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国税收增长率变动的经济因素分析

摘 要：近年来，中国税收呈现高增长态势。税收增长率远超经济增长率，税收高速增长以及税收结构不合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消费增长。然而，影响税收增长率变动的经济因素是多元的，主要受到经济增长水平、价格水平等影响。实证分析表明，经济波动决定税收增长率的变动，经济波动与税收增长率变动存在长期均衡变动关系，价格对税收增长率也有较大影响。

关键词：税收增长率；价格；经济增长率

中图分类号：F810.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8）07－0015-05

一、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特别是自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中国宏观税负水平呈长期上升之势，税收收入增势明显，且远远超过同期经济增长速度，国内学者在探索税收增长率原因方面做了不少努力，他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的方式，对此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但是大多数学者认为税收增长率保持增速的原因主要是近几年来国内生产总值（GDP）保持了较高的增长率。现将国内不同学者观点归纳如下：樊丽明、张斌（2000）认为在反映经济增长的实际GDP增量中，可税GDP的比重是决定税收收入增量的首要因素。原铁忠（2005）指出在税收增长因素中非经济增长因素占了很大比重，剔除非经济因素，税收增长与经济总量增长基本保持同步。贾康、刘尚希（2002）通过分析发现，当前税收的快速增长，是许多临时性因素的作用，并不代表长期趋势。若去掉这些临时性因素，税收增长和经济增长是大体合适的。曾国安、胡晶晶（2006）考察了不同税种与GDP的协调增长关系，提出税收收入的增长应该服从于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如果税收收入的增长最终导致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税收收入的增长就是合理的。安体富（2002）认为税收与经济的增长本质上是协调的，由于税收征管、税制政策、税款“虚增”等其他因素的扰动，使得两者失去了协调性，考虑到这些非经济性因素对税收增长率的影响，他建议中国应该适当减税，其目的是为了提高中国企业的投资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其手段是通过改革和完善现行税制来实现。曾康华（2006）通过对中国1978-2005年税收变动的实证分析得出结论，非经济因素对税收收入的变动起较大作用，同时税收收入增长率的变动自始至终围绕GDP增长率的波动进行。王琦（2006）通过对流转税与经济增长之间长期关系的协整检验得出结论，流转税增长与经济增长是协调的，但税收超经济增长有可能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负面效应，因此必须改革现行税制结构。胡怡建（2006）则通过对时间序列模型的实证分析得出与上述观点截然相反的结论：1978-2006年期间，经济增长率对税收增长率的解释力度比较小，税收增速的调整依赖于税收政策的调整和前一期税收增长对下一期税收增长所形成的预期。

以上对于中国税收收入增长的研究，从不同角度对中国税收增长的原因作出了解释，同时还指出了如何保证税收稳步增长。但是综观这些研究，尚需进一步深入探讨影响税收增长的因素。一方面现有的研究仅仅基于纯理论的角度，或者即便运用了某种技术分析，也只是在选取多种影响因素的情况下对税收增长状况进行概述。另一方面，很少有学者对税收增长率这一概念进行专门研究，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中，影响税收增长率的因素越来越复杂。本文基于以上两方面，在理论基础上采用实证分析法，对影响税收增长率的经济因素所产生的效应进行深入探索。

二、税收增长率与经济因素之间的动态关系

（一）税收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的关系

在经济因素内涵的界定上，比较有影响力的观点是：经济因素应该包括GDP规模、产业结构以及经济效益等因素①。这里所说的影响税收增长率的经济因素，主要是指国内生产总值（GDP）变动率对税收收入的影响，并以樊丽明、张斌的观点为基础，分析可税GDP变动率对税收增长率的影响程度以及这种效应所带来的最终结果。可税GDP是指可以作为税收课税对象的GDP组成部分。在反映经济增长的实际GDP增量中，可税GDP的比重是决定税收收入增量的首要因素②。

自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总量经历了4次周期性波动。第1次经济波动在1978-1985年。在此期间，前4年中有3年GDP的增长率是下降的，1979年与1980年的GDP增长率基本持平，后4年持续回升。谷底在1981年，GDP的增长率为7.6%，峰顶是1985年，为25%，峰顶与谷底的落差有17.4个百分点。第2次经济波动发生在1986-1988年。3年间，GDP增长率有1年下降，2年回升，谷底是1986年，GDP增长率为13.8%，峰顶是1988年，为24.9%，落差为11.1个百分点。第3次经济波动发生在1989-1994年，前2年GDP增长率是下降的，后4年GDP增长率则明显回升，谷底是1990年，GDP增长率为9.7%，峰顶是1994年，为35.8%，落差为26.1个百分点。第4次经济波动从1995年至今，在此期间，1999年的GDP增长率只有4.7%，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值，此后GDP增长率比较平稳，2006年GDP增长率达到14.4%。可以预计，如果国际国内宏观经济形势不发生较大变动，GDP增长率的平稳趋势还将继续保持。

从图1可以看出，1978-1996年，税收增长率的变动比GDP增长率的波动要剧烈得多。变动最大的年份出现在1985年，这1年的税收增长率为41.9%，而1986年税收增长率只有4.0%，落差近38个百分点。另一个变动较大的年份出现在1993年，这1年的税收增长率为28.6%，而1992年税收增长率回落到10.5%，落差有18个百分点。1999-2006年，税收增长率均高于同期的GDP增长率，成为自1978年以来税收增长最快最平稳的时期。从GDP增长率与税收增长率的关系来看，尽管两者差异较大的年份为多，但增长率的波动趋势基本一致。所以，从根本上说，税收收入随GDP的增长而增长，同时还受税收征管等制度性因素的影响。从宏观税负的角度分析，1978-2006年中国税收收入占GDP比重的变动，大致呈非对称凹型。1978-1984年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在12%～14%之间，1985年“利改税”后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上升到15%，税收增长率高达101.17％，无论是增量的绝对数还是增长率，1985年都是空前绝后的。这种现象的形成原因主要是在1984年10月1日实施了第二步“利改税”，同时颁布实施了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盐税、资源税、国营企业调节税等6部新税收条例。之后，1985年4月又开征了集体企业所得税，1997年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出现回升迹象，达到11.1%，此后几年稳步增长。之后，这一比重继续上升，2003年达到17.1%，2004年为17.7%，2005年为18.4%，2006年为19.0%。由此看出，中国税收增长率与同期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很强的依附关系。

（二）税收增长率与价格的关系

为了便于分析，根据税收增长率与价格之间的关系，我们把价格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最终消费品价格指数Pe，包括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商品零售价格指数。第二种是中间消费品价格指数Pm，包括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生产者价格指数）、原材料、燃料和动力购进价格指数。价格指数是相对的概念，对于特定单位来说，它的产品价格是最终产品价格，而对它下游的企业来讲，则是原材料价格，因此，Pe和Pm的变动在趋势上应是基本一致的。下文所提到的价格指数，均以价格代替。

由于税收的增长是受经济增长、征管水平、税收政策调整和价格因素共同影响的，无法从量上单独考察价格的影响程度，但是从变动趋势可知（见表1），1997-1998年，价格指数呈现降低趋势，同期的税收收入增长率也逐年降低；2000年，价格指数出现增长，同期的税收增长率明显提高；2001-2002年价格指数又有所回落，税收增长比例也随之回落；2003-2004年的价格指数出现了新的增长，税收增长率也同时出现了增长。除1996年和1999年以外，其他年度税收增长率变化和价格的变化趋势表现出了明显的一致性，这说明两者之间具有高度的正相关关系。

三、中国税收增长率实证分析过程及结果

（一）平稳性检验

根据中国1978-2006年的税收收入总量以及相关统计资料数据，利用Eviews5.0绘图，得到图2。

从图2可以看出，税收总水平除1979年比1978年稍有增加外，其余年份基本上保持增长趋势。1978-2006年的29年间平均每年增加税收2344.22万元，年平均增长率为16.2%。尽管税收规模逐年增加，但税收增长率的波动比较剧烈。一方面，从中国税收序列的变动特征来看，显然是一个非平稳序列。通过对税收增长率作一阶差分DTi的序列图，1979-1993年，DTi表现为近似平稳特征，但从1994年起，DTi表现为非平稳序列特征。进一步地，从其二阶差分D2Ti序列图（略）也可以看出，D2Ti也表现为非平稳序列。如果用自回归一阶差分或二阶差分模型描述中国税收变动，由于存在非平稳性，模型的拟合程度就会大大降低，参数估计值也是不显著的。另一方面，为了避免变化趋势的存在导致伪回归现象，提高对税收收入时间序列平稳性的判断，采用ADF检验（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对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

对变量及变量的一阶滞后差分项进行ADF检验时，检验形式根据变量趋势图确定是否包含常数项和趋势项。而检验的滞后期由Eviews5.0计量软件根据AIC和SC准则自动确定。检验结果见表2，其中DT、DGDP、DP分别表示相关变量的一阶滞后差分项。

由表2的结果可以看出，原始变量T、GDP、P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仍然是不稳定的，而一阶差分后的变量在5%或1%的显著性水平下都显示平稳。所以，原始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即为I（1）过程，符合进行协整检验的前提条件。

（二）协整检验及向量自回归模型（VAR）的估计

协整理论在研究非平稳时间序列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Engle和Granger（1987）认为，非平稳变量的线性组合可能是平稳变量，这种平稳的线性组合称为协整方程，且可被解释为变量之间的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本文运用Johansen协整检验，此检验以VAR模型为基础，具有非常好的小样本特性。由于协整检验对于滞后阶数的选择非常敏感，因此，在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前应首先确定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本文根据无约束VAR模型的残差序列相关性分析来确定，VAR模型残差序列不存在序列相关的最小长度为2个滞后期，因此我们选择最优滞后阶数为2。

由于税收增长与价格之间不存在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因此，我们只对存在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的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进行VAR模型估计。为了更客观地表示出两变量之间的关系，我们对两变量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估计，即VAR模型估计，得到估计结果如下：

由模型估计结果（1）、（2）可以看出，税收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这两者不仅受到自身滞后数值的影响，而且当期的税收增长率还受到前几期经济增长率的制约；同时，现期的经济增长率也受到前几期税收增长率的影响。

（三）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协整检验的结果表明，中国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关系，但是变量之间相互促进的因果关系并不是很明显，需要对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格兰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这种检验方法通过检验一个变量的滞后变量是否可以引入到其他变量方程中，从而使解释程度提高。如果一个变量受到其他变量的滞后影响，那么则称它们之间具有Granger因果关系，我们采用VAR模型下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表3。

由表3可以看出，对于GDP方程，在10%的置信水平下，GDP方程的x2统计量值3.10614、3.07610分别大于查表得到的临界值，同时P值比较小，这说明经济变动率是税收增长率较高的原因，税收增长率也是经济变动率的原因，两者之间存在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对于P方程，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P方程中T的系数显著为0，即税收增长率不是价格的Granger因果关系，而价格是税收增长率的Granger因果关系。因此，这一结果更加肯定了，经济增长因素是促进税收保持高增长率的重要原因，同时税收的高速增长也加速了经济的增长；最终消费品价格对税收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易引起税收的增长变动。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对1978-2006年中国税收增长率的变动情况分析可以看出，税收增长率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经济增长率和价格水平的影响，同时以经济增长率和价格水平为解释变量又不能对税收增长率的变动作出完全的解释，这说明税收增长率的变动还受非经济因素，比如税收政策、税收管理等方面的制约，由此归纳出以下几点结论：

1. 经济波动决定税收增长率的变动。根据时间序列分析显示，经济波动与税收增长率变动之间存在一定时差。一般地，经济增长率波动在先，随后引起税收增长率的变动，而且经济增长率的变动要慢于税收增长率的变动。这说明，影响税收增长率的因素中经济波动是引起税收增长率变动最主要的因素，而且税收收入的均衡增长取决于GDP的适度增长。要获得税收收入的长期均衡增长，就必须促使GDP适度增长，防止税收增长率处于大起大落的变动之中。

2. 经济波动与税收增长率变动存在长期均衡变动关系。1978-2006年，GDP的增长率和税收增长率的变动趋势基本一致，这是进行实证分析所得出的基本结论。同时，GDP的年均增长率低于税收收入的年均增长率，而且税收增长率的变动比GDP增长率的变动要剧烈的解释，这说明引起税收收入增长率变动的因素除了其他经济因素以外，也有非经济因素。但是，税收增长率的变动自始至终围绕GDP增长率的波动进行。

3.中国宏观税负在近30年期间长期偏高的情况在最近几年已经表现十分明显。税收增长率的波动呈现非平稳特征，所以，要使中国税收规模均衡增长，除继续保持经济长期均衡增长、尽快降低宏观税负外，还要构建和谐的税收征收环境和合理的税收制度，努力消除影响税收增长的不利因素。

4.价格对税收增长率具有较大影响，价格还会通过影响经济发展间接地影响税收，但价格对总体税收的影响是通过对个别税种的影响来实现的，在具有明显通货膨胀迹象的情况下，有必要通过提高个别税种的税率或者开征临时性税种以消除物价上涨带来的影响。

注释：

①王剑锋：《经济因素在税收增长中贡献作用的估算：1997-2005》，《税务与经济》，2007年6月。

②文中以下提到的GDP均指可税GDP。

参考文献:

［1］樊丽明，张斌.经济增长与税收收入的关联分析［J］.税务研究，2000，（2）.

［2］王军平，刘起运.如何看待我国宏观税负――基于“非应税GDP”的科学评价［J］.财贸经济，2005，（8）.

［3］原铁忠.GDP能作为衡量税收增长的尺度吗［J］.税务研究，2005，（1）.

［4］胡怡建.1978-2006年我国税收增长率变动成因探索［J］.税务研究，2007，（3）.

［5］贾康，刘尚希.从另一个角度思考税收的超常增长和减税［J］.税务研究，2002，（8）.

［6］曾国安，胡晶晶.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关系分析［J］.当代经济研究，2006，（8）.

［7］安体富.如何看待近几年我国税收增长的超常增长和减税问题［J］.税务研究，2002，（8）.

［8］曾康华.1978～2005年税收变动的实证分析［J］.税务研究，2006，（4）.

［9］王琦.流转税与经济增长长期关系的协整检验［J］.税务研究，2006，（8）.

［10］胡怡建.我国财政收入超常增长中的虚增问题分析［J］.涉外税务，2003，（6）.

［11］靳连峰.价格与税收关系的理论分析［J］.扬州大学税务学院学报，2006，（9）.

［12］孙敬水.计量经济学教程［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11）.

［13］Robert S.Pindyck， Daniel L.Rubinfeld. Econometric Models and conomic Forecasts［M］. New York :McGraw-Hill，1998.

［14］Assaf Razin， Chi-Wa Yuen. Optimal International Taxation and Growth Rate Convergence: Tax Competition vs. Coordination. International Tax and Public Finance， ［J］.vol6.1，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