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可夫,延安的“高尔基”

1938年4月10日，由、、林伯渠等人发起的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正式成立，沙可夫任副院长兼教务长。

时过72年，沙可夫的大女儿陈汉丽回忆说：1961年春节，父亲回乡参加我的婚礼，偶然说起鲁艺，他说，当年的鲁艺院长不是暂缺的，而是一直由兼任。这跟瑞金时期的苏维埃大学一样，沙可夫做副校长，兼校长。(编者注：关于鲁艺成立初的院长一职，史学界尚无定论)。十分重视沙可夫的艺术才能，曾称他是“延安的高尔基”。

将徐特立断指明志的故事搬上舞台

1932年4月，沙可夫来到“红都”瑞金。五个月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党组织决定，沙可夫结束潜伏养伤，去中央苏区工作。

到达叶坪，沙可夫见到了革命老人徐特立。徐特立任中央政府教育部代部长，沙可夫任副部长。

“您过去是的老师，今天是我的老师了。”一见面，沙可夫真诚地说。六年前他听说了徐特立42岁远赴法国勤工俭学的故事以后，也决然地登上了一艘远航海轮去巴黎留学。

“听说你也是留学法国的，还去了苏联?真的吗?”徐老问。

“我23岁去巴黎，学习音乐，入了党，第二年受组织派遣去苏联，进人中山大学学习。”沙可夫说：　“苏联老师给我取名亚历山大・阿列克赛・沙可夫。”

“好啊!你的中文名就叫沙可夫吧。”徐老说：“在国外我们是同学，在这儿我们是战友了!”

沙可夫原名陈维敏，浙江海宁人。1931年秋，沙可夫回国抵沪时被捕入狱。皮鞭、辣椒水、烙铁、老虎凳等酷刑之下，他宁死不屈，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后经组织和家庭通力营救，才得以保释出狱，在家潜伏了几个月。旧名不能用了，他听了徐老一句话，干脆就叫“沙可夫”了。

两人朝夕相处，一道工作生活，56岁的徐特立像父亲般关怀着年轻的沙可夫。听说徐老在“四一二”大屠杀后毅然加入共产党，并且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沙可夫对他更加崇敬了。

不久，沙可夫担任中华苏维埃大学副校长(校长由兼)，创建了高尔基戏剧学校，培养文艺活动和戏剧运动的骨干。学校设在离叶坪十几里的赖屋村，沙可夫经常步行回叶坪向徐特立讨教艺术教育的方法。

沙可夫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戏剧创作。在撰写《我――红军》剧本时，他听说了徐特立一则“断指明志”的故事：辛亥革命前夕的一天，徐特立在长沙修业学校向师生员工作时事报告。讲到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野蛮侵略，讲到软弱无能的清政府不能保护和人民，讲到中国的老百姓被欺侮、被屠杀……激昂悲愤之时，他拍案捶胸，声泪俱下。忽然，他猛地一个转身，跑到厨房取来一把菜刀，当着师生们的面，“砰”的一声砍断了左手一节手指，顿时鲜血淋漓，溅染衣衫。接着，他用断指在白纸上写下八个血字：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徐特立的断指壮举，让沙可夫体会到了这位老人最可贵的品质。于是，他将这一隋节移植到了剧中一名红军战士的身上。七幕话剧《我――红军》上演后，红区的青年人热血沸腾，踊跃报名参加红军。

由于狱中受刑的伤病未愈，加上过度劳累，1933年9月，沙可夫病倒了。一天上午，一名女同志给沙可夫送来一篮鸡蛋，说是组织上给他的营养品。沙可夫不肯收，诚恳地说：“你拿回去，送给体弱多病的同志吃。”下午，这个女同志提着装鸡蛋的篮子又来了，沙可夫还是不收。这位女同志带着劝解的口气说：“你~-q,-病号，g,N吃点有营养的食品，这是徐老的决定。”沙可夫恍然大悟，这篮鸡蛋原来是苏区政府给徐老的“老人补贴”。　那位女同志以为完成了任务，欢欢喜喜地跑回去了。可是，沙可夫收下鸡蛋，却一个也没吃，几天后，他让人送还给了徐老，作为他提早送的生日贺礼。

沙可夫病情不见好转，中央决定将他送到上海去治疗。1933年岁末清晨，昨夜已经告别过的徐特立又赶来送行。他扶着病弱的沙可夫上马，小心地牵着马缓缓走上山路。一路上两人娓娓而谈，谁也不愿意马上分别。从清晨到下午，一直送到苏区的边境，沙可夫才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徐特立，告别了令他留恋的根据地。

为鲁迅的《译文》翻译俄文小说

1936年3月，由鲁迅先生创办的、在文化围剿中被迫停刊的左联刊物《译文》，又在上海悄悄复刊。

从火热的苏区一下子回到了国统区上海，苦闷中沙可夫拿起了笔，开始翻译进步的文学作品和文艺理论文章。

他以“克夫”为笔名，在《译文》上不断发表译文，普希金的《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和莫里哀的《伪善者》，还有多篇高尔基的小说。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在《译文》发表了20多篇译作，他成为30年代《译文》杂志的主要译者之一。

一天，《译文》主编黄源去鲁迅家递送新出的《译文》，鲁迅翻看封面和目录，微笑着说：“这本与世无争的小小的期刊，现在热闹起来，内容很丰富。”说着抬起头来，问：“这个新译者克夫，他译了好多好文章，他是什么人?这期又有他的，插图也配得很好。”

黄源回答：“他是吴朗西(文化生活出版社社长)介绍给我的。他曾在法国留学，后来大概到过苏联，通英、法、俄三国文字，我到过他的住所，房里墙上还挂着小提琴。从译文也可看出他的艺术素养较广。他第一次和我会面就表示敬佩先生，并赞赏我帮你编的《译文》。他是浙江海宁人，家里的信由我转，肯定是地下工作者，我不多问，交稿都约在饮食店里。”

鲁迅先生接着说：　“这样的译者，我们是欢迎的。”

此后，黄源曾多次转达鲁迅先生对沙可夫的关心和问候。沙可夫渴望能有与鲁迅相见和求教的机会，但身处地下斗争的险恶环境中，他终未如愿。

1989年，黄源到海宁参加文化活动，激动地说：　“海宁还出了一个沙可夫，他是一个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的人物，我以他为老战友而自豪。”

创作的《血祭上海》引出鲁艺的创立

1937年10月，全民抗战已经开始，沙可夫奉命来到了革命根据地延安，担任中央艺术局局长，和左明一道筹建陕北公学艺术班。

为纪念广州起义十周年，短短十天，他创作了大型活报剧《广州暴动》。12月11日纪念日当天演出，沙可夫亲自扮演剧中主角张太雷，引吭高歌，那动听的男中音引来如雷的掌声。

为纪念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六周年，延安文艺界调集了六七十人，继公演《广州暴动》后，仅在两周时间内，又集体突击创作四幕大型话剧《血祭上海》，剧本仍由沙可夫执笔。“一・二八”事变时，沙可夫正在上海治病，亲身经历了淞沪抗战，那些可歌可泣的事迹使他记忆犹新。剧中，沙可夫歌颂了拒绝为日军运送军火而将汽车开入黄浦江的英雄司机胡阿毛，还表现了社会各阶层群众奋起联合抗战的事迹，也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爱国

心。人物形象真实感人，整台戏洋溢着爱国激情。

1938年1月底，《血祭上海》在中央大礼堂连演10天，、徐特立一同观看。不久，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召开座谈会，总绪讨论《血祭上海》演出得失。会间，有人提议，这个演出团体来自五湖四海，聚集起来不容易，最好以此为基础，在延安创办一个艺术学校。这一提议得到中央的赞同，说，这个艺术学校应以鲁迅的名字命名。

一周后，由沙可夫主持起草的《鲁迅艺术学院创立缘起》正式公布，发起人为、、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周扬等七人。沙可夫为《鲁迅艺术学院院歌》作词：　“我们是艺术工作者，我们是抗日的战士，用艺术做我们的武器，踏着鲁迅开辟的道路，为建立新的抗战艺术，继承革命传统努力不懈……”

4月10日，鲁迅艺术学院正式成立，出席成立大会并讲话，说他也是鲁艺的“工作人员”；后来，他还为鲁艺题写了校训：“紧张、严肃、刻苦、虚心”。

起初，鲁艺在延安北门外云梯山麓的文庙台上课。很多鲁艺学生，第一次认识沙可夫是在入学后的联欢会上。作为副院长，沙可夫总要上台表演节目。他最擅长的就是《伏尔加船夫曲》。在低沉浑厚的歌声中，大家看到了这个中等身材、戴着一副眼镜、略显严肃的长者。

如今86岁的著名歌唱家王昆，当年是鲁艺戏剧音乐系的学生。有一次，小姑娘王昆负责站岗，她拿着枪觉得自己很威风，可是有人经过她身边时都冲着她笑，王昆莫名其妙。后来沙可夫经过的时候，看见她也微笑起来。他走到王昆身边说：“小同志，你拿枪拿错了。”王昆一看，原来自己把枪栓那边冲里面了。沙可夫笑着说：　“你这样子拿枪，扳机朝上，如果有情况，你怎么能立即举枪瞄准呢?”说着给王昆纠正了拿枪的方法，而且把怎样扛枪、怎样瞄准的正确姿势都给她讲了一遍。

王昆那时候学俄文发音中的卷舌音，总是“卷”不上来，心里想放弃。沙可夫对她说，你就只管练，一定会练好的。王昆因而下定决心，刻苦练习，果然练出了一口好俄语，而且受到外国老师的表扬。

在文艺理论课上，沙可夫讲美学中的“风格”，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告诉学生，“风格”就是“味”，写一篇文章，必须要有“味道”，没有就不好看；扩展到其他领域，比如唱歌、舞蹈，都应该有自己的“味”。从那时候起，王昆在艺术创造中努力追求这种“味”。不久，延安掀起新歌剧运动，王昆在新歌剧《白毛女》中饰演喜儿，并演出秧歌剧《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

1938年10月，沙可夫在延安纪念鲁迅逝世二周年大会上作演讲，称鲁迅是“中国的高尔基”。

为庆祝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沙可夫写出了多幕剧《团圆》。这出戏以“七七事变”为背景，通过江南一个中产家庭悲欢离合的故事，反映中华民族同仇敌忾共同抗日的精神，表现了革命统一战线的强大力量。剧中，扮演“大小姐”的孙维世是副主席的养女。是从上海到延安的电影明星，大小姐的名气由此在延安传开。

12月，到鲁艺为学员们作六届六中全会传达报告，看到鲁艺一片兴旺团结的景象，挥毫题词“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这无疑是对鲁艺也是对沙可夫工作的充分肯定和赞扬。

促成《黄河大合唱》的创作

1938年9月，正在武汉的冼星海收到一封延安来信，信封上写道：“聘书一件致冼星海同志”，落款是：“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他急忙抽出聘书，只见上面用一手工整的隶书写道：“冼星海同志：兹聘请你担任本院音乐系教授。此致，民族解放敬礼。院长沙可夫。”　 信的正文，先是延安鲁艺的简要介绍，接着是邀请冼星海来延安教学的说词，落款处除沙可夫的署名外，还有音乐系全体师生三四十个人的亲笔签名。此刻的冼星海，仿佛看到三四十张热情的面孔，他的心儿早已飞到了延安。 　 初到鲁艺，冼星海和光未然(张光年)共同创作了《生产大合唱》。演出后，沙可夫对冼星海说：　“大合唱歌颂南泥湾，太好了!你们可否写一首新的大合唱，歌颂全国人民投人抗日战争的形势，唱出大气魄来，行吗?” 　 次年3月，光未然在晋西游击区坠马受伤，到延安诊治，冼星海探望时提议再来一次合作。光未然便把两次渡黄河及在黄河边上行军时写的一些诗，躺在病床上口授，由人笔录，改写成大合唱的歌词。当晚请来冼星海，开了个小小的朗诵会。星海听后站起来说：　“我有把握把它写好!”

3月31日，经过六天六夜的奋战，冼星海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创作。

5月11日，鲁艺举行周年纪念第一次音乐会，正式公演《黄河大合唱》。歌声时而呜咽，如泣如诉，最后直感到黄河之水天上来，波浪万丈汹涌……合唱团一百余人，伴有乐队，演得很有气魄。

看完演出，很感动地说了几声好。两三天后，向沙可夫索要《黄河大合唱》的歌曲，不时在窑洞里哼上几句。

7月8日，副主席从重庆回来，鲁艺举行了一场欢迎晚会，又一次演出了《黄河大合唱》，陪再一次观看。演出结束，周副主席亲笔为鲁艺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还给鲁艺送来了一架钢琴，这是大后方一位爱国民主人士赠送给他的。

1939年8月，鲁艺迁至东郊的桥儿沟。校舍利用了原西班牙神甫修建的一座教堂和周围的一些窑洞。

鲁艺成立后，沙可夫着力于戏剧改革，组建了既演话剧和歌剧、也演京剧和曲艺的第一个实验剧团。第一出京剧现代戏《松花江上》是王震之以传统戏《打渔杀家》为模子改编的，内容反映东北松花江上渔民的抗日反汉奸斗争。剧中，赵瑞由阿甲(原名符律衡，美术系学员)扮演，赵女由(女生生活指导员)扮演，崔嵬则扮演汉奸团总。

和朱总司令都爱看京剧，鲁艺经常演出京剧现代戏，中央决定拨款两千元给鲁艺购买“戏箱”。那两千元是、、董必武、邓颖超等领导人担任统治区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所得车马费上缴中央的。有了钱，沙可夫派阿甲去西安买到了一副“戏箱”。虽然所需的服装、道具还缺很多，但是一般的古代戏也能勉强演出了。

一次看完戏，跟聊起戏剧创新，大加赞赏说：“沙可夫这个人，我说他也是延安的高尔基么。”

1943年3月，鲁艺合并到延安大学，成为延安大学的一个学院――鲁迅艺术文学院。由周扬兼任院长，沙可夫任副院长。1945年11月，周扬率鲁艺离开延安，到达河北张家口，延安鲁艺工作到此结束。 　 从1938年3月至1945年儿月，鲁艺共开办了文学系四届，戏剧、音乐、美术系各五届，共毕业学员685人，后来名满天下的郑律成、刘炽、王昆、贺敬之、于蓝等作家、艺术家均是鲁艺学员。鲁艺在革命历史上发挥了巨大作用并对中国现代文化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称为“新文艺圣殿”。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沙可夫曾任文化部办公厅主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1953年，沙可夫担任中央戏剧学院第一副院长、党委书记，该学院是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的基础上建成的。沙可夫在当日日记中写道：“我又回到艺术教育的岗位，回到鲁艺，虽然胡同里的中戏跟窑洞里的鲁艺不尽相同，但教学目标是一样的……”其间，他两次访问苏联，拜谒高尔基故居和墓地。

1961年9月1日，沙可夫在青岛病逝，年仅58岁。

主持公祭的元帅给予沙可夫高度评价：　“沙可夫是我国无产阶级文艺的开拓者和领导者，他是高举红色旗帜的人，一面鲁迅先生的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