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贫困”调查

古诗里的苏州，是文化的沧桑与历史的厚重。城里的繁荣与寒山寺的孤寂，经济的发达和思想的空灵，夜色之静跟耳畔钟声，全部融进如画的美景。很多看似矛盾的东西和谐地交织在一起，构成人们心中抹不去的印象。

如今的苏州，同样有多张面孔，同样有多种声音的交锋。一边是GDP增长跟外资的趋之若鹜，另一边是“只长骨头不长肉”和民族名牌的淡出；一边是优惠政策与科技园区建设，另一边是资源代价和“飞来经济”；一边是政绩工程与政府主导经济的苏州模式；另一边则是普通市民的贫困和干群之间新的“二元结构”。

支持者认为，苏州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基础设施和各项社会事业日益完善，百姓生活水平提高迅速，取得这些成就，外资功不可没”。再说，存在即合理，苏州模式更符合国情，靠引资突围并实现经济腾飞，更易于操作，更具推广价值。

质疑者则提出，在苏州经济繁荣的背后，是普通市民的贫困，“世界工厂”的无奈以及土地、环境方面的代价。“苏州模式其实就是当地老百姓的悲剧”。

透过各种各样的观点和看法，摘下生旦净末各色面具，繁荣与贫困，哪一个才是苏州最真实的面孔？

这些年来，苏州经济的增长世所瞩目。据2005年的统计数据，苏州在全国大中城市GDP排行榜上居第四位，名列上海、广州和北京之后。苏州的实际吸引外资规模超过上海、深圳，居全国各城市之首。

但伴随着这样一个城市经济“神话”的诞生，质疑之声却从来不绝于耳。不少专家、学者、新闻媒体，都加入到这个行列中来。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一次演讲中公开发表的观点。他认为：“苏州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但城市居民人均收入才1万多元人民币；而同等的人均GDP规模，上海人均收入2万多元人民币；即使在人均GDP只有1000美元的重庆，城市人均收入也达到了8000元人民币。这是典型的‘只长骨头不长肉’。”

这些观点归纳在一起，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GDP增长与人均收入不对称；二是普通市民与地方政府公务员之间的收入差距；三是土地资源与环境方面的代价；四是外资对本土品牌的挤出效应；五是“世界工厂”的身份。这样得出的最终论点是，在经济高增长的背后是一个“贫困”的苏州。

事实真是这样的吗？苏州当地的市民对此又怎么看？果有其事，还是那些质疑者只是站在发表主观的评论？

《财经文摘》为此展开了一次关于苏州的调查。

GDP增长不关我们的事

今年51岁的孙宝庆4年前下岗，现供职于苏州市某街道居委会。谈到自己的生活时，他认为还算比较幸运：原来企业给交了养老保险，60岁以后每月能拿到一笔退休金。

“我还是比较幸运的，6年前买的房子，贷款也还清了。买的时候还比较便宜，现在房价已涨了好几倍了。”孙宝庆接着说，“那些下岗后找不到工作，家里又有重病号的要比我们艰苦得多，还有遇到旧城改造强行拆迁的。很多人住的老房子面积不大，政府安置补贴根本不够买新房子，城郊接合部的也买不起，我实在想象不出他们的日子怎么过。”

提到苏州发展很快这一话题时，孙宝庆说，从城市建筑上看得出，苏州发展了，国际品牌也纷纷登陆了，但受益的应该是那些政府官员和外资企业的管理人员吧，“与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关系不是很大”。孙宝庆这样总结。

“GDP与我无关，GDP涨有什么用，也没见我的工资同步增长。”一位在苏州打工的朋友无奈地感叹。

人均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突出反映了目前苏州以工业生产拉动GDP增长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使得经济快速增长难以转化为居民的实际收入增长。

从某种意义上说，苏州的外向型经济是“房东经济”，即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让外商来发展。劳动者以打工为主，拿到的只是“辛苦钱”，苏州不仅拿不到“优势利润”，而且政府税收还得几免几减。

李应国在苏州工作快十年了，老家是黑龙江的，在北京上的大学。李应国说：苏州普通老百姓收入与其GDP相比确实不算高。 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外地人看苏州”。文章记述了苏州人的收入一览表：

老城区(平江、沧浪、虎丘)的本地人收入不高，大多就1000-3000之间吧，自己当老板的也不多，虽然在老城区的小商贩收入要比这高一到二倍，但基本都是外地人。苏州人一般是不肯做的。

新区、园区、吴中区的收入蓝领在1000元左右，白领通常在2500元以上，4000元左右的占大多数，高的也有上万的，但蓝、白领都以外地人居多。

苏州收入最低的一批人是在新区和吴中区的台资企业，如新区某大型台资企业(几万人)，很多一线工人只有16岁，每月工资600元，加班工资也很低，每天工作12小时，一个月也只有1000元左右。相城区在苏州铁道北，联系较少，估计收入也不会高。

对年轻人来说，苏州又意味着什么呢？

赵然和费亚军都是从外地来苏州的大学毕业生，在苏州工作三四年了。来苏州发展的原因都是：苏州是一个花园式的建筑城市，环境优美，空气清新，绿地覆盖面积较大。不过，他们都认为这里没有更多的发展空间，提供的工作岗位种类不丰富。

赵然说：“苏州城市节奏太慢，容易滋生惰性。年轻人在这里生活时间长了，进取心会被消磨。”

当我们问到苏州对年轻人提供了什么机会时，费亚军告诉我们：“外资企业比较多，尤其是台资企业更多，而台资企业提供大陆人的岗位大多是一些低层次的，没有多少技术含量和发展空间的职位，这一方面限制了年轻人丰富的创造力，另一方面，年轻人由于不能到高层次的管理岗位学习发挥，因此也限制了年轻人进一步学习国际化的管理理念和管理经验。”

年轻人没有上升空间，工资又不是很高，生活过得有点压抑，但本地的房地产商人和企业的高级管理层却是苏州生活优裕的人群。费亚军说：“对于这几年房价涨得快，苏州房价几年前只有1500元/平方米左右，最近普遍涨到4500元/平方米以上，高的6000-7000元/平方米，有几套房子的人，他们可以通过租房赚钱。还有就是台湾人，他们一般居于公司高层，有着丰厚的薪水，生活比较优越。外地人和苏州的普通打工者则生活比较辛苦。”

不同视角看公务员

在经济迅猛发展过程中，公务员是受益很大的一个群体。据统计，苏州平均每位公职人员的年薪为6万-8万元，基本做到了收入水平与GDP增长的同步；而同期一般企业员工的年收入则为1.5万-1.8万元左右，充其量只相当于一般公职人员的年终奖，两者的差距达到了4-5倍。

涉及到具体收入，很多人都不便透露。苏州某机关工作的林先生这样跟我们说，“具体挣多少钱我不说，但公务员的福利比较好是公认的。就拿去年执行的公务员强制带薪休假来说，我的工龄是8年，所以每年可以休7天的假，休假时每天补贴150元。”目前，强制带薪休假制度已被叫停。

我们从某网站论坛里，看到一位苏州网友发的帖子。他去年大学毕业进一家外贸公司工作，每月工资是1300元，住房公积金200元，没有奖金。他的父亲是一位公务员，每月工资是5464元（包括交通补贴1000元和预发奖金1000元），公积金1146元，季度奖金全年25000元，年终奖30000元，全年过节费5000元。

在苏州，收入差距引发了当地人报考公务员的热潮。人们对公务员考试的狂热程度，较其他城市更甚。孙凯是苏州大学大四的一名学生，目前正在为公务员考试做准备。他说，“你可能想象不出来，今年考公务员的人实在是太多了。考试报名现在都在网上进行，就在这个月初，有两天由于报名的人太多计算机系统都瘫痪了。后来，幸亏又向后顺延了两天，到3月7日截止，要不连名都报不上了！”

对于报考公务员热以及普通市民与公务员之间的收入差距，那些公务员们又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呢？

“目前苏州经济的发展主要得益于外向型经济的拉动，政府在这个环节上的工作是有目共睹的，经济指标是最好的说明。同时政府机关近年在维护社会治安，加强综合治理，建设和谐社会等问题上也加大了工作力度。从我个人来看，我的经济收入是提高了很多，同时我的工作任务、工作强度也是加强的，甚至加强的比例高于收入提高。我有严格的考核指标，有硬性的经济指标和学习要求。”钟敏芬，女，今年53岁，是苏州沧浪区的一名政府官员。

这几年随着公务员工资的几次调整，工资提升较快。针对人们对苏州公务员收入的非议，钟女士不以为然。

周先生也持这样的观点，他也是一名公务员。周先生说，“那些公司老板才是真正的受益者，公务员的工资能有多少！至多每年十几万元，能供孩子出国读书罢了。”

钟敏芬认为，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目前普通市民与公务员之间的收入差距。她说：“对于这种外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目标肯定也是为了共同富裕和区域经济健康增长。现阶段，我们可能看到公务员收入提升得比较明显，那也是高薪养廉的初始阶段。苏州市各项政府措施一一落实，和谐社会稳步发展，苏州投资环境不断改进，那么今后肯定会吸引更多更优的外资，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到时候可能我们会发现若干行业的收入也开始大幅度增长。”

在钟敏芬身旁的同事胡女士接着说：“外资企业带给一座城市活力，每个城市各个时期的发展重点必然有所侧重。而且政府制定相关政策必然有更深远的意义。现在是招商引资的大好时机，相应的政策支持也是必然的，更有利于城市经济发展。”

环境的代价

在环境保护方面，苏州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国务院经济发展研究所博士刘奇洪介绍说：目前，水面占到总面积42.5%的苏州，由于工业污水随意排放，近600万城乡居民已面临水质型缺水的难题。很多县级市大多获得了“国家卫生城市”或“国家园林城市”等称号，但沿江化工、冶金、造纸工业园等依然在100多公里的长江沿线一字排开，这些工业园大多位于沿江城市取水口上游或附近；苏州城区、昆山、吴江等地，虽然不把冶金、化工、造纸等产业作为重点产业，但重点发展的电子通讯制造业，对外排放的废水中含有重金属、放射性元素，对环境的污染更大。

钟敏芬坦言，大量引进外资的结果，可能会造成资源的浪费，比如耕地大面积减少，以及环境的污染。前几年，太湖水治理工程搞得声势浩大，现在不再提了。而这其中肯定是有一定关联的。

苏州许多企业的生产线对人体有很大损害。大学毕业1年，在苏州土生土长的周厉说：“苏州那些台资企业的老板很狡猾，3年就换一拨工人，这样，许多5年后会对身体有负面影响的，由于工作环境导致的病症在当时就暴露不出来。”

其实很多工人都知道这一点，但为了生存，也没有其他什么办法。周厉本来也想去苏州新加坡工业园区的一家公司工作，但有人劝他别去，“‘你看苏州的新加坡工业园区，那么大，绿化得那么好，竟然看不到一只鸟！’听到这些话，我还敢去吗？”

网上曾有两篇让人感到不寒而栗的文章：《没有蚊子的苏州工业园区》和《园区十年的罪恶》。虽然苏州工业园区的真实情况不至于像文章说的那么严重，但存在一定程度的污染却是不争的事实。

有媒体曾对此做过调查。在去年9月份，苏州市环保局在清查放射源专项执法检查中，有3家单位因未申领辐射工作安全许可证，被遭到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和限期补办许可证的行政处罚，并分别处以1万元至4万元不等的罚款。既然如此，人们也没有理由不去担心，在经济利益的推动下，有些厂家会存在侥幸心理，逃避检查，置电磁波辐射污染的危害于不顾。

在经济全球化下，苏州走外来型工业化道路，可以利用各种内外资源，实现区域经济快速发展，但无论如何，始终都应有利于“富民”和“可持续发展”，不能失去“自我”，迷失方向。

消失的民族品牌

上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兴起，苏州一时名噪四方。当时苏州也出现了一些行业内排名靠前的全国品牌，如香雪海冰箱、孔雀电视、春花吸尘器、长城电扇等，人称苏州“四大名旦”。

可如今，长城倒了，香雪海被三星吞了，孔雀被飞利浦并了，唯一继续以自有品牌出现的，就剩一个春花了。但这么多年来，春花基本上是停留在传统的吸尘器行业，没什么大发展。此外，尚有虎丘牌照相机、登月牌手表等精密产品，以及非常发达的丝绸织造业，但这些企业后来都相继没落。

走访了几户苏州家庭，记者发现他们日常使用的产品很少有苏州本地的品牌。如冰箱，大多是海尔、科龙等；洗衣机，很多家庭用的是小天鹅、海尔等；至于照相机，使用苏州本地生产的虎丘牌照相机的并不多，很多人用的是尼康、索尼等洋品牌，或是海鸥、凤凰等国产品牌。

“我们家以前用的是香雪海冰箱，不过那是十多年以前的事了，现在早就换别的牌子了。”家住平江区的宋先生说。“香雪海已经倒闭了吧。”

老品牌已经消失，新的叫得响的品牌又比较少。这种现象的背后，不能不说一些苏州人的品牌意识存在着问题。不少人都持这样的观点，“我们也知道品牌重要，但现在处于生存期，资源不足，等有了闲钱再做品牌也不迟。”

看似精明的苏州人在品牌问题上却犯起了糊涂。金字招牌的大量流失，好像并未引起苏州一些企业的足够重视。

据苏州知识产权有关负责同志介绍，在苏州400多个到期的品牌商标中有近70%的商标并未进行续展。而一件商标的注册成功，至少需要12―18个月，加上前期的设计、筹备，所耗财力委实不小，若是遇到异议或驳回复审，还得需要几年。而这400多个商标如今都成了“没娘疼的孩子”。

说到引进外资对苏州民族品牌的影响，一位专门研究苏州经济的专家称，“那些洋品牌确实对苏州本地的一些品牌造成了冲击，总有些‘招了女婿冷落了儿’的感觉，优惠政策造成新的不平等值得我们去反思。但话又说回来，本地企业的发展，品牌的壮大，说到底还是有赖于自身竞争实力的不断提升。像香雪海这样的家电品牌，假使当初没有被三星‘雪藏’起来，如今面对海尔等强大的国内竞争对手，结局也可能是市场份额锐减，甚而退出家电市场的舞台。”

江苏民企“巨头”沙钢集团董事长沈文荣则认为，没有外资的拉动，就没有苏州今天民营经济的崛起和三产的兴旺。他说：“如果不引进外资，不走上国际市场，沙钢难有今天的好局面。引进外资使我们接触到了全新的更高的层次，企业的技术装备、管理思想、营销市场等都有了极大的提升，普通员工及管理人员的观念由此发生了巨大变化。”

苏州本地品牌的“贫困”，确实值得引起人们的关注。无论自身品牌保护意识的淡薄，还是洋品牌一定程度的冲击，都是苏州企业及政府必须去思索和应对的。但这种现象，又没有必要过分夸大其严重性。

在2006年度央视广告招标中，苏州的两大民营品牌隆力奇、德尔就分别以1.87亿元和1.058亿元夺得两项行业“标王”。其中，隆力奇已是“三连冠”，连续三年引领中国本土日化品牌广告投放的；成立不到五年的德尔，则是第一次参加央视招标就抢回了“标王”。

肉烂到锅里了吗？

关于苏州模式的质疑，时下比较流行的观点是，这种“两头在外”的经济发展模式，最终使苏州沦为“世界工厂”。外资企业只是将生产过程的低端部分――主要是加工和组装环节设在当地，这些低端环节耗费劳动力多，劳动强度大，并且附加值低。

瑞士与美国合资的罗技公司是一家鼠标制造商，生产工厂设在苏州。该公司每年向美国运送2000万个贴着“中国制造”标签的鼠标。罗技鼠标在美国的售价约为40美元。在这一价格中，罗技拿8美元，分销商和零售商拿15美元，另外14美元进入零部件供应商的腰包，中国从每只鼠标中仅能拿到3美元，而且工人工资、电力、交通和其他经常开支全都包括在这3美元里。

这种现实跟苏州人均收入与GDP增长不同步的情况联系在一起，也就无怪乎苏州会“只长骨头不长肉”了。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的看法是，“因为我们没有核心技术、没有自主品牌，有相当的利润都进入了国际资本的腰包。在初期，我们只能走这条道路，就是利用资源和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但中国不能老是走这条路，如果始终这样，再大的经济规模也是一个空壳，外表看起来很大，但核心部分却都是外国人的，不是自己的，这叫做‘没芯’。”

苏州经济高速增长，人均收入却增长缓慢，在财富的再分配过程中，除公务员从中得益外，其他的又到哪里去了？

其中很大一块是外资企业的利润。当然，这利润当中股东回报与扩大再生产、再投资规模的资金又占不同的比例。另外，我们注意到国家对外资企业（包括台资企业）的利润转移亦有相关的规定。从理论上讲，外资企业税后利润中的一部分应当留在苏州本地，而非全部流出国外。

这些年，苏州财税收入的增长幅度也较快。苏州市委宣传部的一位官员就曾说过，“苏州每年上交国家的、四大银行获取的利润、海关直接拿走的税收几项加起来达1000亿，哪个城市有这么多的‘肉’？”

随着财税收入的增长，公务员收入较高也就不难理解。另外，我们也看到，苏州的基础设施投入在加大，近年来交通越来越便捷，在环保方面也是越来越好。

从今年开始，苏州市政府投入1000万元资金，开始对沧浪、平江和金阊三个区的老新村，4万户家庭的老式龙头、马桶进行免费改造，用三年时间把全市10万户的节水器具全部改造完毕。政府出资为居民更换节水器具，这在全国尚属首例。从这样一个小方面，也足以看得出苏州在城市建设方面投资的力度。

如此说来，苏州模式确实存在着“国富民弱”等种种问题；但从另一个侧面看，很多肉还是烂在了锅里，只不过盛在碗里有的多有的少罢了。

新望：苏州模式是当地老百姓的“悲剧”

苏州在创造经济增长“神话”的同时，却不得不面对一个“贫困”的现实――普通市民收入增长缓慢，土地资源的减少，民族品牌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以及“世界工厂”的身份。

在这样一个称作“人间天堂”的地方，很多人却并没有想象中的富庶。在一座GDP排名居全国第四位的城市，人们并未更多地考虑如何创业，而是纷纷加入到报考公务员的洪流之中。这一切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带着诸多疑问，本刊记者走访了苏州经济研究专家、《中国改革》主编新望先生。

工业化姗姗来迟

按照新望的观点，苏州目前工业的最典型特点是：劳动力偏“打工仔”化，工业结构偏加工业化。如此结构特点和格局绝对不是巧合，是和苏州的历史文化分不开的。苏州的高新技术开发区和新加坡工业园区能够建立并吸引全球资金和巨型企业，除了苏州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更多可能是政府引导的作用。

历史上的苏州在明清两代一直是全国赋税之重地，朝廷的“衣食之源”。不仅如此，苏州的手工业也异常发达。

正是由于历来苏州手工业的发达，所以步入近代后，苏州是典型的消费经济城市，长期优越感使得居民在生活观上有些颓废。苏州当地居民可能没有浙江人那么具有开创精神，他们比较安于自己在“天堂”里的生活。

当工业刚起步时，勤劳、智慧的苏州曾经超越过上海，但是由于上海地理位置的优越，随着通商口岸经济的起步和繁荣，允许外国办厂吸纳了苏州各类经济发展资源，苏州日益转变成上海的后院，而自身经济也一直未完成近代化。对苏州整个工业化进程可以用“小马拉大车”来形容。

因为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张家港、昆山等六个县划归苏州市政府的行政管辖，苏州才开始打破沉默。由于这六个县乡镇企业发展得非常成功，所以，苏州经济的崛起也主要是依靠六个县的财政贡献。苏州市自身的经济发展并不充实，整个苏州经济呈现空心化趋势。

到了90年代，新加坡政府看中了苏州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人文条件，在苏州城东合作开发了苏州新加坡工业园区。随着该园区招商条件的逐渐成熟，苏州又在城西如法炮制，开辟了新的工业开发区――苏州新区，提供更便宜的土地、更优惠的税收政策。随着新加坡工业园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在苏州市的建立，苏州经济格局有了丰富的“两翼”，呈现了腾飞的架势。

这对于苏州来说是“迟来的”工业化，正是这两个工业区的建立使得苏州经济内部真正得到了充实。从某种意义上看，也正是到这个时候，苏州的城市化才切实建立在工业化之上。

飞来经济事出有因

在苏州工业的发展初期，很多合资外资企业迁入苏州是源于在浙江和其他地区享受税收“两免三减”期限已到，希望通过改变厂址，重新获得优惠。于是这些车间就如蒙古包一样“逐水草而居”，漂移到政策更优惠，土地、劳动力更廉价的地方。

同时，苏州政府为了在此届任期内“有所作为”，必须采取快速实现GDP增长的经济措施。如果是培育民间生产力，可能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因为启动民间生产力是一个系统历史工程。更何况，苏州本土也着实缺乏培育民间经济力量的土壤，于是历任政府都不约而同把目光投向了外资。

于是，苏州市政府为了招商引资可谓“竭尽所能”，甚至不惜“以土地换资金，以空间求发展”。

现在大众眼中的“苏州模式”，其实是典型的引进发展型，以强势政府为基础，以招商引资为手段。我觉得用“飞来式经济”形容当今的苏州经济比较贴切。

当然，苏州经济获得外资的注入还有一个偶然因素：因为当时上海开放的时候，门槛较高，很多外资无法直接落户上海，于是选择了昆山等地方。如此一来，外资的注入无疑给潜力已差不多枯竭的本地乡镇企业注入了新能量。

后娘养的孩子

现在的新区可以看到，15年前的稻田变成了三菱、丰田、阿尔卡特、宏基、电通等公司的厂房。当苏州成为大众眼中的全球IT制造业新中心时，我们看到的却是名符其实的血汗工厂。

由于苏州没有形成上、下游贯通的产业链，产业结构比较单一，完全以加工为主，没有自主创新的能力和品牌，从而导致在全球工业化分工中，只能通过廉价土地、廉价劳动力和税收等政策的投入，在外资企业的产业链中充当加工和组装环节的角色。而这些低端环节，最大特点就是：耗费劳动力多、劳动强度大和附加值低。

实际上，现在苏州的高速发展很大程度上是靠政府的强势领导和外资企业来支撑。经济增长方式是严重的外资依赖型，弊端也非常明显：这种模式最终肯定会阻碍苏州本土民营经济的发展，使苏州经济失去“再生造血”功能。更严重的是，将导致苏州本地品牌的流失和劳动力“打工仔”化，完全扼杀了民间生产力。如此创业环境，对于苏州本土的私营和民营企业来说是相当恶劣的。

新望认为，苏州私营、民营经济的不发达，和长期集体经济的传统观念的禁锢有关。因为苏州老百姓个体主动性创造性长期受到压制，缺乏一些开创的活力。

另一个方面，民私经济发展的“残缺”也是苏州现行体制的必然产物。因为干部考核制度和“任期制”的存在，苏州政府发现最快发展经济的捷径不是发动群众，培育民营企业，而是在短期内指定优惠政策快速吸引外资，实现苏州数字上的发展。

新望说，“民营经济在苏州政府主导经济的环境中遭到最彻底的排斥和最无情的扼杀。”

由于长期意识形态的障碍，民营经济竞争不过集体经济；同时，由于制度（政绩考核制度和官员“任期制”）的障碍，民营经济也竞争不过外资经济。可见，民营企业长期得不到公正待遇和平等的发展机会，使得民间生产力得不到充分的培育和发展，整个经济过分依靠了外资。

干部说了算

从古至今，苏南地区的税收负担都比其他区域要略微偏重。可以这样认为，苏州人民或许缺乏了些开创精神，但他们是最具韧性的一群人。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经济增长方式的“高积累、低分配”特点，老百姓没有机会分享到发展的成果。历史步入现代，政府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似乎老百姓可以有机会发展自身了，但由于长期以来干部掌握着全部经济资源，老百姓得不到平等的机会，再加上苏州居民的个体创造性一直受到压抑，最终仍只落得“为他人做嫁衣”的结局。

新望认为，苏州模式其实就是当地老百姓的“悲剧”。但此种典型的“干部主导经济”模式（即干部主导所有经济资源，政府带领人们进行经济建设，一切以干部升迁为标准），从政府主导经济的角度看，苏州政府最为典型，甚至把该模式发挥到了极点。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虽曾经触及到这种模式，但事实上经济主导权仍在政府手中。其中当然不乏某些历史和社会原因。

近代苏州，其实士绅经济非常发达。开明士绅在政治上是老百姓的代言人，在经济生活中也与老百姓融为一体。解放后，经过反复的革命，彻底摧毁了原有的士绅社会，最终建立了非常完整的“生产队村大队”的经济社会结构。或许正是因为这个体系建立得比较完善和稳固，而且运行非常有效率。在苏州，解体是最晚的，也就注定了干部主导经济生活的观念深入人心， 一切经济发展完全依赖干部，一切经济活动以干部升迁为标准。最终导致苏州群众个体活力释放得也比较晚。

新二元结构

不仅如此，在苏州经济发展史中，真正付出最多的是老百姓，可分享财富利益最少的也是老百姓。当年全国倡导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由于乡镇企业发展之路是“高积累、低分配”，如此的发展模式使能够落实到老百姓手上的实惠相当少，即使有些利益分配也是在账面上。亚洲金融危机后，全国对乡镇企业进行了改革，但是，改革的方式是把原来的集体企业用各种方式把经营管理权划归给了干部，让他们直接支配那些经济资源，老百姓并未享受改制带来的发展机会。他们曾经用辛勤的劳动来换了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但最后丝毫未分享到乡镇企业发展的成果。于是，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上，群众和干部不自觉地就形成了“水油不相融合”的新“二元结构”。

“苏州模式”本质上是干部主导经济资源的经济发展模式，这个模式的形成不仅与民营经济发展不充分有密切联系，其中更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苏州社会内部的新“二元结构”。事实上，城乡差别在苏州并不明显（即不存在突出的传统“二元经济结构”），真正最具有标志性的差异是“干群差异”即苏州社会独特的“二元结构”。这样的“二元结构”、“干群差距”已经渗透到了苏州居民的骨子里，同时深刻影响到了人民群众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约束了苏州百姓的创造力，更把苏州政绩经济模式的发展和推广到了极致。

新“二元结构”直接导致了苏州经济发展中居民收入的“两极化”。到目前公务员薪金收入与一般企业职工两者的收入差距达到了4-5倍。

于是,有观点认为，在外国资本“掠夺性”的投资过程中，真正获益的是公务员群体。所以，干部成为了苏州人追捧的对象：竞争公务员考试是大学生就业的第一选择；苏州青年谈婚论嫁也会考察对方是否具有公务员的潜力。这些在局外人看来有些不解的现象，在苏州却是情理之中。

平面镜里看苏州

有一句话叫“存在即合理”。苏州模式既然有这么多年的历史，并取得让人羡慕的业绩，自然有其合理性和值得借鉴之处。这一模式的确存在很多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我们又不能无视其制度优势，以及未来的发展空间。

看问题要全面、客观，不能一叶障目、以偏盖全。对苏州模式而言，也是如此，不能忽视普通市民的“贫困”现实，也不能忘记苏州已经取得的成绩。哈哈镜只能夸大或缩小面前的形象，看待苏州同样应找到一个平面镜，这样才能正视自身的优点与缺陷，潜力与桎梏。

外资的是与非

外资是苏州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企业制度研究室主任罗仲伟认为，大量运作高效的大型高端外资企业进入，扩大了当地经济增长的规模。比如昆山以台资为主，产业以电子为突破口，主动接受上海经济辐射效应。很多外资企业总部在上海，将生产基地放在昆山，这样既降低了企业生产成本，企业高层人员也可以享受到大城市的生活设施。

外资的进入也给地区经济发展带来很多益处。利用得当，先进的经营理念、规范的运作路径随着外资的引入也可能在中国内资企业生根发芽，这需要有一个吸收消化的过程。

当然，从另一个侧面看，外资不是来做慈善事业的，有自我保护的倾向。现在最紧要的问题是，如何将外资带来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理念吸收消化，为经济发展创造更大的活力。在这方面，苏州也在调整战略，注重培养自己民族企业的发展。由于苏州外资规模巨大，这个过程估计尚需时日，但凭借苏州地区自身的发展基础，这个过程也会相当快。

事实上，高端外资企业的大量引入，为苏州地区培养和训练了包括技术工人在内的大量的人才。这就是外资进入的溢出效应。

不可否认，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外资大量涌入苏南，该地区的居民收入增速与GDP增速出现不同步；但苏南在基础设置建设和产业规划方面远远领先于温州地区，也不是广东大部分地方所能比拟的。

“这是一个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条件，对于给予外资超国民待遇，我一直持反对态度，但外资的引入从战略上考虑，这有利于提高区域经济发展起点，只是在短期内，不会给居民收入的提高带来多大的推动作用。这样一种现代化工业的成长方式，为一个国家培养和训练了一支高素质的产业队伍。没有这样一支训练有素的产业队伍作后备，今后经济战略调整，发展自主创新，一切都是空谈。在表面上，浙江部分地区的人均收入比苏州高，但浙江的产业技术含量不高，不可能成为一个大国国民经济的支柱。”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的梅新育博士说。

苏州地区现在吸引外资的量确实出现了超常规的特点，但目前两税合一的法律已经进入立法程序，今年通过的可能性很大，取消外资的超国民待遇已成定局。

罗仲伟表示，在评价外资弊病的时候，应该从改革开放的全局考虑，不能简单地用对或不对去评价。过去提出的以市场换技术的发展战略，现在对此批评很激烈，这是一种直线式的思维方式。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这种战略的提出是基于资本高度缺乏的历史状况，当时外资进入的边际效益相当高，随着时间的推移，外资引入的边际效益降低，这是必然的趋势，不能简单以实用主义态度用现在的状况否定原来的思路。

辩证地看待品牌消失

对于吸引外资导致苏州品牌的消失，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秘书长王建则认为，这是市场博弈的结果，不值得大惊小怪。罗仲伟也认为，这对消费者没有什么直接影响，相反，消费者还能从中享受到品牌价值提高带来的好处。

国内老品牌的消失在市场竞争中属于正常现象，这在国外并不鲜见。罗仲伟进一步分析说，从并购角度来看，横向并购中打压对方品牌甚至完全使之消失，提高自己品牌的市场占有率，是并购中常见的策略。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也可以采用这种战略，比如海尔、TCL，都采用过这样的战略。在全球化背景的前提下，企业、品牌的国家边界正变得越来越弱。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包宗顺也有类似看法，他说，“要说我们的民族品牌，原来最多最响的要数上海产品，但现在还剩下几个呢？问题的关键是，我们不能把部分民族品牌的消失与引进外资对立起来。否则，按此逻辑推论，就数闭关锁国最保险了。我认为，通过引进外资发展地方经济，当地方经济和产品生产技术水平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新的著名的民族品牌还会不断出现。”

政府强弱之辩

苏州政府在资源配置上处于强势地位，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对此，很多学者有不同程度的批评。但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究竟应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似乎更应当结合经济发展阶段来做评判。

罗仲伟认为，说苏州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处于主导地位，难道上海、深圳这些地方政府，政府所起的作用就小了吗？事实是，这些地方的政府对经济发展同样具有强大的调控能力。政府对资源调配的巨大能力，如果只靠市场自发形成，需要花极大的代价。

“作为经济后发国家，这种发展方式不可取，也是不可能达到发展目的的。”他说。在特定的发展阶段，政府对经济发展的责任是绕不过去的，问题在于政府的干预形式。罗仲伟举例说，没有政府的极大支持，义乌既不是资源富集地，也不是消费富集地，又不具备交通优势，这种资源缺乏的县级市如何能发展成世界闻名的小商品市场基地？这难道不是政府推动？

至于官本位，其实也并非苏州的特产。浙江主要是以民营企业为主，靠民营资本作为发展的推动力，但这并不表明，浙江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削弱了。只不过在对经济发展的干预方式上与苏州地区有所区别。比如温州地区，政府的作用其实还是很明显的。

罗仲伟说，“在温州，正泰集团搞了一个企业文化长廊，他将所有到过正泰视察的政治局委员的照片都贴了出来。在义乌，由当地出身的高官都被地方上列入名册，津津乐道，最好的感觉是衣锦还乡。温州一个企业的供销科长能将北京中央部门的官员关系理得清清楚楚，这恐怕连土生土长的北京市民都瞠目结舌。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官本位。”

提到官本位，自然让人想到现在GDP考核干部的方式。关于GDP考核，包宗顺认为不能把问题简单化，他曾听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多次强调过，江苏早就不把GDP作为干部政绩考核指标。据包宗顺透露，近几年来，江苏强调的是全面小康建设，干部考核共有四大类、18项、25个具体评价指标。

学苏州，还是学温州

“中国要想成为世界经济强国，还必须借鉴苏南地区的发展经验，不可能采用像温州那样低信用社会环境的发展方式。”梅新育说。

看到当前对温州路径赞扬太多的情形，梅新育不无担忧地说：“这几年为温州唱赞歌的很多，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恕我直言，是有些人为了某种目的，有意识策划的结果。这里有太多的泡沫，捧得越高，可能跌得越重。”

“从全国范围看，东北地区可以多吸收借鉴苏南的经验。东北一向被称为共和国总装备部，不能走类似温州的路径。”梅新育认为。

中国是一个大国，在产业选择上，必须有自己的脊梁产业，而作为后发国家，引进外资是必须的，关键在于消化，为我所有。总的来看，“苏州发展路径更能体现后发国家‘大视野、大手笔、高起点’的跳跃式发展战略，这也是强势政府存在的必要性。”对此，罗仲伟显得很有信心。

苏州的真相仍在雾中

经济学被称为世俗智慧（world philosophy），常人对经济问题的感觉可称为世俗理性。最奇妙的一点就是，世俗智慧与世俗理性时常会有奇妙的反差。

随举一例，美国的总统候选人在竞选中总是要花费大量的金钱。世俗理性由此断定，金钱是美国总统竞选成功的关键，中国媒体因此更直称其为“富人游戏”。然而，美国的经济学家发现，金钱对提高总统选举的支持率几乎没有任何明显的作用，真正重要的其实是候选人的魅力，就连候选人在选举中的金钱，也是因他的魅力而带来的。

早晨你看见太阳从东边出来，黄昏时你目睹太阳从西边落下，于是你得出太阳绕着地球转的结论，大众也都觉得你的结论很有道理，可事实上你是错的。世俗哲学与世俗智慧的差异有时候就是这样天差地别。

以上罗嗦，是想引出对本刊记者采写的《贫困的苏州》一文的评论。当初编辑部前行苏州采访，我再三叮嘱要小心又小心，万不可先入为主。现在看来，记者和编辑已尽量用忠实的笔法来记录苏州，只是镜头掠过，我以为苏州的真相依然深藏雾中。

苏州贫穷吗？她分明富得流油。GDP超了深圳；工业总产值全国仅次于上海，在江苏三分天下有其一；引进外资额高居各大中城市之首；财政收入富可敌省；人均可支配收入名列全江苏13个省辖市之冠。

说苏州人收入低，可惜并没有这方面的数据，有的是外地打工者的收入数据。显然，这样的数据与深圳、广州、上海、北京任何一地不会有显著差异。

更重要的是，收入有多种：名义收入、实际收入、可支配收入等等，还有公共福利。你用何种收入来证明苏州贫困呢？

在下90年代即去过苏州调查，当时苏州农村的“社员”就已经有了月补、股份、养老保障什么。如果再加上现在苏州覆盖率极高的公共福利，免费义务教育，医疗保障体系之类，试问中国有几个地方的人的“收入”可与苏州相比？黄奇帆是懂经济的官员，但他似乎也没有不同收入的概念，可惜了！

苏州污染大吗？不错。有这样的事实。但中国比苏州污染严重的地方可谓大有其在。例如，中国特别是东北的一些城市一直被列入世界污染最严重的城市（欧洲太空总署ESA公布的最新卫星数据显示，北京汽车废气污染居世界之最，北京和邻近东北省份是全球二氧化氮污染最严重的地区）。国家环境保护局2004年公布了中国113个环保重点城市空气指数最大前10名分别为临汾、阳泉、大同、金昌、宜宾、株洲、重庆、焦作、长治、攀枝花，苏州不在其列。显然，从这些简单的事实即可看出，苏州肯定不是中国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如果我们再考虑苏州庞大的经济总量，那么要证明苏州是高污染型经济发展模式显然需要更加充足的证据。

因苏州本地品牌缺乏而指证苏州贫困就更牵强了。本地品牌或自有品牌向来不是衡量地方发展好坏的重要指标。关起门来，全是国产品牌，试问是好是坏？

以上说法，我不是想辩解苏州没有问题，只是想表明我们要批得表理并非易事。

基于世俗智慧，在这里我还想作三点澄清。

第一，GDP就是收入， 我们不能一边高度关注人均收入的同时，一边否定GDP。原因很简单，GDP就是各种收入（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之和。苏州GDP高但部分人群收入低，至多说明分配上存在问题，但不能说苏州搞的是“房东经济”。至于“GDP增长不关我们的事”则纯粹是错觉，难道政府的收入不会通过公共福利和公共设施间接变成市民的消费？

第二、地方经济的发展并不存在理想道路和模式，而是要取决于资源秉赋的约束。因此，除非我们能够发现比苏州目前发展方式更好的方式并证明这样一种方式在苏州是可行的，否则我们对苏州的批评就不能完全令人信服。

第三、政府主导与民营经济发展并非矛盾，外企发展也不是民企衰落的原因。所谓政府主导，不是计划经济，政府并不直接从事生产，而是政府做政府的事（做规划、定战略、出政策等），其与民营经济发展是不矛盾的。苏州民营经济发展不足，亦不是因为外向型经济太发达。中国许多地方没有外资企业，但民营经济同样不行，而另外一些地方（如深圳）外资企业和民营经济都很兴旺。这说明外资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发展关系非常复杂，要证明外企发展挤压了当地民营经济的发展空间不太容易。

篇幅有限，就此打住。最后想说的是，本期专文无疑是很有启发的，只是离真相可能尚有距离。且让天下有心人与我们一同继续关注苏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