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汪曾祺的小说与传统文化

内容摘要：汪曾祺是当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的作家，他的小说寄寓了对平凡小人物的同情与怜悯，其文学创作中体现的人道主义关怀和对纯真自然人性的呼唤，与儒家的“仁爱”精神和道家的“道法自然”精神一脉相承。

关键词：汪曾祺 小说 传统文化 继承

汪曾祺的笔墨清新可咏，活泼的笔调下呈现出带有传统美感的篇章；其小说非功利化的审美倾向，以及绝大多数小说中表达的爱与美、温情与风俗的主题，是因为他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

一

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内涵十分复杂，然而汉代以来，先秦诸子百家经过社会的淘汰和历史的选择，只有儒、道两家以互补的形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主流。孔子说：“仁者爱人。”从宗法血缘关系看，仁之基本为爱，爱之源泉在亲子之情。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爱人”“泛爱众而亲仁”“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等仁学理想。孔子的“仁”学在不断的传承中渐渐融合，成为中国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仁学理想不仅在中国古代文学中保存了丰富的意蕴，同样也在当代文学中留下了深微的印痕。汪曾祺的小说中就蕴含着人道主义对人的尊重和悲悯，这种人道主义关怀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爱”精神一脉相传，体现在他的作品中表现为对小人物苦难生活的叙述，人生命运坎坷的主题的传达。

《露水》中，相逢于小轮船上唱戏曲的一对男女，苦难的生活让他们走到一起，彼此安慰，彼此照顾，生活正因为两人的相互扶持焕发了新的光彩。然而作品没有这样简单的结束，他们只过了一个月的好日子，男人突然得病死了，所有的美好就此戛然而止。《鸡毛》中的文嫂，靠给学生洗衣服、拆被窝、养点鸡来维持自己和女儿的生活。文嫂为人本分，虽然贫穷，却知足安乐。眼见女儿大了出嫁了，女婿孝顺，日子应该是越过越好，却突然遭逢生活的变故：女婿出车祸丧生，三只鸡被学生金昌焕偷了。小说的前半部，营造了文嫂在西南联大中与学生们和睦相处的景象，其养鸡的情景更是清新有趣，小说的格调是温馨和谐的；然而小说的后半部写到性格古怪的金昌焕，文嫂发现鸡被偷杀后的哭喊，以及在结尾处，作者写道“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都以明显的对比显示的作者的情感爱憎。《辜家豆腐店的女儿》中，辜家的女儿为了维持家计、给父亲治病，不得不向米厂的王老板和他的大儿子同时出卖肉体。然而她喜欢的是米厂老板的二儿子，可是她的表白遭到了拒绝，就连她求性的愿望也没有达成。看着自己喜欢的人娶亲，心里酸楚，也不得不在哭红双眼后继续着悲苦生活。汪曾祺在作品平静的叙述中，将生活的苍凉尽收眼底。平凡的人物，善良的人心，卑微的命运，惟其如此，才更能触动人心。尽管作品中透着淡淡的忧伤，但是作家心中向往的是美好、和谐的生活，汪曾祺透过笔锋，寄寓着对人生境遇变化的关注和对苦难人生的悲悯。

“儒家仁爱”精神赋予作家一颗悲天悯人的心，关爱他人，关心小人物的命运。而儒家“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审美标准，又使得作家在字里行间注重情感的节制，追求适度简约的文风。汪曾祺小说具有明显的诗化特征，小说中冲和平淡的叙述语调对其诗化小说形态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汪曾祺的小说中饱含了他对于故乡高邮生活的深深眷恋。“由于事过境迁所造成的心理距离，也让人能抽身事外，平心静气地以一种审美静观的态度回顾过去。”时空的延伸与扩展缓和了各N急功近利的情感，浮躁与悲伤像发梳整理乱发般被时光之水过滤得淡而又淡，作家正是以这种平和疏散的心态将家乡的故事娓娓道来。《大淖纪事》里，巧云被刘号长，痛苦自不待言。但是小说没有将这种屈辱的痛苦铺展开来，而是很快转入叙写她约十一子幽会。含蓄隽永的叙述，让我们感受到青春的活力与生机，感受到自然的静穆和妙趣。巧云和十一子的爱情虽然因为刘号长的介入而略有波折，但善良与正义最终驱逐了丑恶，于是美丽愈发美丽，和谐愈发和谐。

儒家中，仁的品格与礼的规范是分不开的。“不知礼，无以立也”（《论语・尧曰》）。礼属于外在的形式，是道德的标准；仁属于内在的精神，是道德的属性，礼仁是一体的。以礼为立身标准，便可以进入仁的境界，所谓：“道德仁义，非礼不成。”（《礼记・曲礼上》）《论语・颜渊》记载：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儒家的“礼”发展到汉代，形成了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其作用在于强调封建等级制度的合理性，将各种封建伦常关系固定化、绝对化。然而，在汪曾祺的小说中，我们看到了对等级规范“礼”的摈弃。汪曾祺将“仁者爱人”之“爱”从等级礼教观念中独立出来，赋予了“仁爱”更合乎人性、人情的品格。小说《晚饭花・珠子灯》中的孙小姐读过好些争取情感自由的小说，也受到过新文化的影响，但最终仍然恪守书香门第的观，在守寡的岁月中耗尽自己年轻的生命。作者在短小的篇幅中表现了封建礼教对人的戕害。而在小说《薛大娘》中，自己儿子已经二十岁的薛大娘，做的是“拉皮条”的生意，然而她却理直气壮地认为，“他们一个有情、一个愿意，我只是拉拉纤，这是积德的事”，后来她自己也和药店的吕三在一起了。面对众人的议论纷纷，薛大娘仍然问心无愧，“我喜欢他”。作者对于这样一个大胆、自主、热情的女性是充满好感的，小说的结尾，作者写道：“薛大娘身心都很健康。她的性格没有被扭曲、被压抑，舒舒展展，无拘无束。这是一个彻底解放、自由的人。”汪曾祺说，“我不是从道理上，而是从情感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我认为儒家是讲人情的，是一种富于人情味的思想。”他的小说中，有很多这样“不合礼数”解禁式的描写，作家摈弃传统儒学中强调伦理秩序的不合理因素，更多地强调个性自由和平等，使得传统伦理更加合乎人性。汪曾祺在散文《自报家门》中说道：“我自己想想，我受影响较深的，还是儒家。我觉得孔夫子是个很有人情味的人，并且是个诗人。他可以发脾气，赌咒发誓。我很喜欢《论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泳而归’，这写得实在非常美。曾点的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思想是生活境界的美的极至。我觉得儒家是爱人的，因此我自诩为‘中国式的人道主义者’。”

二

与此同时，汪曾祺将道家“艺术人生”、“诗意人生”的理念融入生活中，将生活之美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汪曾祺的笔下，道家“乘物以游心”的洒脱与适意，同汪曾祺闲适、淡雅的人生追求不谋而合。也正是基于此，使得汪曾祺的儒家思想中多了一份温润和富有人情味。

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所谓“道法自然”，并不是强调“道”之上还有一个“自然”，而是说“道”纯任自然，无所法，自然而然。老子认为“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人如若要克服其本质的异化，就需要超越异化人性的苦难生活，实现自身的“返璞归真”。庄子哲学的最高境界是逍遥自由，他希望按人的自然本性生活，追求适性、自然、逍遥的处世态度。汪曾祺并不是食古不化的作家。他并不曾拒绝面对时代的发展，而是在面对时展的同时，不忘道家的这个哲学命题：反对人的异化。他对于时代的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有所警觉的。在《美学情感的需要和社会效果》中，汪曾祺写道，“我写旧社会少男少女健康、优美的爱情生活，这也是有感而发的。有什么感呢？我感到现在有些青年在爱情婚姻上有物质化、庸俗化的倾向，有的青年什么都要，就是不要纯洁的爱情。”在汪曾祺的小说中，十七年小说和之后小说模式中的主题功利性、题材重大性、人物典型性、格调时代性被取消和颠覆了。他的小说，有意识地过滤了那些丑恶的东西。在汪曾祺的笔下，那没有权力浸染的宁静乡土，寄予了他童年记忆中所有的温馨所在。

《受戒》是一篇唯美的小说，描绘一个小和尚和一个叫英子的小姑娘朦胧、简单、清爽的爱情故事。小英子和明海是平平常常的小人物，他们内心世界朦胧的爱恋是源自人内心的希望和粝搿P∷抵忻髅牡淖匀凰乡风光和小英子、明海的纯真天性相互映衬。淳朴自然的两人，顺应着自然与心灵的召唤，情窦初开、两情相悦。小说《受戒》中插入了大量的五行八作的见闻和风俗民情。如当地和尚的风俗，写三师傅聪明能干，爱唱富有内容的乡野曲歌，和尚与女人私奔，吃肉娶妻。现代城市经验进入文本中的挤压，孤独，恶心，变形等在这些纯然的乡土文本中是找不到的。汪曾祺的小说似乎有意淡化了对欲望的向往和追逐，还原了人的纯粹自然的天性。

汪曾祺的小说中浓墨重彩地描绘着平凡生活、民俗风情、花鸟虫鱼，其目的就在于唤起我们对于传统文化、民俗文化的关注。他用诗意的笔触潜移默化地引领着人们朝着自然亲近，超越传统功利的人生观，走向一个和谐、温暖的生存空间。

汪曾祺将道家理念中对于自然生活的感悟，对于精神家园的探索，对于人类终极关怀的追寻视若珍宝。汪曾祺恬淡自适的文字背后寄托着作家深切的人文关怀。他在《美学感情的需要和社会效果》一文中写道：“我想把生活中真实的东西、美好的东西、人的美、人的诗意告诉人们，使人们的心灵得到滋润，增强对生活的信心、信念。”

三

从汪曾祺小说的阅读接受看，读者们常常沉醉在小说温馨的氛围中，感动于小说语言的朴质和爽朗。更深一步的探究，是因为读者能从汪曾祺的小说中感受到传统文化的亲切，感受到作家对人性的关怀和悲悯，从而获得心灵的滋润。

（作者单位：安徽国际商务职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