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贸易与FDI对中国地区技术进步的影响探究

【摘要】本文利用2003-2012年中韩两国在地区层面上的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不同地区，在中韩贸易以及fdi对于本土技术进步的促进上拥有不同的初始优势。其中，中部地区具有最好的初始优势，东部地区次之。并且，由于中国在中韩两国的贸易关系中仍然表现为低端的加工装配等劳动密集型的贸易结构特征，导致中韩之间的贸易产生的技术溢出效果微弱。韩国对中国的FDI具有相对明显的技术溢出效果，这源于韩国对中国的FDI主要集中于技术密集型的制造业行业。

【关键词】中韩 贸易 FDI 技术进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本土经济迅猛增长的背景下，却是以中国投入大量的资本、劳动和资源为代价的粗放经济增长方式所造就的，这种低附加值、低效率的粗犷的发展方式对中国资源与环境造成了严重的伤害。技术的进步，使得低能耗、低投入与高附加值成为可能，在面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下，中国正鼓励发展高新技术，积极将其运用到经济产业中，努力实现产业升级转型。

韩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家之一。2014年，韩国是中国最大的进口来源地，是中国的第三大国别出口市场，2013年韩国是中国内地的第四大直接投资来源地。与此同时，中韩自贸协议的签订将有助于进一步促进中韩双边贸易与投资。韩国作为中国重要的经济合作国家，中韩的跨国界贸易与投资活动对于中国的产业技术进步具有怎样的影响？中韩贸易与投资这两大技术溢出渠道又是为何会产生如此影响？如何正确引导中韩双边贸易的结构与韩国对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布局？这是本文想要回答的问题。

一、文献综述

Keller（2001）认为，在开放条件下，国家之间的知识溢出主要将通过贸易和FDI的方式进行传导。国家之间的知识溢出将通过一定的传导机制，渗透到本地形成本地的科技技术生产力。

在研究贸易与技术进步之间的相互关系时，普遍认为跨国界贸易通过提高本国行业生产率与丰富国内产品异质性的渠道，会极大地影响了本土整个行业与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在理论与实证方面都得到了国外学者的阐述与证实（Jacquemin，1982；Kumar，1994；Wagner 1995；Lin，Hui-lin，2010；Goldberg，2010）。其中，Romer（1986）作为新增长理论的代表，认为国际贸易存在技术扩散效应，在进行扩国界的贸易活动的同时，会促进本国技术进步。Coe 和Helpman（1995）利用1971～1990年21个OECD国家及以色列的面板数据，证实了基于进口贸易的国际性技术外溢显著促进了进口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国内学者在国际贸易与技术进步相互关系这方面也做了大量研究，结果同样表明跨国界贸易对我国产业的技术进步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李小平等（2006）证实国际贸易渠道的技术溢出效果确实存在，对于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及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均有影响。张建清等（2011）通过实证认为，在中国范围内只有进口贸易存在显著的技术溢出，进口贸易仍然是国外技术溢出的主要渠道。

在FDI促进本土产业技术进步这一领域国内外学者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证实FDI发挥促进作用具有多种渠道，包括“产业前后向关联效应”“竞争与示范效应”与“技术溢出效应”等（Gorg & Greenaway， 2004；Moran， 2010；傅元海，2013）。同时一些学者也发现，FDI的来源国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同样也影响FDI的作用效果，同南-北国家之间的投资相比，南-南国家之间的直接投资能够起到更高的促进技术发展的效果（Lipsey & Sjoholm， 2011）。张建清等（2011）研究证明，中国仅有东部地区的研发、人力资本、制度的完善以及经济的发展才能显著促进FDI的技术溢出。

由此可以看出，贸易与FDI对技术进步是否产生作用、作用的效果如何，不同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结论。并且可以发现贸易与FDI两者对技术进步的作用效果会因为作用对象的异质性而产生差异。从贸易角度，进行贸易的方向不同，即是进口贸易还是出口贸易，这一行为对本地产业的技术进步的作用强度与作用方向也是不同的；从FDI的角度，如果进行跨国界贸易的国家发展程度存在差异，即贸易发生在南-南国家之间与发生在南-北国家之间，对本地产业技术进步产生的作用效果是不同的；并且不论是贸易还是FDI，均会因为地区的经济条件的差异，对技术进步产生不同的溢出作用。

从文献的梳理可以看出，国内文献大多集中于中国对于全世界总体的视角，忽略了不同性质国家对于中国产业技术进步的影响也会存在差异性，难以根据实际情况，针对性的制定贸易及产业政策。因此，本文选择中韩两国之间的贸易与FDI作为技术溢出的研究对象，研究作为中国重要战略合作国家的发达国家韩国与中国之间的经贸活动对于中国产业技术进步的影响。

二、变量与模型介绍

（一）数据说明

在实证中所使用的原始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外商投资报告》和韩国贸易统计信息中心网站。本文所用指标均在原始数据的基础之上，计算加总获得。

文章将中国的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大经济带。东部是指最早实行沿海开放政策并且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省市，中部是指经济次发达地区，而西部则是指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包括辽宁、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指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内蒙、广西12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各地区的数据通过各地区省、直辖市、自治区的数据加总得到。

（二）各地区技术水平的测算

本文在研究过程中，将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衡量一个地区技术水平的指标。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方法有很多种，本文采用由Head 和Ries（2003）提出的 HTFP，HTFP以C-D 生产函数为基础，生产函数的表达式为 ，所以 HTFP的测算公式可以表示为 ，其中 。为了求出HTFP测算公式中所需的u和lnA，需要对中东西部地区的面板数据进行样本回归。假设带有截距项的回归方程为： ，i 代表单个行业，Qi代表行业i的工业实际总产值（亿元），Li代表行业i的固定资产存量（亿元），Li代表行业i的全部从业人员人数（万人）。其中HTFP公式中的lnA为回归方程截距项c和残差εi之和，因为这恰好是除了资本与劳动以外其它影响企业产出因素的总和，也就是“索洛残值”。

在计算全要素生产率时需要用到固定资产存量这一指标，本文采用永续盘存法，通过公式 获得该指标。其中Kt为第t年的固定资产存量，It为第t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θ为固定资产形成总额的经济折旧率。本文借鉴张军等（2004）的研究成果，认为各地区固定资产形成总额的经济折旧率为9.6%，以其研究结果的2000年为不变价格的2000年各省份固定资本存量为基础，根据公式与各年的分地区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一步计算得到以2003年为不变价格的2003年的各地区固定资本存量。在此基础上，通过计算，u的估计的结果为1.3081。

东、中、西部地区计算所得的2003-2012年的全要素生产率见下表。

（三）面板数据模型的设定

以中国三大经济地区为分析单位，通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研究时间跨度为2003-2012年中韩之间的进出口贸易的技术溢出效果以及韩国对中国直接投资对于中国地区技术进步的影响。由于中韩之间进行的商品贸易是以美元作为结算单位，所以将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作为控制变量引入到模型中。

其中，αi为地区的固定效应，Xit为中国t地区向韩国的出口贸易额（亿美元），βx为中国向韩国出口对该地区生产率的影响， Mit为中国t地区由韩国进口的贸易额（亿美元），βm为中国进口韩国产品对该地区生产率的影响，FDIit为韩国对于中国t地区的FDI投资额 （亿美元），βf表示韩国对中国的FDI所产生的技术溢出效果，βf是控制变量汇率Eit的影响系数。其中，i代表时间，t代表中、西、东部地区。

三、 实证分析

考虑到各变量数据的平稳性及协整关系，首先对各地区的原始数据：全要素生产率HTFP、中国对韩国进口贸易额、中国对韩国出口贸易额、韩国对中国FDI以及历年美元兑人民币汇率进行ADF单位根平稳性检验，发现自变量和因变量数据不平稳但均表现为一阶单整，进而进行协整检验，检验结果发现残差序列项平稳，说明序列变量之间的不平稳性可以在回归模型中相互抵消，因此通过协整检验，所以可以采用原始数据直接进行分析。

由于本文的变量个数要大于个体观察数所以不能选择随机效应模型，而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又分为变截距模型与变系数模型，具体选择哪个模型需要通过F检验进行确定。在通过F检验之后，判定本文选择变截距固定效应模型。在确定模型的类型之后，运用Eviews 7计量软件，得到回归结果见下表。

通过观察获得的回归结果，可以从数据的数值以及所代表的意义可以初步得到以下结论：

中国向韩国进口额的影响系数为0.00006，中国向韩国出口额的影响系数为-0.00007。虽然进口额与出口额这两个变量的系数均10%的水平上显著，但由于数值较小，可以认为中韩之间进行的贸易渠道所产生技术溢出效果很小。韩国对于中国的FDI对于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系数为0.00438。对于该地区的技术进步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

个体固定效应差异大，这说明不同地区明显的初始优势差异。这种初始优势是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模型的重要补充。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中韩贸易及FDI对于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大框架下，中部地区具有最好的初始优势，东部地区其次，西部地区的初始优势最弱。

四、 原因探究

（一）对韩进出口贸易对于技术进步影响的分析

从实证的结果可以看出中国对韩国的进出口贸易对于技术进步的影响都相当微弱，并且从进口来看，贸易对于技术进步具有微弱的促进作用，而从出口的角度来看，贸易对于技术进步出现了微弱的抑制效果。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中韩之间的进出口贸易行为对于本土技术进步会出现这样的效果呢？本文试图从中韩贸易的主要贸易类型产业内贸易的结构进行解释，由于进出口贸易影响系数数值均比较小，所以就不从地区的角度进行分析，而主要从全国总体进行探究。

中韩之间的贸易主要集中于产业内贸易（李准晔等，2002；吴宏等，2009；汤碧，2012），产业内贸易又分为垂直产业内贸易与水平产业内贸易。通过运用格林纳韦等（Greenaway et all，1994）的公式计算，将 作为界定的标准。在各产业内，如果符合这个范围，就将该产业内的贸易类型划分为横向产业内贸易，若不在这个范围之内，就将该产业内部的贸易类型定义为垂直产业内贸易。本文将HS编码前两位作为分类标准，以2012年中国对韩国进口额前十位的产业为研究对象，计算2002-2012年10年间这前十位行业的平均出口单位价格/进口单位价格的取值，发现只有行业71、61、62属于垂直产业内贸易，其他七个行业均属于水平产业内贸易。计算的结果见下表。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中韩产业内贸易结构主要表现为垂直型产业内贸易，这一产业内贸易类型实际上保持着由资源禀赋条件所决定的产业间贸易的特征。产业间贸易主要是利用各国的自然禀赋优势，并由此具有该要素的价格优势，从而产生成本优势。中国在与韩国的贸易关系中，拥有的要素禀赋优势是廉价的劳动力。中国主要从事产业链中增加值较低的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装配环节，在该环节对于技术的要求微乎其微，也不会涉及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方面。由此导致了中韩两国之间的贸易对于中国地区生产率的影响微弱，甚至出现了负的微小作用。

（二）韩对华FDI对技术进步影响的分析

韩国对华FDI的影响系数为正且数值相对较大，可以认为韩国对华的FDI对于中国的技术进步存在一定的促进作用。

从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角度，韩国对华投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房地产业及批发和零售业。2012年，韩国对华投资制造业项目444个，占韩国投资项目总数的34.0%；实际投资金额20.9亿元，占其实际投资总额的68.7%。2012年韩国对华的主要项目有：三星电子在陕西西安总投资210亿美元建立10纳米闪存为主的存储芯片工厂，在苏州投资30亿美元建立大型液晶面板生产线等。韩国对华的FDI由于主要集中于制造业这一资本、技术密集程度相对较高的产业，FDI的进入会带来行业技术效率的提高，这主要的原因是韩资企业相对与内资企业拥有更高的技术水平，中国可以借鉴韩国的先进技术，为本土生产效率的提升和技术进步提供示范作用。

从地区的角度进行分析，韩国对华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2002-2012年，东部累计吸引韩资384.4亿美元，占同期韩国在华累计投资金额的95.4%。2012年，东部吸引韩资25.5亿美元，占当年韩国对华投资总额的83.9%。东部地区近年来吸收了大量的韩资，韩资对于当地经济的技术进步也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从回归的结果可以看出，将资金投入到中部会有更高的技术溢出效果。由于沿海的东部地区是最早进行改革开放，最早吸收外资进行发展的地区，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技术也在不断进步，但是相对于东部，中部地区的发展潜力更大。

五、结论

本文以全要素生产率作为技术进步的衡量指标，考虑到不同地区的经济政策实施的差异程度以及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将地区作为变量，考察不同地区的中韩贸易与FDI对于本地技术进步的影响程度。得到以下结论：（1）不同地区，在中韩贸易以及FDI对于本土技术进步的促进上拥有不同的初始优势。其中，中部地区具有最好的初始优势，东部地区次之，最后是西部地区。（2）中国在中韩两国的贸易关系中仍然表现为低端的加工装配等劳动密集型的贸易结构特征，导致中韩之间的贸易产生的技术溢出效果微弱。（3）韩国对中国的FDI具有相对明显的技术溢出效果，这源于韩国对中国的FDI主要集中于技术密集型的制造业行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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