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动中的亚太格局及中国周边政策”研讨会综述

2009年12月17日，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与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共同主办的“变动中的亚太格局及中国周边政策”研讨会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召开。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常务副会长、外交学院院长赵进军大使和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秘书长、外交学院院长助理朱立群教授专程赴会，来自外交学院、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复旦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政法大学、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上海市委党校及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专家学者就当前变动的亚太格局下，美国奥巴马政府的亚洲政策调整、我国周边战略态势发展及对我国的影响和应有的对策等进行了深入和前瞻性的探讨。

一、奥巴马政府亚洲政策的调整

奥巴马政府上任近一年来，美国亚洲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不仅体现在美国高调“重返”东南亚、提升中美关系等方面，也体现在美国与日本和韩国同盟关系的被动调整方面。学者们认为，美国亚洲政策的调整有以下三个特征。

首先，奥巴马政府的亚洲政策观念发生了较大转变。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吴心伯教授指出，就亚洲政策整体而言，美国历来存在两种战略观念：一是从美国全球战略的角度看亚洲，一是从亚洲本身的政治、经济重要性的角度看亚洲。奥巴马政府上台后，更多采纳了从亚洲本身的重要性的视角制定亚洲政策。当然，奥巴马自身的亚洲经历可能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与亚洲政策观念转变相同步的是，中国已经上升成为美国在亚洲的经济和外交中心，成为美国亚洲政策的两大支柱之一。与亚洲政策类似的是，美国内也存在两种思考对华政策的视角：一是强调盟国、尤其是日本的海洋派，一是强调中国的大陆派。奥巴马上台后，不把中国当作对手，而是更加注重发展新型伙伴关系，中国成为与美国在亚太地区盟国具有同等地位的美亚洲政策支柱。

第二，奥巴马政府的亚洲政策框架有较大调整。吴心伯教授认为，美国亚洲政策框架可用五个关键词加以概括。首先是“稳定”，即稳定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局势；其次是“接触”，与包括朝鲜、缅甸、伊朗等在内的传统对手进行接触；第三是“合作”，主要对象是中国；第四是“参与”，高调参与东（南）亚地区整合以期在东亚或亚太事务中继续发挥主导权；最后是“调整”，即被动地调整同盟关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日本研究中心主任李秀石研究员指出，日本在自民党时期便已决定发展与澳大利亚和印度的准同盟关系，不再将美国当作唯一的盟友。在美国亚太政策调整导致美日同盟重要性有所下降的同时，上台后的政策加速了这一发展。韩国则利用此机会，试图扮演更大角色。面对日韩的这一变化，美可能赋予日本更大的独立空间，而韩国在美东亚同盟体系中的地位可能得到提升。

第三，奥巴马政府的亚洲政策带有明显的过渡性特征。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助理傅梦孜研究员和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王帆都认为，尽管上任已接近一年时间，但奥巴马政府的亚洲政策仍未完全成型，目前的政策调整更多的是即时性的应急措施，而非长远性的战略规划。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俞新天研究员认为，美国的战略重心东移是一个长期的、多层面的进程：其在经济领域的重心东移可以说已基本完成，中国和日本目前是美国最重要的进出口市场；与之相比，在文化、军事-安全和外交领域的重心东移却有诸多限制，进展缓慢。军事-政治同盟方面，第二份阿米蒂奇报告事实上已经规划了重心东移的具体措施，但由于美国在中东的反恐战争和美日同盟中存在的问题，这一进程被大大拖延了；外交领域的重心东移在奥巴马上台后有了积极发展，尤其是通过签署《东南亚友好条约》和举行美国―东盟峰会而高调“重返”东南亚；文化领域，奥巴马在中国宣布未来4年内要派10万留学生到中国，证明其重心东移战略也开始实施。吴心伯指出，尽管如此，美国亚洲政策的未来发展方向很大程度上仍将是参与和适应，而非领导和主导。

奥巴马政府亚洲政策的过渡性特征还体现在亚洲在美国总体外交中的地位并未得到质的提升，亚太仍只是个次中心。上海社会科学院亚太所所长刘鸣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环太平洋研究所王少普研究员认为，美国在亚洲战略重心一是围绕二十国集团重建新的全球政治、经济新秩序，一是设法从中东、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脱身，目前都存在难度。亚太或东亚仍是次中心，核心是与新兴大国、尤其是中国的关系。此外，美国对亚洲政策将深受国内经济转型压力的影响。提高美对亚出口关系将是其亚洲政策的重要部分。

二、中国周边新态势

2009年以来，中国的周边环境出现了新的发展，各主要战略力量纷纷将目光转向亚太地区，不仅触发了东亚或亚太一体化的主导权之争，而且可能导致东南亚局势陷入一轮长期的不稳定之中。

2009年，中国周边态势的最明显特征是地区问题呈现复杂化、长期化趋势，领域性问题日益突出。上海社科院副院长黄仁伟教授指出，在东北亚，朝鲜核问题反反复复，上半年朝鲜进行了第二次核试验，到下半年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和朝核问题特使博斯沃思访问朝鲜，但仍看不到朝鲜核问题将取得明显进展的前景。在南亚地区，与美国反恐战争的战略意图相反，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局势持续恶化。势力在阿富汗死灰复燃，不断制造新的恐怖活动；而巴基斯坦政府日益碎片化、无法控制全局；美国和印度为了缓解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局势，不断对巴基斯坦施以高压，美国还决定增兵3万，这些措施尽管会对及基地势力产生震慑作用，但也极可能产生负面效果。东南亚可能进入一个较长的不稳定期，缅甸、泰国、菲律宾等国内政都显示出不稳定迹象，泰缅关系等多对双边关系出现新矛盾，东南亚可能进入新一轮的政治动荡期。与上述地区性问题升温相一致，各种非传统安全和领域性问题的重要性显著上升，尤其是核不扩散、资源竞争、海上安全、金融危机和气候变化等。

各国围绕地区问题主导权、特别是围绕东亚地区一体化的竞争在2009年有了明显的发展。2009年，美国在奥巴马政府的多元伙伴关系与接触战略的指引下，高调“重返”东南亚，试图抢占东亚一体化的主导权。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亚太研究中心主任马研究员指出，美国加入《东南亚友好条约》，扫清了其参加东亚峰会的障碍，但美国却表现出根本不在意东亚峰会的姿态，也不参加东亚峰会。同时，美国也反对由东南亚作为东亚一体化的“驾驶员”，而是试图以亚太经合组织作为东亚一体化的主要载体。日本在鸠山由纪夫内阁上台后，提出了与小泉纯一郎政府大相径庭的东亚共同体倡议，根本上是试图将美国排除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之外，而和中国发展战略关系。这一倡议不仅遭到美国的强烈反对，澳大利亚和印度也都表示反对。印度还走上了冷战时期的老路，试图将所谓的“民主”、“自由”等价值观要素也塞入东亚一体化的进程之中。韩国、亚洲开发银行等也都提出了自身有关东亚一体化的构想。东盟尽管内部出现问题，能力与凝聚力都有所下降，但仍坚持自身的领导地位。一时间，东亚地区一体化的倡议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主导权之争已经表面化。

大国纷纷重新重视地区问题，其近乎必然的一个后果是地区问题正从小国驱动向大国牵引发展。在东亚地区一体化问题上，东盟的领导能力正在下降，美国、日本、印度、韩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影响力正在上升。在朝鲜核问题上，由于内部继承问题和经济困难等原因，朝鲜继续制造议题的能力不足。今后朝鲜核问题的发展趋势更有可能是大国合作维持朝鲜半岛稳定并防止朝鲜核武器的扩散。类似地，伊朗内部的动荡也可能使得伊朗围绕核能利用制造议题的能力下降，大国协调将发挥更大作用。在阿富汗、巴基斯坦、缅甸等热点问题上，这些国家或国内的少数势力本身驱动事态发展的能力有限，且由于前期发展已经引起大国相当关注，其未来发展趋势也可能更多受到大国合作进展的影响。

最后，一个事实上困扰亚洲多年的问题，即地区治理机制的发展不均衡问题，在2009年似乎得到了强化而不是缓解。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研究所副所长叶青指出，地区主义的东强西弱态势随着东亚地区一体化倡议的层出不穷而更为突出，尽管东亚地区一体化的积极进展可能为亚洲其余地区、尤其是西亚地区提供范例。但事实上，由于旧秩序的治理能力正在下降，新的秩序尚未完全形成，各方围绕新秩序的结构和规则的竞争仍将持续一段时间，地区治理将进入一个多元、多秩序、多层机制共存与功能细化的时期。我国地方政府在参与地区治理上正变得日益活跃，非正式的中央-地方外交分权为此作出了重要贡献。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苏长和教授认为，我国地方政府参与周边地区治理已经形成了多种模式、遍布周边的格局，具体有港澳模式、滇桂模式、西北模式（上合组织）、东北模式（图们江合作）及沿海模式等。

三、对中国的影响及对策

奥巴马政府亚洲政策的调整与我周边态势的发展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也为我带来了一定的影响，既有积极面，也有消极面。

从积极面看，美国调整亚洲政策，提升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中美共识、合作点都在增多，可展开合作的领域也在增多，如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的债转股、在美国开辟经济开发区、中美网络安全合作等。未来中美关系将以共处与共治为主，牵制为辅。

日本调整美日同盟关系，重视与中国的友好关系，有利于发展更为平衡的中美日三边关系。长期以来，中美日三边关系并不对等，美日关系和中美关系远好于中日关系。鸠山内阁上台后的一系列措施，或许表明改善中日关系、平衡中美日三边关系的机遇正在展现。

美国高调参与东亚地区一体化，不仅刺激了日本提出针锋相对的东亚共同体倡议，也会使东盟有所警觉。如果美国的参与意味着东盟领导权的丧失，那么东盟将会更强调与中国的合作，以保持其在东亚地区一体化中的“驾驶员”地位。

消极面上，美国亚洲政策的调整包含着针对中国的意图。美印关系的发展，美国与缅甸、朝鲜关系的改善，在巴基斯坦的重大行动等都可能对我形成战略压力。同时，美国参与东亚地区一体化的姿态调整也使得东盟、澳大利亚、印度等可借重美国，制衡中国。美国参与东亚事务的驱动力中还包含着其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需求，未来也可能成为中美竞争的一个新热点。

东南亚地区未来一段时间可能的持续动荡，将为我周边地区环境带来较大压力。2010年缅甸的选举及之后的走向将影响中缅关系的长期发展。2012年是朝鲜半岛局势发展的关键之年，美韩同盟调整将于2012年结束，2012年也因金日成诞辰100周年、朝鲜领导人继承问题等而颇为敏感，韩国对中国对朝政策已开始显示出耐心不足。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局势在未来几年内如何发展，对于中国的西部边境安全意义重大。

考虑到上述因素，中国今后一段时期应当继续保持中美战略关系的稳定性，力争在新出现的问题领域建立起良好的合作模式，提升中国对美国的塑造能力。与此同时，把握当前中日关系的机遇，共建中日更为稳定和紧密的关系，并推动中美日三边关系更为对等的发展，努力使中美日关系成为地区合作主驱动力。中国应当继续支持东盟充当东亚地区一体化“驾驶员”的角色，细化对周边国家政策，为中小国家提供适当的舒适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