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篇:重视公众声音 拓建参与渠道

尚千琳　整理

贸易政策公共参与在中国还是一个新生事物，我们对它的认识刚刚开始。为了更透彻地体会，我们收集了几位专家的看法，有来自工作的细致体会，也有来自国际的开阔视野，也许能让我们有所领悟。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沈伯明：贸易政策公共参与的中国现状

我国目前贸易政策公共参与状况，首先是制度性保障不足，企业和公民参政议政及法制意识不强。其次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有的未建立行业协会，已有工会、行业协会等非政府组织的半官方性质，发育不全或产业组织代表性不广泛，职能没有充分发挥。再次，参与渠道的缺乏，公布法律草案不全或太晚以及受法规反映部门利益的影响都限制了公众的参与。

而我们今天在谈的公共参与，究竟是参与什么，我认为有几个方面：

1．参与制订国家和地方性的贸易发展规划；

2．参与制订国家和地方性的贸易政策、法规；

3．参与双边或区域性贸易协议的讨论；

4．参与我国在WTO中的多边贸易协议的讨论；

5．参与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贸易政策的审议；

6．参与协调贸易政策的应用；

7．参与贸易争端的处理；

立法规划 起草 提案 审议 法案表决 公布到执行各个不同的阶段，都需要公众的参与。我们可以通过酝酿提出法律提案 对草案提出书面意见 政策咨询会 座谈会 听证会，或者发表调研报告或科研成果等等真正地参与进来。

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副司长史苗苗：商务部推动贸易政策公共参与

贸易政策参与在发达国家参与国际贸易谈判中已经被广泛重视并形成一种特殊机制。作为负责多边谈判的窗口，商务部十分重视地方、行业协会和商会的作用，努力提高政府决策的透明度。中国加入WTO之后，与所有成员一样是平等的，有权利参与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中国在为其他国家开放市场同时，也进一步要求他们开放市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非常迫切想了解企业和地方的要求，鼓励积极参与，通过不同形式吸收各方面意见。为使公众了解谈判进展和其他WTO成员贸易政策信息，加入WTO以后，商务部成立了中国政府世贸组织通报咨询局，建立了国家级的贸易政策咨询点，创建WTO和自贸区咨询网站，还有商务部主管的WTO经济导刊杂志，我们还通过举办不同层次、不同议题的培训班为地方和企业普及WTO知识，提高他们的专业水平。

这次广东省WTO事务咨询服务中心和英国联邦教育和研究基金会联合执行的“贸易政策公共参与”项目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为支持广东省“后过渡期”综合性应对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希望能够不断地扩大项目成果和影响，为其他省市起到示范作用。

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Julius Sen博士：印度的政策参与现状

最近，总书记出访印度，又引起各界对中印两国全方位的比较，而印度从1945年加入关贸总协定，1995年加入世贸组织，她的经验和教训对中国是非常重要的。

在乌拉圭回合中，印度政府几乎没有对商业协会、非政府组织、智库和学术界以及邦政府进行政策咨询。但是，印度现在开始采用一种结构更严密的政策咨询模式，包括与贸易协会、非政府组织、工会思想库和议会组织等进行的一系列讨论。此外，中央政府的各个部门也与重要的利益相关者进行协商，一些邦政府也建立了类似的政策咨询程序。

印度还成立了国际贸易国家咨询委员会及多个工作组提供长期咨询服务，这是一个由利益集团组成的跨部门的机构。这种以双向互动方式进行的政策咨询过程可以说是非常全面的。政府向公众收集建议和信息，并且也及时联系利益相关者使其了解在日内瓦和其他地方进行的谈判的主要进展。

但是，印度的贸易政策咨询战略缺乏总体目标和对其在多边体系中的诉求的全面洞察力，这也许是因为印度国内不具备基于非歧视原则的自由贸易政策。在谈判开始之前，印度没有事先预备好可以采取的合理对称让步(特别是在农业和服务业)，也没有为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好的市场准入机会，这样的谈判策略对于一个希望在发展中国家充当领导者的国家来说是不太理想的。印度其实需要更强的政治领导力来改变其行动的方式，但是议会中多数派处于分裂的势态，加上印度宪法规定诸邦政府有很大的权力使这样的愿望更加难以实现。

印度的政策制定过程需要更好地通报其谈判策略会对经济、就业和环境等产生怎样的影响。这必须经过长期的研究和分析。而且印度政府仍需要建立一个体制来理顺国内经济政策与其多边贸易承诺的关系。

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张向晨：我们努力建立这样一个渠道和机制

政府作为贸易谈判的代表应当是企业的代言人，是为企业服务的。广大的企业、行业是最了解自己应该要求什么、在谈判中自己的利益是什么的，政府需要做的是通过广泛的征求行业、企业的意见，从而做出一些平衡、一些判断，最后确定我们在谈判中的立场，然后在谈判中积极地争取，争取了以后再及时地和行业代表、企业代表反馈，跟踪谈判的结果是不是和之前我们判断的一样、是不是获得了我们应该获得的收益避免了我们可能的损失。所以公共参与在制定对外贸易政策方面是非常重要的。

过去由于体制、机制的限制，我们在这方面是比较欠缺的。现在情况不同了，一方面是我国大力推动政务公开、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和谐社会，有了提高贸易谈判透明度的环境。另一方面，当前我国参与的双边和多边贸易谈判是双向的市场准入谈判，我国有进攻利益，有参与国际贸易规则制定的权利，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我们世贸组织成员的地位给予了我们这样的机会，提高谈判透明度符合我们的利益。过去我们这个渠道是不畅通的，或者没有一个健康的机制，但现在我们努力建立这样一个渠道和机制。

对于政府部门来说，有很强烈的意愿和行业代表、企业代表进行沟通和交流。现在有些地方、有些政府的部门、有些中介的机构已经作出了很好的探索，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些都可以使我们在这方面做得更好。行业协会、企业协会作为企业的代表，应该在这个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应该主动影响政府。我们作为贸易谈判的代表，需要在了解企业的需求之后做出一个平衡。如果听不到企业的声音，那我们就很难在谈判里面去代表他们合理的利益。

在美国如果一个企业有一到两万人的规模，一定会有一两个人专门对WTO自由贸易谈判进行跟踪，其他的中小企业、规模较小的企业会依赖行业协会去对政府施加影响，这样一种机制保证了各个企业对谈判的影响力。

我认为在当前的中国，在已经初步建立起市场经济这样一个历史阶段，行业协会、商会应当在公共决策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这是一个为企业服务的更广阔、更重要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