚损害赔偿的过错方,可以起到宣传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提倡的婚姻方式,促进婚姻家庭的健康发展。

对于离婚损害赔偿的功能,有些学者认为除前述功能外,还具有保障离婚后妇女儿童的生活,促进儿童的健康成长,同时具有保障经济上处于劣势的无过错方的后顾之忧,真正实现离婚自由这一基本原则。笔者认为,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功能定位并不能包含这两种情况。原因在于:离婚损害赔偿的目的在于补偿、抚慰无过错方以及预防、制裁有过错方,至于涉及子女和经济处于劣势的妇女日后生活利益是由其他婚姻法制度所保障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仅仅是婚姻法责任制度中的一种,不可能也不能起到保障婚姻家庭的全部功能。

三、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完善

2001年婚姻法确立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对于我国婚姻家庭法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它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离婚中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保障制度的发展。但作为一项新生的制度,在产生后又经过了这些年的时间上的磨练,也不断突显出其不足之处。为此,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对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进行完善。

第一,完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责任主体范围。按现行的《婚姻法》规定。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责任主体是合法有效的夫妻关系中有过错的一方。这一规定明显地将夫妻之外的第三人排除在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责任主体范围之外。诚然,离婚关系到的主要是夫妻之间的利益。但客观现实是,导致夫妻感情的破裂的原因不单是夫妻内部原因,也包括了夫妻之外第三人的主动干预而导致的离婚。离婚损害赔偿的过错行为既损害了无过错方的人身财产利益,更是侵犯无过错方作为配偶身份的利益,是一种侵权行为,离婚损害赔偿是一种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侵权的赔偿范围并不像违约责任那样有限定的责任主体,其具有责任主体的不确定性,任何人只要侵犯其权利就应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在离婚损害赔偿责任中,第三人在主观故意的情况下,如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其重婚或同居,并促成他人与其原配偶离婚,第三人须与夫妻关系中有过错方共同承担责任,但应区别于一般的连带责任形式,而采取补充连带责任形式,理由在于无过错方的合法利益受损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在于其配偶的过错行为。

第二,扩大离婚损害赔偿的法定原因,即扩大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中的过错行为范围。按现行《婚姻法》规定,当事人提出离婚损害赔偿,其前提条件是其配偶存在着重婚、与他人同居、家庭暴力、虐待和遗弃家庭成员这五种情况中的一种或数种,而不能基于其他的理由,即使其他的理由与这五种对于婚姻关系中的无过错方的损害具有等量性、同质性。这样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婚姻当事人滥用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但更多是成为婚姻关系中无过错方行使保障自己合法权利的障碍,使得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不能发挥其应有的功能作用。同时,这五种离婚理由也仅是婚姻法规定的离婚的理由中的部分,而法定的其他离婚理由同样也可能造成跟这五种离婚理由相同甚至更为严重的损害,如吸毒恶习屡教不改,婚前隐瞒重大疾病,因感情不合分居满两年,、等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等等。因此,笔者认为应当扩展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法定原因,可以采取补充列举的方式,即在现有的法定原因后面增加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新产生的过错行为,也可以采取增加概括性规定的方式,即在现有的法定原因条款后增加“其他具有与前五种过错行为程度相当的情形”。这样才使得《婚姻法》符合现实的客观情况,同时更好地保护婚姻关系中的无过错方的合法利益。

第三,明确规定无过错方的无过错情形和采取过错相抵原则。从离婚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中,我们可以归纳出提出离婚损害赔偿的权利主体必须在主观上没有过错而责任主体在主观上存在过错。这一规定存在两个不足。其一,在法律上并没有明确规定无过错方的过错情形,造成在处理离婚损害赔偿案件中无法真正保护无过错方的合法权利。故笔者认为应该在法律条文中明确规定无过错方的过错情形,这样更能指引无过错方主张自己的合法权利和避免过错方滥用这一法律漏洞。其二,这一规定比较理想化,把离婚的理由简单地归咎于一方的过错和另一方的无过错,与现实不合。在现实生活中,特别是由于较长时间的感情不和而提起的离婚案件中,并不能很好地、很明确地将离婚的责任归咎于一方的过错行为。如果离婚是具有双方均有过错的情形,如配偶一方与他人同居而配偶的另一方存在不照顾家庭和子女等其他致使夫妻离婚的情况,是否就不准许过错程度较小的一方提出赔偿呢?笔者认为在处理离婚损害赔偿中不应拘泥于法律条文所限制的“无过错”,而应当正确理解婚姻法这一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立法精神,采取区别过错、过错相抵的原则来裁判案件。

第四,规范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赔偿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28条规定,婚姻法第46条规定的“损害赔偿”,包括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即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中的无过错方的物质利益损失和精神上的痛苦与内心创伤。物质利益损失方面,在实际生活和司法实践中,可以比较清楚地计算和量化出来,但精神上的痛苦与内心创伤难以估价,因此现实的精神抚慰金就比较难以对受侵害人的损失予以充分的补偿和抚慰。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往往以未造成严重后果为由不予支持,这种现象的发生说明,没有明确规定离婚损害赔偿的范围不仅导致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比例和救济比例普遍降低,也导致了离婚损害赔偿的填补无过错方损失和教育、制裁、示警与宣传功能的普遍弱化。为保障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能发挥应有的精神抚慰功能,笔者认为确定推定无过错方具有精神损失,除非过错方能证明其行为并没有造成无过错方精神损失这一断案原则,同时在法律条文中列明精神损失应参照的因素,这样既能很好地保障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功能的充分发挥,同时也有利于规范当事人滥用精神损害赔偿和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这两种情形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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