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术“平民化”看学术与传媒的关系

摘要：《百家讲坛》栏目在电视媒体中首推“平民化”学术视角，“平民化”的学术赋予了大众传媒丰腴的血肉之躯，媒体为学术的“平民化”提供了宽口径的快速通道。一方面，《百家讲坛》栏目“火”了，主讲学者“火”了；另一方面，负面消息接踵而至，学者名声毁誉参半，媒体功效屡遭质疑，学术与传媒的关系必须引起各界人士的深思。

关键词：学术 平民化 传媒 辩证

学术“平民化”践行者要首推易中天教授，学术“平民化”的助动媒体要首推《百家讲坛》。借助“易中天现象”，央视十套的学术性电视节目《百家讲坛》继2005年成为电视节目黑马之后又迎来社会关注的热潮，一个带有学术性的电视讲座栏目短短一年，一鸣惊人地成为高知名度的名牌栏目。《百家讲坛》之所以成功，在于它找到了一条将学术知识通俗化、趣味化以走向大众的成功路子，使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巧妙地融合在一起，这一经验在社会和业界都得到赞誉。

“学术”理应包括两个内容：研究与传播。学者致力于探索研究学术性的知识，为的是能够使得这些研究在日后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能量，学术是为全人类所享有、所使用的。而在以往的学术研究过程中，“传播”环节常常疏离于社会，使得学术“高高在上”，难以实现其应有的普遍社会价值。于是，责任心和价值感告诉传媒：致力于将学术向大众传播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之路。

传媒如何传播学术

提供平台，实现三个对接。这里所说的“三个对接”是指：传统与现代、学者与大众、学术与传媒之间的对接。同时，平台很必要，《百家讲坛》就是媒体所提供的以供实现对接的一个平台，在平台上，各就各位，各得其所，没有必要强求一律。

如今，大众传媒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人们接收信息最重要的方式，由于大众传媒的介入，传统的经典文学改变了原来的传播方式，变成了大众文化的一种。大众传媒促进了经典文学的传播，为其更为广泛的传播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平台。学术要传播就要借助于大众传媒，大众传媒也在不同程度上为学术的传播提供帮助和进行创新。学术知识相对来说是缺乏生动的活力的，那该如何将这些枯燥的知识传播于众呢？这就要靠大众传媒来帮忙了，利用其自身的传播特性来推动缺乏活力的学术知识向大众传播、向外行传播的进程。

易中天教授曾指出自己的成功之道在于主动和老百姓对三国的知识体系进行“对接”。他认为，三国这段历史时期的人物有三种形象，一种是史书中的历史形象，一种是文学形象，还有一种是老百姓熟悉的民间形象。“我展示的是其历史形象，但是拿其文学形象和民间形象作对比。这样观众听起来既亲切，又过瘾。”张颐武教授将易中天的成功称之为“浅思维的成功”，“这种浅思维是对知识巧妙的‘软’性处理，将知识变为有趣的叙述和充满具体可感的素材。”“浅思维的好处在于贴近生活，有感而发”，从而启悟人生。这个观点颇为中肯。

精选内容，强调影响力。生动精彩的内容再加上颇有建树的学者，向大众传播正确的、有用的、有趣的文化知识，喜闻乐见又受益匪浅，学术与传媒则会双赢。

从社会化生存系统审视传媒文化身份，文化群落（知识层次较高的人群）希望传媒属于纯文化，成为人类精神品格的塑造者、思想道德的完善者和崇高情感的激励者；而作为个人的个体组织群落则可能希望它有一个“百家姓”，是千里眼、顺风耳，又是表达个人意志与精神的喉舌，是其精神追求的寄托，又是文化娱乐的场所。媒介既是信息人，又是生活的向导和侍者，多重身份的角色使得它必须好好审视一下自己，为满足不同受众的需求而进行改变。

学术需要有效地广为传播，传媒所传播的知识要通俗化，要面向不同知识水平层次的受众，俗称“大众餐”。在《百家讲坛》的定位中实际上有一个关键词,就是“百姓”,栏目要为平民百姓和普通大众服务，这就要求知名学者们作为演讲者，要放下“身架”，采用平民化的视角，用通俗的语言，形象的比拟，从纷繁杂乱的历史资料和教科书里提炼精华，抓取要点，深入浅出，把学问当评书讲，把历史当故事说，以增强“讲座”的趣味性、戏剧性，提高观众的收视兴趣。《品三国》系列讲座中易中天教授将“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比作是现代社会中公司总裁猎取有能力的总经理，贴近当代人生活，既诙谐、幽默，又易于理解和接受。

《百家讲坛》将学术大大淡化，选择符合老百姓的思维习惯与喜好的内容来演讲，这样就为栏目赢得了更多层次的受众，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

避免“泛大众化”。在“易中天现象”引发的争论中，有人对易教授这种“俏皮”评说历史的方式提出了质疑，指出这种表达方式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将“品三国”变成了电视剧。批评者认为学术研究沦为常识的普及乃至通俗的演绎是不合时宜的，是变相地将历史庸俗化。需要说明的是，学术在大众传媒上显示出的“大众化”、“平民化”的形式特质，与电视节目的“娱乐化”是不等同的。有些学者对于学术一旦与传媒接触就一定会娱乐化的担心有一定道理，但不必过分敏感与担心。

通常人们认为，学术性的高文化含量的东西只适合于严肃的公共场所来进行演讲和传播，但是《百家讲坛》却颠覆了这种传统观念，它以事实证明了，学术性的高文化含量的东西也适合于电视这种大众传媒来表现，当知识性、学理性的“讲座”式节目，从高等院校的阶梯教室搬到电视荧屏上时，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百家讲坛》制片人将栏目的成功做法概括为：要把学者们的学术成果变成“剧本”，以一个戏剧化的结构来做讲座。它呈现给观众的讲座既不同于大学课堂或学术研究论坛上的严肃型文本，也不同于茶馆闲聊式的说书讲故事，而是杂糅了二者的优势，把学理性的分析与讲故事的生动性、悬念性结合在一起。这样一来对于习惯了严肃的学术研究的专家们来说,在《百家讲坛》的讲座则是经历了一个多少有些痛苦的表述体系的“变身”过程。当严肃的学术走向大众，枯燥的理论有了血肉的时候，就用“娱乐化”、“庸俗化”之类的词语加诸其身，并不是学术讨论和学术解放的理性态度。

在我国现有的媒介体制下，以广告为主要盈利支撑的情况下，媒介的专业化程度和专业化进程需要科学审慎把握，既不可走极端和操之过急，也不必过分苛责挑剔，公众应该给媒介时间和空间允许它们在尝试改变中寻求更为恰当合理的内容和表现形式。毕竟，以服务者的姿态出现在受众面前，栏目的亲和力大大加强，摒弃高深、晦涩，以平民化的解读方式来传递学术和文化，是久违了的媒介带给我们的感觉。

“共赢”后的再思考

学术与传媒联姻为二者都开拓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大众媒体不仅肩负着传播信息的重任，而且承担着传递文化的功能，理应成为学术的传播与创造的肥沃土壤。将中国历史文化经典的作品搬上荧屏，既丰富了媒介内容，又播撒了学术的种子。传媒在这条道路上是任重道远的，它不仅要求传媒机构推陈出新，创造出新颖的模式来吸引受众，更需要专家们在肩负学术研究的责任前提下强调学术普及，严谨的立证与生动的形式并重，注重学术知识的绝对真实性，才能真正实践专家为百姓服务的栏目宗旨。

冷静看“名利”。《百家讲坛》的热播，使诸如易中天的原本埋首“象牙塔”的专家学者们，由过去的默默无闻而迅速成为妇孺皆知的“学术明星”。尽管对此褒贬不一，他们却在公众的视线中一路蹿红，出版著作的发行数目也屡屡创下图书销售的最高纪录。在享受前所未有关注度，成为众人追捧对象的同时，有人开始质疑：学术明星在转瞬间获得巨大关注度的同时还能否冷静对待名利，能否不迷失自我、不借机炒作，牢牢坚守学术品位。这种担心和顾虑不无道理，西方学者布迪厄（PierreBourdieu）就曾明确指出：“上电视的代价，就是要经受一种绝妙的审查，一种自主性的丧失，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之一就是主题是强加的，交流的环境是强加的，特别是时间也是限制的，这种限制的条件致使真正意义上的表达几乎不可能有。”而深度介入电视的中国学者王鲁湘也坦率承认：“主体立场的丧失是知识分子进入电视的一个必然代价。你要转换到这个角色，就必须接受这个条件。以中国目前情形，任何一个媒体的话语空间都是有限的，电视的话语空间更狭窄一些。”①

对此，我们必须有着清醒的认识，在学术研究和立场上来看，如果一味将社会浮躁的功利标准引入其中，以牺牲思想深度和高度为代价，以迎合大众为幌子，消解经典，哗众取宠，最终只能导致批评连连，自身形象也严重受损。易中天在南京签售他的新书《品三国》时发出了这样的感慨：“电视确实是一个很好的现代传媒，也是一个传播学术的很好平台。但它又是一把双刃剑，成人也毁人。如果你想成名，可以利用它，但是成名不等于成功。传媒与学术的结合，做好了是双赢，学者赢得了观众，媒体赢得了品位；如若做得不好，那么就会使学者名声毁誉参半，媒体也会被观众辱骂得臭气熏天。”因此，专家学者们应坚守学术品格，审慎对待自己的言论，言之有据、论之有益，冷静思考如何借助媒介力量实现学术的普及与传播，让广大受众真正遨游知识海洋，享受智慧之光。

坚守社会责任。事实上，大众媒体自诞生之日起，就已经开始了与学术文化的联姻，并且以特别的方式迎合大众的口味。因为大众传播媒介的核心本质是它的大众性，那么大众传媒和学术文化之间的共谋互利就在所难免。在媒体发达的时代，媒体更需要文化内涵。近些年来，电视等媒体又将教授、学者们引入新型传播方式，谈历史、文学、诸子百家等，在带动出经济效益与万众瞩目的同时，收到了普及文化、推广知识、提高学术社会地位和深化媒体文化内涵的效果。

在传播学中，“议程设置”理论应该引起媒体人的高度重视。即媒体具有为公众安排议论的话题的功能，媒体的传播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人们谈什么和想什么。因此，媒介报道什么，公众便注意什么；媒介越重视什么，公众也就越关心什么。政治学家伯纳德・科恩在其《报纸与外交政策》一书中说，媒介在使人们怎样想这点上很难奏效，但在使人们想什么这点上却十分有效。换言之，媒介难以左右人们的思想方式，但却易于操纵人们的思想内容。

因此，传媒应坚守社会责任，要强化为受众着想的服务意识，充分发挥“平台”和“渠道”优势，一方面应当以适宜的方式去深入浅出地传播、普及中国的优秀文化,带动和引导普通民众了解优秀文化的兴趣,并最终引领普通百姓提高对优秀文化的理解,致力于提高国民素质；另一方面，保证节目内容的质量，不能一味迎合公众口味，将学术研究通俗化是创新，将通俗文化低俗化却是不负责任。

回顾过去的20个世纪，传播媒介从初民们的口耳相传、筮骨铸器一直发展到了如今把整个世界连接为一个地球村的互联网，它所带给世界的变化是人类有目共睹的。与过去相比，现代传播媒介发生了改变，电视等新媒体的产生使学者可以面对更广阔的受众，学术思想可以更迅速地传播，传播方式也可以更灵活。

学术与传媒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学术既要走向大众，又免不了受到各方质疑；媒体不仅要广泛传播学术，又不能丧失立场原则，这充分说明了学术与传媒绝不能是单纯的商业合作，而应是以公众和社会利益为最终目的，密切的伙伴关系。

注释：

①徐梅：《王鲁湘导演最怕一根筋》，《南方人物周刊》，2006（19）。

参考文献：

1.喻国明：《喻国明自选集――别无选择：一个传媒学人的理论告白》，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张汩汩：《把学术搬上荧屏――讲座型栏目的选择与追求》，《电视研究》，2005（4）。

3.魏淑青：《电视讲坛类节目的大众化解读》，《电视研究》，2006（5）。

（作者单位：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

编校：董方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