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地区高速城镇化背景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选择

摘要：21世纪，中国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国家，一方面经济实现了量上的高速增长，同时隐藏的经济问题逐渐凸显，“中等收入陷阱”忧虑出现，经济转型势在必行，而中国西部地区又是中国经济问题的扩大版，发展矛盾尤为突出。为解决“二元经济结构”，缩小城乡差距，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城镇化作为最根本的途径被提到了政府工作议程，高速城镇化发展计划被拟定，但质疑随之出现。

关键词：城镇化；可持续经济；博弈；西部地区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3-0146-02

一、西部地区城镇化的经济可持续发展

1.高速城镇化的经济内涵。在经济结构急需优化的大背景下，城镇化被当成解决三农问题，解决“二元经济结构”的主要途径。但是城镇化是否是经济发展的引擎，还是只是兴奋剂，能否使经济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还值得探究。经济有“不可持续”和“可持续”之分，紧紧抓住发展速度，对经济绝对量的崇拜导致了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长期横行，虽然生态面临崩溃，生存环境遭到挤压，但是人民和政府对于GDP的追求导致不可持续的经济仍然在中国西部唱着主旋律，以提高效率为基础、强调经济增长质量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长期处于被压制状态。

城镇化是“十二五”规划的一个热点问题，“农民市民化”的议题也在中国几乎每个地区的“十二五”规划中被屡次提及。作为“二元经济结构”非常明显的发展中国家，要进一步突破发展，就必须寻求新的可持续的发展之路，同时还要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的发生，结构转型是现今阶段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唯一选择，而城镇化也在经济转型的大潮流中作为一个关键切入点。本文选取西部地区作为研究对象，在分析城镇化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上更具有典型性，目前西部35%的城镇化水平相对落后全国平均水平50%，GDP从1999年占全国16.4%，迅速上升到28%左右，但是从GDP的构成分析，投资还是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特别是政府的基础设施投资占了大部分，仍属于投资拉动型经济，“城乡二元结构”也更加明显，基尼系数一直高于国际警戒线0.4以上，城乡收入两极化，而这些问题都是拉美经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

2.城镇化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的难点预测。第一，工业自主转型压力减少，结构优化进程减缓。西部工业用地和劳动力市场进一步扩大，为西部地区企业规模扩大创造了条件，充裕的劳动力也是廉价劳动力产生的最基本条件，另外，工业技术获取成本较高，管理体制需要长期的学习，粗放型经济历史悠久，创新需要资金等问题都使得企业更加偏向劳动力的投入，而淡化技术的投资，结构转型被进一步搁浅。第二，结构性失业高增，新市民成为二等公民可能性增加。“新市民”有农民转型而来，自身素质相对低，这使得“新市民”没有一技之长维持生活的概率很高。先不论企业能否创造出足够的就业机会，在现实中，就算有就业机会，但是由于双方在就业条件上的不相符，造成结构性的失业可能性极大。在失去原有务农机会又没有合适就业新机会的情况下，“新市民”很有可能给政府造成压力，可能造成生活失去基本保障。第三，消费层次偏低，影响创新热情。熊彼得认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于创新性研究，创新可以提高商品质量并推动经济增长”，高消费是刺激商品创新最主要的途径，但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人民的增收问题，农民市民化后，失去了原来的生计条件，连自产自销的条件也失去了，虽然可能会增加社会商品的消费，但是没有收入的支持，只能去进行低端商品的消费，导致的结果很可能是企业更倾向于低端商品的生产，对于新技术的追求热情更为低下，严重影响企业的创新能力。

二、相对欠发达地区对经济可持续发展道路的选择偏好

1.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道路的选择偏好。发达地区在经济发展方面相对成熟，基本已经完成了满足人类生存的物质财富积累，现在的经济发展重心主要是经济的发展质量，即更加注重经济与生态的共同发展。首先，发达地区在科学技术、管理体制以及法制建设等方面更加成熟，也更加关注人类的生活品质，不仅有生态保护的欲望同时也有生态改善的实力。其次，技术与经济的支持，发达地区在生态文明经济的发展选择上成本相对更低，环境保护的技术已经成熟，经济发展不但不再是生态的拖累更是生态保驾护航的资本。最后，从效用角度出发，发达地区在进入了经济发展的较高层次后，所消费商品和服务的结构发生了改变，可持续性的生产、消费方式已经可以大大增加社会福利，生态成为效用的衡量标准之一，人们的需求层次已经开始面向生态文明。

欠发达地区的生产力水平仍处于较低的层次，物质财富的积累并不能逃脱生存基本保障的限制，对于生态文明的需求虽然有但是并没有物质生活富足的需求更强烈，物质财富的积累，经济的快速增长仍然是首要问题。另外，这些地区，在科学技术、管理体制方面与发达地区存在巨大落差，可持续经济发展道路实行的成本会更高。而且，经济的绝对量控制政治、经济地位，生态保护的偏好必然导致经济的弱化，政治地位、市场竞争等机会成本使得欠发达地区在经济与生态相矛盾时，对不可持续经济发展道路的偏好更加强烈。

在中国目前的发展状况下，经济可持续发展可能并不是利益最大化的选择。即使是经济相对发达的东南沿海，技术和管理制度与发达国家尚有差距，实施可持续经济道路的成本明显高于发达地区；相对欠发达的西部地区，机会成本尤为明显，而且没有东南沿海资金的支持，靠自身走上可持续之路不仅需要国家全方位支持，更需要巨大的勇气。

2.模型分析。在介绍模型之前，我们必须要明确这样一个前提，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只要有一方愿意选择可持续发展之路，那么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所产生的生态效益的受益者却是双方。生态作为一个特殊的公共产品，谁是生产者成了可持续发展道路选择最初也是最主要的提前之一，这也是博弈中“智猪模型”在生态文明经济中的现实运用。

在这里我们把对是否实行可持续经济发展的参与者分为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两个集团，由于发达地区在实施成本等方面都优于欠发达地区，所以相当于在“智猪博弈”模型中的“大猪”的角色，而欠发达地区则相当于“小猪”的角色。双方集团都有选择实行可持续济发展与不实行可持续经济发展两种选择，这样就可以产生四种不同的结果：（1）两个集团都选择不实行可持续经济发展，则所有地区在这方面的净收益均为零，同时也没有这方面的成本。（2）发达地区集团单独实行可持续经济发展方式，设其成本为3，获得的收益为7，但是由于生态具有正的外部性，发达地区不能占有全部收益，设其中发达地区得到4单位，最终得到净收益为1单位（4减3）；其余的3单位作为外部效应扩散给了欠发达地区，由于欠发达地区没有成本，3单位是净收益。（3）如果欠发达地区单独实行可持续经济发展方式，则设其成本为6（由于欠发达地区自身的弱势，其成本比发达地区要高），全部收益为7，其中欠发达地区也获得收益4，但是净收益为-2（4减6）；其余的3单位扩散给发达地区，为其净收益。（4）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同时采取可持续经济发展方式，设其取得总收益12，成本为7，则两个集团各分净收益2.5。以上结果我们可以使用一个博弈的战略式表述：

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方式选择

通过上述博弈模型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处于相对弱势的欠发达地区，以自身效益为唯一出发点时，针对发达地区所作的任何选择，不实行可持续经济发展方式是有利的。在发达地区实行可持续经济发展方式时，欠发达地区选择坐观其成的效益是3，这时欠发达地区如果选择实行可持续经济发展方式，效益就下降到2.5，这是不明智的；同样，在发达地区不实行可持续经济发展方式时，欠发达地区如果单独实行可持续经济发展方式，效益将会是-2，这也是不合理的，这也从理论层面解释了西部地区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机会成本巨大，看似科学的选择，在利益层面出发则是不合理的。

三、城镇化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对立统一

“用工荒”不断出现，“二元经济结构”在经济的发展中已经出现了必须转型的关键时期，加快城镇化应时而生，是中国在化解“农民工”尴尬身份和城乡差距问题时做出了最重要措施之一。

城镇化加快了农民的进程速度，某一层次上缓解了企业“用工荒”的忧虑，回避了劳动力成本带来的压力，使粗放型的经济转型压力减缓。另外，过度、高速城镇化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新市民”的生活保障加重了社会负担，对中国社会、经济都是一大挑战。再者，高速城镇化，也是对农业生产的打压，农业作为基础产业对其他产业的支撑力量是不能放松的，否则经济将面临崩盘。

高速工业化、经济高速化，这都是中国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首创，过亿农民工进程也是中国“隐性城镇化”的表现，中国经济的腾飞离不开“隐性城镇化”中的万万劳动力。高速城镇化从某一方面来说，就是把“隐性城镇化”显性。“人口红利”的消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中国依赖廉价劳动力提升市场竞争力的措施不是长久之计，城镇化给予了八亿农民最渴望的公平待遇，可能是实现“富民”的最好途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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