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苏联“飞虎队”

他们金发碧眼，他们讲俄语，他们比陈纳德的“飞虎队”更早地来到中国，他们为保卫中国与日本浴血长空，他们中有２００多人永远留在了中国广袤的土地上，他们不被大多数中国人所知……为了忘却的纪念，我们为您揭开苏联航空志愿队援华作战那段尘封数十年的历史。

一个闷热的日子，一位老人，一段尘封多年的历史。

“国家只提供这一间房，很多活动都是拿自己的工资来搞的”。作为俄罗斯老战士委员会中国组负责人，伊万诺夫不大的办公室到处堆着书籍或纸张。简陋的房间连个电风扇都没有，几个小时采访下来，我的衬衫已经背后湿透。

穿着长袖衬衫打着领带的老人却并没有注意到难熬的天气，８２岁的老人，说起６０多年前苏联空军援华抗日的往事，宛如目见。

“蒋廷黻的一纸谏言让注意到苏联这个潜在的盟友……”

墙上挂的大幅地图，无言地说明着主人的经历―――１９３７～１９４１苏联航空志愿队作战图。地图上的主体，在我看来再熟悉不过了，那是一张硕大的中国地图。

一根粗粗的红线从苏联直指中国境内的兰州，６６年前，苏联空军志愿队就是沿着这条线来到中国。当时，的空军已经打光了。

１９３７年，日本已自行生产了１５００多架军用飞机，包括多种型号的轰炸机、战斗机以及侦察机。相比之下，羸弱的中国空军经过几个月的战斗，到了１１月初，剩下的飞机不到３６架。只能用“拆东墙补西墙”的方法组装一些飞机。

眼看中国空军将全军覆没，政府开始寻求外援。当时太平洋战争还未爆发，美国无心介入，只能将目光投向苏联。早在１９３４年，就派蒋廷黻秘密访苏。“七・七事变”前，蒋廷黻曾专门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文章，批评的对苏政策，认为不应同时与苏、日两个邻国为敌，建议联苏抗日。但始终对美英调停抱有幻想，没有最后定夺。直到走投无路，南京政府才下了最后决心―――８月２０日，电令已时任驻苏大使的蒋廷黻，要他迅速接洽苏联政府，急购２００架驱逐机和１００架轰炸机。第二天，《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苏联对中国抗战正面战场的援助正式展开。

“撞也要把他撞下来……”

苏联不仅派来飞机，还有人。

战斗机驾驶员安东・古边科就是其中之一。１９３８年５月３０日，９架日本轰炸机出现在汉口机场上空，苏军立即起飞迎敌。随着两架日机冒着浓浓黑烟栽向地面，又来了近百架日机试图掩护剩下的轰炸机返航。但逃跑途中仍有１４架日机被击落。苏军飞机只损失了２架。

打扫战场时大家忽然发现少了安东・古边科。正当四处搜寻时，远处的地平线上忽然出现了一个小黑点，那是安东的飞机。当它在一片欢呼声中摇摇晃晃地降落后，战友们惊奇地发现机身正前端好像少了一块东西，显然是由机撞击造成的。奇迹般地，安东从容走出机舱，脱下尚未打开的降落伞，绕着飞机巡视了一周，然后才讲述他死里逃生的经历。

原来日军来袭时，安东匆忙驾起一架飞机，但升空后发现，机上仅有一架机枪。击落一架飞机后，当他准备继续射击另一架敌机时，才发现子弹已经全部用完了。

固执的安东不愿意就这么白白地放走敌人。“我紧紧地跟着这个日本人，然后瞅准时机用转动着的螺旋桨砍打它的机翼。”在一声巨大的金属撞击声后，日机一边机翼飞了出去，机身立刻侧翻、栽向地面。安东飞机的螺旋桨也严重变形。不过他发现飞机居然还能勉强滑翔，于是放弃了弃机的打算。

就这样，安东硬是“飘”回了基地。

不久，日本飞行员的尸体在一个小湖旁被发现。年轻的苏联人就这样完成了第一次撞机的尝试，他因此被授予了“苏联英雄”的光荣称号。在整个苏军援华期间，只有１４人获得过这样的荣耀。

像安东・古边科这样来华参战的苏联小伙子还有１０９０人，包括多名经历过西班牙战火洗礼的作战英雄。１９３７年１１月底首批飞行员到中国后，就直接投入了南京的战斗，直到１２月１２日被迫飞离南京。尽管日军数倍于己，他们却总是主动出击。南京的不屈不挠，奠定了他们未来４年战斗的基调。

黄莺、燕子、喀秋莎

在那张硕大的“远征图”上，标着无数个轰炸、空战地点，南京、徐州、南昌、武汉、广州、兰州，甚至南部边陲昆仑关，志愿队出现在几乎所有的正面战场。尽管他们骁勇善战，但在地面战起决定性作用的时代，空中的胜利很难扭转大局。随着战略重镇不断被攻陷，且战且退成了苏联飞行员的宿命，从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兰州、从南昌到重庆……

但苏联人是不认命的，他们确实有这样的资本。当时在中国作战的伊－１５、伊－１６，是苏军的一线装备，伊－１５ 比较灵活，便于水平作战，被苏联人称做“黄莺”。伊－１６则因速度快、便于垂直作战和追击，而被叫做“燕子”。“黄莺”和“燕子”高低搭配，往往以少胜多，为中国空军掌握１９３７～１９４０年间的战场制空权做出了很大贡献。还有一种被苏联人称为“喀秋莎”的ＣＢ轰炸机，速度比同时代的日本九六式战斗机还要快。

装备和勇气，成就了苏联飞行员的一次壮举。

１９３８年２月２３日，苏联红军节，志愿队决定长途奔袭日本在台空军基地。当时台湾是日本空军的一个主要基地，松山机场上停着大批战机。指挥官留恰哥夫决定派出两批轰炸机队：一队是驻在南昌的中苏混合编队轰炸机队，１２架飞机；另一队是驻汉口由波留宁率领的苏联空军志愿队轰炸机队，２８架飞机。

当天早晨，两队分别出发。由于领航员计算偏差，南昌起飞的机队没能到达台湾。波留宁大队由于航程远，不得不用５５００米高空直线飞行来节省燃料。从汉口到台北，飞行员们一直忍受着高空缺氧的折磨。

到达台北时，云层中出现“天窗”，苏军迅速钻出云层投弹，机场陷入火海。日本人根本没料到竟有人能够袭击台湾，毫无戒备，战斗机和高射炮都成了“哑巴”。

此次轰炸，苏军共投掷了２８０枚炸弹，炸毁敌机１２架，营房１０栋，机库３座，还焚毁了可供３年使用的航空燃油及其它装备，松山机场完全瘫痪，一个多月不能使用。

第二天晚上，宋美龄以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的名义设宴为全体参战人员庆功。她在祝酒辞中说，这次袭击已经在国际上引起很大反响，日本当局已将台湾行政长官罢免，并将松山基地司令官撤职，交法庭审判。

“来华助战洋人，军民一体救护”

在异乡作战，最大的不便源于文化和语言的隔膜。苏联航空志愿队来华作战初期，曾发生过跳伞的飞行员被当地的民众误认作日本人而加以围殴的事件。为了避免类似的误会，政府为他们制作了蓝色的袖章，上写“来华助战洋人，军民一体救护”。

１９３８年初，波留宁的飞机在一次战斗返航中出现故障，不得不降落在一片芦苇里。全体机组人员看着这片陌生的地区，忧心忡忡。

不久，３００多个中国人小心翼翼地朝他们走来。波留宁赶紧用手指着绣在他制服上的蓝布条，这些中国人端详了一会儿，突然都露出了笑容。

语言不通，机组人员就通过画图指导村民们把重达７吨的飞机从沼泽地里拖了出来，中国人硬是用人力把飞机移到江边，抬上一条小火轮，一位老船长痛快地答应把飞机运到汉口。

随后，几位“洋人”被安排到一个小餐馆吃了顿安逸的便餐，有蒸肉、花生米和各种陌生的蔬菜。饭后在一个安静的村舍里美美地睡了一觉。他们这才知道身在芜湖，事后回忆里，这里更像是一个战时疗养所。

护送他们去汉口的中国小伙子带足了面饼，还特意带上了茶水。性格开朗的他一路上时而做着手势讲故事，时而用口哨吹出动听的中国民歌。两天后，飞行员们安全回到了汉口基地。不久，飞机也运回了。

听着这段往事，我的目光无意中落到老人身后那幅“中苏人民友谊万古长青”的条幅上，忽然另有一番感触，不禁插话询问。原来书者任栋梁的父亲任辅臣曾在苏联国内战争时期率领中国团与白军英勇战斗，最终壮烈牺牲。五年前，伊万诺夫还曾陪同他祭拜了父亲的墓地。卫国战争前，苏联人到中国来帮助抗日；卫国战争后，中国人远赴他乡帮助抗德―――除了“中苏人民友谊万古长青”，我一时竟想不出什么更好的话来表达这一份感动。

一次，几个苏联飞行员乘坐一辆敞篷汽车行驶在汉口大街上，一群女大学生发现了他们，其中一个女生突然大声呼喊：“塔瓦里希！”（俄语同志的意思―――编者注），苏联飞行员也大声回答：“塔瓦里希！”

“塔瓦里希”走了

在充分领教了苏制飞机的优越性能后，日本人有针对性地研制出新一代的零式战斗机，几次较量后，空战的主动权再一次向日军偏移。

１９４１年６月苏德战争爆发，由于国内吃紧，苏联对华军事援助规模逐步缩小，苏联空军志愿队也陆续回国。至１０月，苏联对华物资和人员援助基本停止。塔瓦里希们就这样告别了中国。

从１９３７年到１９４１年，苏联总共派遣３６６５人参加中国抗战，包括１０９１名飞行员。他们带来的飞机，据不完全统计，共有１２５０架，其中包括５６１只“黄莺”和“燕子”，２２２架轰炸机（大部分为“喀秋莎”），以及１００架教练机。

４年中，日军损失飞机９８６架，战舰１００多艘，包括一艘航空母舰和一艘巡洋舰，日军王牌飞行员中的“四大天王”三位被击落。当然，志愿队也献出了２１１条生命。

塔瓦里希虽然走了，但飞行员留下的所有军事设备中方已能完全掌握，并能继续给日军造成一定威慑。不过，制空形势已大不如前，直到陈纳德率领“飞虎队”来华，当然，那都已经是后话了。

伊万诺夫老人似乎对我拿苏联空军志愿队和美国飞虎队相提并论颇不以为然。现在他们的“俱乐部”里已经没有苏联空军志愿队的成员了，老人说，三个月前，最后一位援华飞行员费多罗夫去世了。

一路走好，“塔瓦里希”。

（李贞刚荐自《国际先驱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