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汪曾祺的《跑警报》

汪曾祺的《跑警报》写的是抗日战争期间躲避日本飞机轰炸的故事。跑警报，可以想象，肯定是有纷扰、有紧张、有血肉横飞的惨状，应该是很痛苦、很恐怖的事，但是，观其全文，却不见恐怖、不见紧张，相反，倒是悠闲之状比比皆是。如从某种僵化的观念出发，是不是可以非难作家歪曲了历史的真实?但至今并没有评论家发出这样的批评。为什么呢?这是很值得思考的。

文章一开头，就写了一个教授讲课讲到跑警报结束的故事，还写了一个学生跑警报带上一壶水，夹着温庭筠或者李商隐的诗卷，从容自在地度过一天。

散文不是要抒情的吗?写这样的故事，鸡毛蒜皮的，和空袭警报的紧张环境好像不协调。这是抒的什么情呢?是不是太不严肃了?文章不是要善于剪裁吗?作家为什么不把这些个事情省略掉呢?拉拉杂杂，在文章中有什么价值呢?

读散文，欣赏散文，遇到现成的理论、概念不能解决的问题，不能拘泥于理论和概念，而要从阅读的经验出发，阅读的“实感”，特别重要的是最初的感觉或者叫做“初感”出发。我们读这样的文章最初的感觉是什么呢?是不是觉得挺有趣的?无论是教授还是学生都挺有趣。有趣在哪儿?空袭、轰炸、死亡的威胁，不但没有让他们恐惧，相反，他们挺悠闲，挺自在。这样的事情写了一件又一件，全文所写的事情都很有趣。趣味就在这样的空袭中，人们不紧张、不痛苦、不残酷，相反，很好玩。如果不是这样悠闲，不是这样自在，就不好玩，就没有趣味了。

是不是可以说，本文的立意就是要追求一种趣味，一种超越战争环境的严酷性的趣味?按作家的思路，这种趣味首先集中在跑警报的地点上。

在山沟里的古驿道上，有赶马帮的口哨，有风土化的装束，有情歌，有马项上的铃声，“很有点浪漫主义的味道，有时会引起远客的游子的—点淡淡的乡愁”。

很显然，趣味里渗透着感情。知识分子对于民俗的欣赏，是情感和趣味的结合，把它叫做“情趣”是不是比较适合呢?

接下去，是“漫山遍野”中的几个“点”。古驿道的一侧，“极舒适”，可以买到小吃，“五味俱全，样样都有”。沟壁上，有一些私人的防空洞。用碎石砌出来的对联是“人生几何，恋爱三角”，还有“见机而作，入土为安”。作家对这样的对联的感慨是：“对联的嵌缀者的闲情逸致是很可叫人佩服的。”

“佩服”的对象是“悠闲的情致”，也就是情感和趣味，但这样的情趣和我们通常在抒情散文中感受到的情趣有些不同。这个“佩服”的妙处，在于其中的意思好像不太单纯，不但有赞赏的意思，而且有调侃的意味。这种调侃，让我们感到，这种趣味不同于一般的情趣，而是有点诙谐，应该是另一种趣味，如果把它叫做“谐趣”可能更加贴切。

这里透露出一点信息，作者所追求的，应该不是一般的情趣，而是谐趣。富有谐趣的散文，就不应该属于抒情散文，而是幽默散文。这一点，从文章下面的篇幅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跑警报居然成了“谈恋爱的机会”，男士还带上花生米、宝珠梨等。“危险感使两方的关系更加亲近了”，“女同学乐于有人伺候，男同学也正好殷勤照顾，表现一点骑士风度”，“从这一点来说，跑警报是颇为罗曼蒂克的”。

人的情感通过和谐的表现容易达到美化、诗化的境界，如若情感和环境的严酷不和谐，明明是血肉横飞的战事，却充满了罗曼蒂克的情调，这就不和谐了。不和谐的趣味就有点好笑，有点好玩。不把人的情操往诗化、美化的方向去升华，而是相反，往可笑方面去引申，这就是谐趣，就是幽默感。在西方幽默理论中，不和谐构成幽默感是一个基本范畴，英语叫做“incongruity”。

到此为止，我们大概可以假定：这篇散文为幽默散文。接下去，认真检验一番，这个假定在文本中是不是有充分的支持?

警报结束了，回家遇雨，就有一位“侯兄”专门为女同学送伞的故事。作家这样评述：

侯兄送伞，已成定例。警报下雨，一次不落名闻全校，贵在有恒。

本来，“定例”的指称与一定的规章条例习惯有关，是一种规定、一种约束，有一定强制性，不能不执行的。而这里却是自觉奉献的。至于“贵在有恒”，本来是指以顽强的意志坚定地追求一种学业上、道德上的目标，而这里却是为了讨好女性。这是显而易见的不和谐、怪异，给人以用词不当之感，但是，就在这种用词不当之中，读者和作家心照不宣，领悟了作家对此人的调侃。文章的幽默感随着类似的怪异以及不和谐程度的强化而不断加深。

跑警报的人大都带着贵重的金子。哲学系的某个学生作出这样的逻辑推理：

有人带金子，必有人会丢掉金子，有人丢金子，就会有人捡到金子，我是人，故我可以捡到金子。因此，他跑警报时，特别是解除警报以后，他每次都很留心地巡视路面。他当真两次捡到过金戒指!逻辑推理有此妙用，大概是教逻辑学的金岳霖先生所未料到的。

这位同学捡到金戒指，是偶然的，但作家却用一种牵强附会的、不和谐的逻辑把它说成是必然的。这里逻辑的不和谐在于：有人丢掉金子必有人捡到金子，这不是必然的。有一种可能是丢掉了，并没有给人捡去，而是失落在某一角落。至于“我是人，故我一定会捡到金子”更是不合逻辑的推理。这条推理要能成立，必须大前提是周延的，也就是没有例外的：所有的人都捡，我是人，故我一定能捡到金子。如果只有个别人能够捡到金子，并不能推出：我是人，就一定能捡到金子。不合逻辑的推演是荒谬的、不和谐的。这明显是一种歪理歪推。因为其理之歪，才显得不和谐、可笑，然而又有事实巧合，就更加可笑了。因而，谐趣在这则故事中显得更浓了，幽默感也更强了。

跑警报，有这么多趣事；不跑警报，也有趣事。一个女同学利用这个机会洗头；一个男同学利用这个机会煮莲子，即使飞机炸了附近什么地方，他仍然怡然自得地享受他的莲子。文章写到这里，几乎全是趣事，轻松无比。忽然笔锋一转，说飞机也炸死过人，田地里死过不少人，但没有太大的伤亡。这一笔，从文章构思上来说，可以叫做补笔。飞机空袭本来是一件恐怖的事情，但作家的文风却追求轻松、幽默，一连串写了许多轻松的故事，幽默随着不和谐感的强化而强化。但读者也可能发生疑问：在这样的民族灾难面前，作家怎么能够幽默轻松得起来?作家的这一笔，应该是一个交代。因为没有太大的伤亡，所以才幽默得起来。如果每一次都是血肉横飞，尸横遍野，再这样轻松幽默就是歪曲现实了。鲁迅在世时，对林语堂提倡幽默一直怀着警惕，就是担心把刽子手的凶残化作屠夫的一笑。

汪曾祺是一个很有思想的作家，他对这一点是很有警惕的。除了这一笔以外，还有一笔，那是最为重要的一笔：

日本人派飞机来轰炸昆明，其实没有什么实际的军事意义，用意不过是吓唬吓唬昆明人，施加威胁，使人产生恐惧。他们不知道中国人的心理是有很大的弹性的，不那么容易被吓得魂不附体，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生于忧患，已经很“皮实”了，对于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都用一种“儒道互补”的精神对待之。这种“儒道互补”的真髓，即“不在乎”。这种“不在乎”精神，是永远征不服的。

为了反映“不在乎”，作《跑警报》

这一段，是全文的注解，文章写了那么多的有趣、好玩、不和谐的道理，充满幽默感的人和事，并不是低级趣味的搞笑，而是相反，是有着深刻的、带着哲学性的思考的。在这种不在乎的谐趣中，作者揭示我们民族在灾难中顽强不屈的精神的一个侧面，同时也表现自己的一种境界。这是汪曾祺式的境界，如果换成巴金或者茅盾、丁玲，就可能是满腔义愤，就不会这么不在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