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故事(上)

马克·吐温曾经说过：“十九世纪中，两个最有趣的人物就是拿破仑和海伦·凯勒。”

海伦·凯勒（1880—1968）的确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奇人。她来到这个世界仅仅19个月的时候，一场暴病残酷地夺去了她视、听、说的全部权利，无情的现实把这个小女孩投进了黑暗与寂静之中。然而，她并没有向命运屈服，她和她的老师安妮·莎莉文共同组成了一个顽强的人。她们挣脱了一个又一个禁锢在海伦身上的桎梏，使海伦令人难以相信地学会了用嘴讲话，用手指“听”话。海伦以超人的聪慧和惊人的毅力掌握了英、法、德、拉丁和希腊等五国文字，并在24岁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享有盛名的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女子学院。她们与难以想象的困苦搏斗，终于使原来与外界几乎隔绝的海伦享受到了与常人共同的光明。

海伦·凯勒把自己的毕生精力和学识倾注到为本国和世界盲人、聋哑人谋利益的公共事业中。她和其他人共同创办了“凯勒盲人基金会”，她以自己所走过的艰难而成功的道路，激发残废人及其他正常人的生活勇气和与命运拚搏的力量。海伦不仅仅属于美国，不仅仅属于残废人，她的名字为奋争的人们谱写了一曲又一曲雄壮的交响乐，在人生这个广阔的乐厅里久久回响。为此，1959年5月联合国发起了“海伦·凯勒”的世界运动；1960年美国海外盲人基金会颁布“海伦·凯勒奖金”。海伦曾被哈佛大学等高等院校授予荣誉学位，也曾在84岁高龄时荣获国家总统颁发的“自由奖”……一个曾经在混沌无知的世界中生活的小女孩，终于成长为世界著名的作家、教育家。

本刊这期开始刊登的《我的生活故事》，是根据海伦·凯勒在大学二年级时写的同名处女作摘编的。美国著名作家海尔博士说：“1902年文学上最重要的两大贡献是吉卜林的《吉姆》和海伦·凯勒的《我的生活故事》。”罗斯福夫人埃利诺说：“这个故事会有许多人读起来很感兴趣，因为这个故事是永远不会完结的。人类精神的美一旦被人认识，我们就永远不会忘记。在她的生活和生活乐趣中，凯勒小姐给我们这些没有那么多困难需要克服的其余的人们上了永远不能遗忘的一课。”

——编 者

一

我感到在这个孩子身上具有着比我以前所见过的任何一个孩子都更为出众的天赋。

—亚历山大·贝尔

我的降生是很简单而普通的，无异于别的小生命。

人们说，在我还不会走路的时候，我就已经显露出一种好学而又自信的气质。看见别人做什么，我总要模仿着做。六个月的时候，我就会尖声尖气地说：“您好！”有一天，我说“茶、茶、茶”，说得清楚明白，大家都惊为怪事。

短促的春光里百鸟鸣啭，歌声盈耳，夏天里到处是果子和蔷薇花，待到草黄叶红正是深秋来临。三个美好的季节匆匆而过，在一个活蹦乱跳、咿呀学语的孩子的心灵上留下了美好的记忆。好景不长，次年阴郁的二月来到时，我病了。这场病使我眼瞎耳聋，活活把我投入一个混沌无知的世界里。医生认为我是活不成了。然而一天清晨，我忽然退烧，这烧来得奇特，退得也奇特。一家人谢天谢地，欢喜若狂。但是有谁料到，我竟然从此再也看不见、再也听不见周围世界的一切。这是连医生也未曾想到的。

我还记得，我被疼痛和迷乱从半睡中搅醒，把干枯而炙热的眼睛从光亮转向墙壁，这光亮曾是我一度十分喜爱的，如今却变得暗淡，而且日甚一日地暗淡下去。

病愈以后几个月的琐细情况，已不复记忆。只记得我常坐在母亲的膝上，当她在家里各处走动操持家务时，我就拉着她的衣裳，跟着东跑西走。我的手到处摸，并留心她的各种动作，用这种方法弄明白许多事物。不久，我感到很需要同别人来往，互相传递信息，于是就开始做一些简单的示意动作。摇一摇头表示“不”，点一点头表示“是”，拉一拉表示“来”，推一推则表示“去”。我若是想要面包，就做切面包和涂黄油的动作；若是要母亲做冰激凌，就做开动冰箱的手势并打几个颤抖，表示冷的感觉。我能知道她要我帮她拿什么东西，她一有表示，我就遵命跑上楼，或者跑向别处去拿来。说实在的，我在那漫长的黑夜里能得到一点光明，完全是靠母亲的慈爱和智慧。

我对自己周围的一切可说了如指掌。在我五岁的时候，就学会了把洗好的衣裳叠好收起来，并能分出哪几件是我自己的。从母亲和姑母的梳洗打扮，我知道她们要出去，就求她们带着我去。亲戚朋友来串门，我总被叫来见客人。他们走时，我挥手告别，因为我还依稀记得这种手势所表示的意义。

那时我就已注意到，母亲以及我的小伙伴们在表示要别人做什么事的时候，并不象我那样做手势，而是用嘴说话。有时，我站在两个说话人中间，用手摸他们的嘴唇，我却不明白他们说些什么，心里十分着急。于是我也活动我的嘴唇，并且用力打手势，但是别人仍然弄不懂我的意思。这使我愤然大怒，就大叫大嚷、乱踢乱闹，直到声嘶力竭才罢休。

我日甚一日地迫切希望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和愿望表达出来。后来这种表达思想的愿望愈来愈强烈，以至每天都要发脾气，我有时甚至每隔一小时就闹一次。父母忧心如焚，急得手足无措。说实在的，亲戚朋友们总以为我是不可教育的。然而母亲从狄更斯的《游美札记》中看到一线希望。她读过狄更斯关于布里奇曼的记述，并且依稀记得这个布里奇曼又聋又盲，然而受到了很好的教育。

我六岁时，父亲听说巴尔的摩有一位著名的眼科医生，治好了好几个盲人。父母立即决定带我去那里治眼睛。奇泽姆医生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但他治不了我的病。然而他说我可以受教育，并建议我们去华盛顿找亚历山大·贝尔博士，说他会给我们出主意，找到合适的学校或是老师。

我从没想到，这次相识竟成为我生命的转折点。贝尔博士建议我父亲写信给波土顿柏金斯学院院长格纳诺斯先生，请他为我物色一位启蒙老师。父亲立刻发了信。没过几个星期就接到热情的回信，告诉我们一个令人愉快的消息：教师已经找到了。

教育这孩子是我终生的使命。

——安妮·莎莉文

二

我的老师安妮·曼斯菲尔德·莎莉文来到我家的这一天，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天。回想这之前和这之后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我不能不惊叹万分。这是1887年3月3日，那时我才6岁9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