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化”及其反动

论文 关 键 词：移民化反移民化结构—制度分析

论文内容提要：目前，关于都市新移民的研究中，市民化与本土化两个视角都比较强调现有的制度与文化对移民群体的同化以及相互间的融合，也带有比较强的 政治 色彩。而从“移民化”的视角出发，通过对上述两个视角所研究的在上海的农民工与台商两个移民群体的比较发现，如果把“移民化”理解为当地社会与移民群体之间的同化与融合，那么我们在现实中观察到的则是一种“反移民化”的现象。改革开放以来，

目前，关于都市新移民的研究当中，有两个新的视角，一个是从“市民化”的角度关注进城农民工与征地农民的权利获得（陈映芳，2003；文军等，2004；林拓，2004）；另一个是从“本土化”的角度关注台商在大陆的状况（耿曙，2002、2003；黄凯政，2004；林家煌，2004）。其中，前者更多的是从公民权的角度出发，探讨进城农民工与征地农民所应该享有的权利；后者则更多的是在海峡两岸政治结构的框架下面，探讨台商的本土化是否会导致

这样一种“结构变迁先于制度变迁，结构型塑制度”的社会变迁模式，不但使得我们的“移民化”过程表现出“反移民化”的倾向，而且会使得我们的“移民化”过程表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的特征，并在一定程度上出现社会变迁中的“锁闭”效应。诺贝尔 经济 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思在他的经典著作《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中，曾经专门论述了制度变迁过程中“路径依赖”问题。在诺思那里，正式制度的变迁由于受到更为稳定的非正式制度的制约而表现出“路径依赖”的特征。［2］在

目前，在农民工与大陆台商这两个移民群体当中，“锁闭”效应已经初见端倪。庞大的农民工移民群体以及“积重难返”的社会问题，使得我们的城市在做出任何让步的时候都表现得谨小慎微，因为城市的管理者不知道一个小小的制度修正的背后，到底会涉及多少人命运的改变；因为不清楚，一个小小的制度修正的背后，到底会带来多少相关政策的连锁反应。反过来，那些长期生活在城市中的农民工也早已从那种一步登天的幻想中解脱出来，对于城市给予他们的积极反应已经有些麻木了。对他们来讲，变为一个实实在在的城市人已经成了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与其寄希望于城市人偶尔施舍，还不如把精力更多地置于移民群体中，经营自己的社会支持 网络 。

对台商来讲，这种“锁闭”效应的一个比较明显的表现是我们开始以一种“服务”的姿态讨论“两新”组织的党建问题，其中包括 台湾 人集中居住的社区和台商的 企业 。对于这些在一定程度上由“非弱势群体”移民形成的社会结构，已经不是他们要求与当地社会进行同化和融合的问题，而是我们的正式组织和结构开始想办法如何进入他们当中。

这种“锁闭”效应可以说是目前关于移民问题进行新的制度建构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当这些外来人口已经在我们的城市结构当中逐步稳定下来、并逐渐形成自己比较独立的社会结构与制度体系的时候，且这样一种社会结构和制度体系已经以“习惯”的方式稳定地存在于移民群体的日常生活当中的时候，当地的社会结构与制度体系可能应该考虑的已经不是如何从自身的标准出发来改造他们，而是要进行自我调整，逐步把这些结构与制度纳入新的社会结构与制度体系当中。

“移民化”与新的移民模式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由于我们的城市在重新由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中经历的是一个“结构变迁先于制度变迁，结构型塑制度”的路径，因此，在农民工和台商这两个外来群体“移民化”的过程中，表现出的就不是一种与当地社会逐步同化与融合的过程，而是一个逐渐实现与当地社会“群体性共存”的过程。本文在开始部分所描述的这种“反移民化”的倾向实际上是一种新的“移民化”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面，“移民化”实际上是新的移民不断地争取与当地社会享有平等的“群体性共存”权利的过程。

当然，这样一种“群体性共存”关系，在目前的情况下还不仅仅表现为一种文化上多元共存的关系，还带有很强的社会分层的蕴涵。也就是说，新形成的移民群体与当地的社会结构之间，包括不同的新移民群体之间，已经逐渐呈现出比较明显的阶层分化的倾向。这种等级分化结构的出现，一方面表明了当地社会与移民群体之间，以及不同的移民群体之间的一种再结构化的过程；另一方面也直接体现了这些移民群体“移民化”程度的加强。

注释：

① 本文的初稿曾经于美国纽约州奥尔巴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