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恶法非法”与“恶法亦法”

【前言】试论“恶法非法”与“恶法亦法”由文秘帮小编整理而成，但愿对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帮助。虽然我们不宜先入为主，将五种意见所代表的法学流派进行生搬硬套地归纳分类。但是通过阅读五名部长的意见，我们还是能够隐约感受到实证分析法学派和自然法学派之间存在的分歧。笔者认为，意见（一）更多地体现了实证分析法学派“恶法亦法”的观点，法律无关道德，守法...

【摘　要】恶法是不是法这一问题一直是自然法学派和实证法学派争论的焦点，并以此阐发了各自的学说，进而形成了一种对立的姿态：自然法学派坚持恶法非法论，实证法学派坚持恶法亦法论。本文以“怨恨满怀的告密者”为切入点，分别从两者的角度对恶法是不是法这一古老的问题进行评析，阐述了公民在面对恶法危害时具备得道德敏感。

【关键词】恶法亦法；自然法学派；实证分析法学

一、“满怀怨恨的告密者”

“怨恨满怀的告密者”是西方法理学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寓言，它来源于美国著名法理学家富勒的名著《法律的道德性》一书，这个寓言之所以重要首先应当归功于德国法学家拉德布鲁赫，他在1946年发表的论文“法定的不义与制定法之上的法律”中讨论了这样一些案例，其中就包括了“告密者案件”。这样一系列类似的案件在二战后德国法院的司法审判中还有很多，“怨恨满怀的告密者”就是富勒根据这些案件的事实虚构出来的。

这则寓言涉及一个靠暴力奉行和平民主原则的政府并取得政权的党派——紫衫党。紫杉党取得国家政权后，没有废除当时的宪法和各种法典，也没有解雇政府官员或免掉法官，而是将法律作为统治工具，通过秘密的成文法和溯及既往的法律，扫清，并“宣布为犯罪的那些行为在行为的当时是合法的”[1]，豁免了大批紫衫党员，逐步建立起血腥恐怖的统治秩序。在紫杉党执政期间，许多人为了发泄怨恨，向党和政府检举自己的敌人。被检举的事情包括：私下发表批评政府的言论；偷听敌台；和臭名昭著的流氓无赖以及特务狼狈为奸等等[2]。根据当时的法律，如果这些事情证明属实，那么被告就会被判处死刑，而且也的确有很多人因遭人举报而被判处死刑。最终，紫杉党的统治被，对于如何处理这些告密者，政府举棋不定，富勒以五名司法部副部长的口吻，提出了五种不同的处理意见。这些意见皆出自富勒之手，但是哪一种意见代表富勒本人的观点，我们无法做出精确的判断。

虽然我们不宜先入为主，将五种意见所代表的法学流派进行生搬硬套地归纳分类。但是通过阅读五名部长的意见，我们还是能够隐约感受到实证分析法学派和自然法学派之间存在的分歧。笔者认为，意见（一）更多地体现了实证分析法学派“恶法亦法”的观点，法律无关道德，守法的义务不是一种道德义务，纯粹是由法律规则所决定的法律义务，这种义务不排除遵守道德上邪恶法律的义务。相反，意见（二）则更多地体现了自然法学派主张的“自然状态下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和“恶法非法”的观点，不过此意见在某些方面又不同于富勒笔下的自然法。总而言之，笔者认为这则寓言主要透射了自然法学派和实证分析法学派就“恶法是不是法”以及“如何面对恶法”等问题的讨论。

二、自然法学派和实证法学派对“恶法”的观点

西方法学理论演变的历史过程，就是每一阶段不同学派法学家对“法律是什么”这一基本问题激烈的讨论过程。而恶法亦法和恶法非法的争论也始终贯穿其中，特别是20世纪的法学界，自然法学派和实证分析法学派就此古老的问题展开的争论最为引人注目。

（一）自然法学派的“恶法非法论”

自然法学派主张恶法非法，特别是以实在法形式存在的恶法更是遭到了他们的唾弃，这一理念主要源自于他们对自然法的绝对信仰。无论是西塞罗、阿奎那，还是洛克、孟德斯鸠，他们都认为自然法是一种永恒不变的价值追求或道德律令，是人类必须履行的义务或承担的责任，任何实在法都要求遵守自然法，由此确立了自然法与实在法的三个基本原则：其一、自然法是普遍的和不可改变的，它是由造物主公布的或者人们理性所认识的；而实在法是具体的、可以改变的、是由人类自己制定的或者在习俗中形成的。其二、自然法的效力高于实在法。其三、如果实在法和自然法发生冲突，实在法是无效的[3]。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自然法学家不承认或者完全剥夺了恶法的法律效力，认为只有那些符合自然法价值追求的实在法才具有法律效力。在他们看来法律并无应然和实然之分，人间的实在法必然受自然法的统治，“恶法非法”是明显而且不可辨驳的朴素真理。这种理论实际暗含着这样一个潜在逻辑，就是法律与道德不可分离，事实和价值不可分离，手段和目的不可分离，人们不可脱离道德、价值和目的来单独评价法律、事实和手段。自然法作为唯一的价值衡量标准，是一种绝对永恒的道德原则，正义是它最终的归宿，违背了它就会遭到否定甚至剥夺其存在的意义。

（二）实证法学派的“恶法亦法论”

实证分析法学派从诞生之初就毫不动摇地站在了自然法学派的对立面。虽然就“法律是什么”这一命题，边沁、奥斯丁、哈特先后给出了“命令说”和“规则说”的不同解答，但就“恶法是不是法”这一问题上，他们的观点基本一致，都主张恶法亦法，坚信任何法律都是法律，法律自身拥有一套独立自足的概念术语和规则体系，法律是人们通过对社会事实的理性观察和抽象分析的客观产物，而不是人们的主观臆断。由于实证分析法学派极力怀疑自然法和绝对道德原则的存在，他们将法律区分为应然法和实然法，并着重分析实然法，他们认为价值或道德判断作为一种主观判断，无法以一种客观理性的方式或标准对法律作出高低优劣的评价，而且这种主观判断还有可能动摇法律的权威，使法律丧失社会公信力。所以在价值多元的世界中，他们主张法律与道德相分离（即实然法和应然法相分离），事实与价值相分离，手段与目的相分离。在边沁看来，如果不对它们进行严格地区分，会导致两种危险：一是动摇了法律的权威，甚至对法律存在本身提出质疑；二是法律与道德作为判断人类行为合法合理的评价标准，如果忽视其中一方的标准，也就逃避了一方的批评。因此边沁认为只有坚持法律与道德相分离才能帮助我们化险为夷。与之相似，哈特也认为，“在缺乏宪法和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我们不能仅仅因为一个规则违背了道德标准而否认它是一个法律规则；相反，也不应因为一个规则在道德上是令人向往的，便认为它是一个法律规则。”[4]不过在历史事实中，实证分析法学也承认道德观念对于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道德原则在不同程度上被引入法律制度，相反法律对道德标准的进一步完善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可是这种联系和影响也主要是基于人们的理性思考而产生的，并非武断自恃。但在承认法律与道德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的同时，他们更坚信这种联系并不具有必然性，两者不可相互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