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一个“有限政府”

11年之前，时任福建省省长的在多次会议上谈到，政府职能转变的关键是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使政府成为“有限政府”，更多地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

他认为，建设“有限政府”，其目的在于实现政府的“廉洁、勤政、务实、高效”，并进一步加强和改善政府的服务功能。

在担任福建省省长期间，打造“有限政府”、提升政府效能，成为他的一个重要主张和改革方向。

如何开启一个更好美好的新十年，接受《财经国家周刊》采访的专家最多谈到的，是当前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着力点，应先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入手，构建一个“有限政府”。

一般认为，“有限政府”是指政府自身在规模、职能、权力和行为方式上受到法律和社会的严格限制和有效制约。

也有不同的声音：如果政府“有限”了，如何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和优势？

多种声音交织下，一些政府部门的利益集团化倾向也开始不断显现，使得对政府自身的改革更为复杂和困难。

但接受《财经国家周刊》采访的专家传递给一个主流的判断，即执政党和政府会顺应历史的潮流，构建“有限政府”，系统化解政府、市场、社会的矛盾，实现对权力运行架构的科学安排，使权力受到有效监督和约束，使腐败得到有效治理。

当然，十年能否打好这一仗，还取决于执政党的决心与智慧。

迎接最困难的“削权改革”

福建省当年打造“有限政府”和全面提速政府效能的努力，曾经引起中央决策层的高度关注。

当时记者在福建对此进行调研时发现，福建省政府“革自己的命”，如减少审批事项，当然只能减少自己权力范围之内的事项，更多中央政府的审批事项“还得一级一级走程序”。而且真正动到与省里的厅局有直接利益的，改革阻力依然明显。

真正减少“有含金量”的审批事项，成为政府改革的关键一环。

国家层面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起步始于2001年。从2002年11月国务院下发《国务院关于取消第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到2012年10月《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下称《决定》）公布，十年六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共取消和调整了2497项行政审批项目，占原有总数的69.3%；31个省（区、市）本级取消和调整了3.7万余项审批项目，占原有总数的68.2%。

今年的这个《决定》更是放出“狠话”：“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事项，政府都要退出。凡可以采用事后监管和间接管理方式的事项，一律不设前置审批。”

对此，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两个观点，应该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两个基本的原则，也是从目前改革现实有针对性提出的两个问题，尤其政府职能转变的两个重大问题。归结起来，“就是要市场的归市场，社会的归社会，政府的归政府”，这是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关系的一个基本原则。

《决定》明确要求把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与投资体制、财税金融体制、社会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紧密结合起来，这其实事关转变政府职能。站在政府治理角度而言，压缩政府决策的事务范围，给市场机制留下更多的机会，意味着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入，也使人们更加专注于“有限政府”的制度设计。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认为，下一个十年，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关键时间段，改革有几个要点，其一是转变政府职能。为什么一直转变不到位，就和行政审批事项过多，权力过分地介入经济和社会有更大关系。其二是权力下放，行政审批事项的改革所有的原则和内容就是要把行政审批权限尽量压缩，尽量下放到下一级政府，不能所有事经过上级政府来决定和审批。其三是权力转移，向社会中介组织转移，社会中介组织通过购买服务，通过法律委托实现一些原来政府的职能，不能把权力都留在政府部门里面，为权力不公开、权力的滥用、权力的徇私提供空间。其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本质就是要理清权力清单，其不能无限扩大，政府权力扩大的结果就会导致腐败现象的不断发生。

但竹立家也认为，“放弃一些对部门利益影响不大，收益很小的审批事项，影响并不大，剩下的30%才是与部门利益、个人利益紧密联系的，这部分改革将非常艰难。”

实现政府职能的“有序退出”

当前，地方政府普遍成为“经营城市”的主体、招商引资的主体，政府主导下的基础设施建设为GDP增长、经济发展立下巨大功劳，但也使得政府在“介入市场”的路上越走越远，难以自拔。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关注到，现在各级银行和金融监管部门均对地方融资平台“极为敏感“，一举一动都纳入监测范围。其背后，是各级政府的“平台公司”在银行有大量的贷款，贷款的质量，直接关系到银行的资产质量。银监会更是在去年启动多轮调研与摸底，对“平台债”进行调查与评估。

不仅如此，一些平台公司的腐败问题接连浮出水面。今年6月，河南省最大的投融资平台——河南投资集团董事长胡智勇因经济问题被办案人员带走调查。再前溯三个月，河南投资集团党委书记王绍祥被“”。两个月后，成都市政府最重要的投融资平台——成都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戴晓明因严重违纪和经济问题被纪检部门“”。

从整体来说，天量的平台债目前处于相对安全的运行线上。但事实上的政企不分，使政府在引导经济发展方面难以独善其身。

如何系统化拆除这一“引信”，将成为未来十年各级政府的一个重要任务。而实现这一任务，首先要界定政府职责，将地方政府与“平台公司”真正脱钩，让平台公司成为独立运行的市场主体，通过产权制度改革、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来解决这一重大课题。

政府过度介入市场之外，对社会的介入同样需要重点梳理和改革。

竹立家对本刊记者表示，未来很重要的一项政府改革内容是要为社会“松绑”，通过培育中介组织等社会组织，实现政府职能的有序退出和转移。

“我们现在问题比较多，社会矛盾很难调整，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介组织发育不健全，所有的矛盾和问题直接面对政府。一般来说，很多矛盾和问题是可以依靠社会组织来调解，来督导的。现在我们出了问题以后基本上就是直接面对政府，矛头直指政府，对政府的工作也不利。”竹立家说。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张小劲对此的看法是，当政府将一些权力下放给民间的社会组织的时候，也同时将自身的风险下放了。

在公共服务层面，竹立家认为，不但政府要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下一步还要通过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让社会参与公共服务，扩大社会中介组织、社会中小企业，包括国有企业等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过去行政审批事项限制了很多部门、企业、社会组织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必须打破这一点，大家在各自范围内本着公共精神共同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

政府改革的系统性

有关专家谈到构建“有限政府”时指出，要约束权力，取决于多方面的改革突破，这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不仅是政府的“削权”、“退出”要在法治化的框架内进行系统突破和实施，也需要在公务员制度建设、政府自身能力建设等方面进行系统化设计。

专家建议抓紧推进公务员制度改革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当前对事业单位的改革已全面启动，但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还需要系统化突破。他认为，“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首先在于干部选拔的公开性。现在我们虽然某些环节上有进展，但是干部选拔的公开性还不够。干部选拔应减少人为操作，过程应更透明化、制度化、法治化。选人用人进入法治化轨道之后，有限政府的建立才能更为制度保障和人才保障。”

对于一些政府官员自诩“一个强势的政府是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保障”。对此，上述专家认为，政府的力量并不全是体现为经济动员能力，更体现为社会动员能力，如果很多事情都由政府干了，“政府干，群众看”，这并不是一个有效率的政府，政府的自身能力建设，要通过权力流程的科学改造，赢得更多的社会支持，获得更多的社会动员能力。政府改革与执政党自身的改革要统一起来，全面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取得更为广泛的执政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