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通遗产保护“肠梗阻”

2005年年底，58岁的音乐学者田青被任命为中国艺术研究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国家中心主任。公布第一批518项名录、举办演出展览、举办学术讲座、培训基层干部、到国外或者基层考察、创办网站、编辑画册、出版书籍，这是田青上任以来所着力进行的工作内容。

2006年9月14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正式升格成为与中国艺术研究院平级的单位，负责具体执行国家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兼任中心主任，田青虽由主任成为副主任，但单位的级别比以前却提高了。他的顶头上司，中国艺术研究院正副院长、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两位主任王文章和张庆善这样评价田青，“田青是一个专家，更是一员猛将。”王文章甚至说自己就是为这样的专家做后勤工作的。

过去的一年中，各省都在评选自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或“原生态”的名义举办的展览、演出、电视节目频繁出现，一时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前程似乎一片锦绣。

但是，当记者再次与田青坐在一起，他的忧虑更深，他觉得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依旧任重而道远。

国家要保护，地方要发展

“2006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浮出水面，但整体思路的扭转是困难的。”

田青说：“‘破旧立新’‘不破不立’曾经像今天的‘和谐社会’一样被全体国民推崇，一切旧有的而非西方引进的，都被视为落后的东西。直到今天你在网上看，对中医的鄙薄，对繁体字的排斥，对英语的迷信，甚至春节晚会对待原生态民歌、对待戏曲艺术的态度，都向我们昭示：热闹的表象背后是对遗产的漠视。”

2006年国家正式批准中国艺术研究院加挂“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牌子，各个省也陆续相应地成立了各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但是，文化部至今还没有设立专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司”，所有相关的保护工作都由“社会文化图书馆司”主持；各省的此项工作也都由文化厅下属的“社会文化司”或者“群众艺术馆”兼做“文化遗产的保护者”。

田青说，这些单位的官员过去的着眼点主要是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利用”和“发展”是他们一贯的思路。从过去的“利用、发展”到今天的“保护、守护”，这些文化工作者能靠短时间的学习、讲座迅速成为合格的“文化遗产的保护者”吗？田青认为不太可能。

还有，他们的任命与直接领导是当地政府，国家中心要对这些文化官员具体工作进行指导鞭长莫及。田青举了一个类似的例子：各地早就有了环保局、土地局，但是环境与土地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因为各地的官员都是当地政府任命的，对中央的指示可听多可听少，甚至可听也可不听。2006年有人建议这些要害部门更多地实现由中央垂直管理，那么“文化遗产保护”单位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呢？

事实上，不少地方任命的文化官员往往曲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甚至不愿意提“保护”，而更愿意和经济工作一样提“发展”。

2006年，山西隆重把四大梆子的名角请到北京献艺。作为地方戏曲，蒲剧、北路梆子、上党梆子和晋剧都是非常优秀的民间艺术，但演出却是“全新编创”的“交响演唱会”，戏曲演员像歌唱家一样穿着西方古典长裙在台上歌唱，背后是一支庞大的交响乐队。主办人的目的不是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而是努力将民间戏曲推向歌剧化，年轻演员都是采用最科学的“民族唱法”演唱本土的地方戏，尽最大可能使用普通话，四大梆子听起来就像一个梆子。

田青说：“山西是戏曲大省，过去有40多个地方剧种，最近20年，山西的地方剧种消失了一半。如果各地的文化部门都这么搞，都不把保护和传承放在首位，而只想所谓的发展和提高，再过20年，恐怕大部分的中国地方戏就都没有了！”

田青不无痛心地说：“表面上看，我们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很多了，事实上还远远不够。让全社会真正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价值，起码还要用3年的时间。过去是没有这个概念，现在是有了概念却不理解。再用3年能叫地方官员理解，就已经是很了不得的事情了。”

两头热，中间冷

田青把某些地方官员造成的阻力形象地比喻成“肠梗阻”。

田青介绍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现状，是‘两头热，中间冷’，现在并不是中央不重视，财政不支持，老百姓无意识，而是上下两头在强烈呼吁，而我们许多地方的官员要么无动于衷，要么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借口，谋取别的好处。他们依旧根深蒂固地抱着‘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思想，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只能是锦上添花的事情，‘招商引资’才是雪中送炭的当务之急。”

事实上，现在执掌着文化生杀大权的官员，大多在五六十岁，他们受到的教育大多是“引进外国的先进文化”，对本民族艺术普遍缺少理解和认识，而音乐的系统体系来自西洋，于是他们脑子里从小就认为只有交响乐是最好的、最完整的东西，所有无法与交响乐融合的东西，都不能称为真音乐。而交响乐的殿堂是维也纳的金色大厅。拜“金”主义，拜“金色大厅”，是他们从年轻时就有的梦想。

2005年，“蒙古族长调民歌”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三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07年新春，长调被搬到了维也纳金色大厅，结果在庞大的交响乐队的伴奏下，经过专业训练的长调歌手纷纷失声金色大厅。

“要不是一些官员的好大喜功，长调何苦到维也纳丢人？”一个蒙古族的朋友告诉田青。“你做不了，你先不要动老祖宗的东西好不好？”田青诘问道，“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比老祖宗的本事大，我们把老祖宗的东西改了，大部分就像那个出于善良的愿望把旧的意大利小提琴刷上新油漆再卖的小铺老板，好心做了一个无法挽回的坏事！”

田青说：“李怀秀、李怀福姐弟唱得多好啊！但是上春节晚会怎么样呢？没听见她唱，光看见她和一大帮人乱哄哄地跳。不是说你让原生态歌手在春晚上露个面就是重视了，过去是没有来自民族民间的歌手，现在有了脸，但没有歌声！”

“中央电视台的编导和地方官员不同，他们是懂艺术的。”记者说。

“但是他们也得听上面的。”田青无奈地说。

国家的钱如何花

目前田青正忙着筹备今年春天将随总理访问日本的“守望家园”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场演出，6月份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总部大厅举办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艺术节”也由他策展并组织布展。

田青说：“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非常重视，计划从国家财政拿出比过去多得多的资金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过去有些专家说政府舍不得拿钱保护自己的传统，是傻。现在政府醒了，给钱了，傻的该是我们这些专家了：这么多钱究竟怎么花？”

田青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要活态保护，主要就是保护传承人。没钱的时候，我们觉得怎么这么多国家级的宝贝没有人管啊！但是现在有了钱，传承人的认定就成了问题。我们究竟应该把钱给到谁的手里才能保证这个钱没有白花，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传承了？全国这么大，项目这么多，我们并不一定熟悉所有的情况，主要还是基层的文化工作者在做具体的事情。

“比如给山西一笔钱，他拿着做了一台四大梆子交响演唱会，给内蒙古一笔钱，他拿着到金色大厅演了一场，你怎么办？真正在民间的传承人还没有听说呢，钱已经没有了。”

还有，只要是说国家财政给钱，地方政府什么事都敢想也能想得出来。“比如说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要国家拿钱来保护，下面给的预算能吓死人。一些传人要养活，这个项目的所在地还没有公路，要我们去保护，国家先拿钱往那里修条路。这个地方要建演出场地、发展旅游、弘扬传统，钱都是天文数字。”

“给谁合适？给多少合适？”田青摊开两手，着急又无奈。目前的情况是，518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都还没有从国家拿到钱，田青最担心的就是钱花出去了，没有收到实际效果。钱该花的都花了，遗产该消失的都消失了。

2007年6月第二个“文化遗产日”前夕要公布第一批国家认可的“传承人名单”，为此，已经有两个专家组在云南贵州潜心调查研究搞试点了，他们将为解决这一系列问题提供理论的支持。

田青说：“就说开花调的保护。难道左权县财政养不起几个民间艺人？难道让民间艺人进课堂代价很高？主要是观念不同。歌手石占明能不能到当地一所小学教民歌？但是他在当地就是没有进入课堂的机会。那些从师范学校学了简谱会在风琴上演奏几首儿歌的教师都进了小学音乐课堂，为什么石占明不能？归根结底是我们以什么态度对待自己的传统，态度扭转不了，钱越多，遗产消失得越快，因为创新的资金越充足，传统就离我们越远。”

说到动情处，田青有点义愤填膺，他说：“文化遗产的保护，说到底不是比谁的钱多，不是我们今天没有钱保护我们的遗产。依旧是没有意识到遗产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比招商引资更重要。所以，尽管我说了无数遍，但我还是不得不一再强调保护的重要性，而不是给钱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