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亚投行意义重大前景光明

2013年10月2日，主席访问印尼时首提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的倡议。此后一年中，中方与相关国家紧锣密鼓地推进亚投行的筹建工作。今年6月29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简称协定）签署仪式在京举行。至此，亚投行的成立进入“倒计时”，年底开张几成定局。亚投行成立是顺势而为，意义重大，刚刚签署的亚投行《协定》标志其实质性结构将由此确立，亚投行区别于现有国际金融体系等，本刊就此采访了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金砖国家经济智库中方成员、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学会常务理事陈凤英。

《领导文萃》：自中国国家领导人提出筹建亚投行倡议以来，得到亚洲域内外诸多国家的积极响应并取得重大进展。最近，亚投行协定签署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一个由中国倡议的政府间多边开发银行，能在如此短的时间，以如此高朋满堂的方式宣告成立，在10年前即使5年前都是不可想象的。您如何看待这一不同寻常事件，它对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

陈凤英：这个问题提得好，我也一直在思考。为什么中国的一个倡议，会得到如此多的国家热烈响应？在亚洲成立一家新的投资银行，从道义上讲是一件极普通的事情。那么，它为什么受到国际社会如此高度的关注？原因何在？我想，在当今世界尤其亚洲，这种“天时、地利、人和”的气场正在向中国倾斜，是世界经济发展态势与力量格局变化的必然结果，或者说是人心思变的一种表现。应该说，中国倡议建立亚投行，是在正确时间与正确地点，为亚洲乃至世界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

的确，今天的中国是亚洲第一大经济体，是亚洲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与亚洲经贸合作紧密，正在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利益、责任和命运共同体。亚投行顺利创建，使我们认识到自己的办事能力，也体会到只要中国能为国际社会办实事，我们“朋友圈”会有多么的大。

过去，我们往往习惯于与世界经济接轨，并以积极姿态参与全球化进程。今天，我们第一次以独立方式提出成立亚投行的倡议，且在短短一年时间里，得到这么多亚洲国家，尤其英、德、法等发达国家的积极响应。如此大的吸引力来自何方？我想，这是过去数10年改革开放，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同时秉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坚持“亲、诚、惠、容”发展理念的必然结果，是一个瓜熟蒂落的自然过程。

据统计，2014年中国经济总量达到636463亿元人民币，首次突破60万亿元，也是首次突破10万亿美元大关，不仅继续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成为全球唯一两个超“10万亿美元俱乐部”的成员之一。关键是，在过去十余年中，中国的GDP上升之快前所未有。2000年，中国GDP首破1万亿美元，2005年跨过2万亿美元，2009年突破5万亿美元，2014年达到10.38万亿美元。与美国相比，其GDP在1970年为1万亿美元，到2001年达到10万亿美元，足足用时31年，中国只用14年，可谓奇迹。2005年，中国经济规模超意大利，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2006年超英国跃居第四位，2007年超过德国居第三位，2010年超过日本居第二位。按美元汇率计算，2014年中国GDP规模已高于日本一倍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GDP占全球产出的13.4%，占亚洲的47%。这说明，中国经济规模效应已经凸显，且对世界经济引擎作用已经显现。金融危机以来（2007～2014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是全球最大引擎，对亚洲经济贡献率超过50%。另外，据中国海关统计，2014年中国与亚洲的贸易额达4800亿美元，占中国对外贸易的52.8%。中国已是印度、韩国、日本、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越南、缅甸等国第一大贸易伙伴。2013年，中国对亚洲（含港澳和中亚、西亚地区）直接投资756亿美元，占中国对外投资总额的70.1%。中国已是朝鲜、蒙古、缅甸、老挝、柬埔寨、尼泊尔等国第一大外资来源国，是韩国债券市场的第二大投资国。可见，中国经济对亚洲经济发展举足轻重，亚洲经济对中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鉴于此，中国已经具备为亚洲和世界提供力所能及的公共产品。这不只是拿自己的钱为周边邻居、贸易伙伴办实事，也是为自己做实事。通过为亚洲和世界提供公共产品，将反过来促进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带动中国商品出口，加强科技合作，增进人文交流等。事实上，这将全面盘活中国经济的存量，如资本、产能、技术、经验等，同时用好亚洲地区的经济增量，如基础设施建设的巨大需求，以此盘活中国与亚洲国家互联互通和产能合作的大棋局，结果必然是互利共赢的大好事。实际上，拉动亚洲经济增长既是刺激中国经济发展，更是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之需要，是新常态下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坚持与邻为善、与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周边外交政策，严格实践“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努力使自身经济的发展更好地惠及到亚洲经济的发展。中国倡议成立亚投行旨在帮助亚洲国家解决基础设施的资金短缺问题，是践行“亲、诚、惠、容”发展理念的实际表现，也向世人展示中国担负起大国的责任。过去30余年，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世界银行、IMF和亚开行也曾帮助中国实现经济持续发展。今天，中国希望帮助周边国家经济发展，以实际行动回馈世界，也真诚欢迎其他国家搭乘中国经济发展之便车。倡议成立亚投行是中国提供给亚洲最好的公共产品。

《领导文萃》：亚洲经济已持续发展数十年，先后经历上世纪50～60年代的日本、70～80年代的“四小龙”和80～90年代的中国经济起飞。您如何看待亚洲经济整体性崛起现象？亚投行成立是否顺势应时？

陈凤英：历史上，亚洲经济发展靠的是由一个或诸个经济体引领，由此形成“雁型模式”。它支撑亚洲经济发展40-50年来一直居全球之最。如你提到的日本，曾数十年引领亚洲经济发展，功不可没。但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由此失去了龙头经济效应，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亚洲经济依然保持高于其他地区的增速发展，原因何在？我认为，主要是中国已经取代日本，成为亚洲经济的主要引擎。迄今，亚洲经济发展中“雁型模式”仍在，但组合方式已经变化，中国正发挥着“领头雁”作用。

后危机时期，世界经济增长低迷，发展缺乏动力，增长亮点很少，亚洲经济就是其中不多的亮点。据IMF预测，2015年亚洲新兴市场经济增速将由上年的6.8%略放缓到6.6%，仍远高于世界的3.3%、发达国家的2.1%和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4.2%。据IMF估计，2015年中国经济增速将由上年的7.4%降到6.8%，但对亚洲经济增长贡献率仍达56%，未来（2015～2020年），中国经济年增长将放缓到6.3%，但对亚洲经济增长贡献率仍达56.8%，远超印度的15.6%（经济则年均增长7.6%）和日本的3.1%（经济年均增长0.75%）。可见，中国依然是肩负着亚洲经济增长的半壁江山，可谓责任重于泰山。未来数年，印度经济增长率或高于中国，但其GDP规模尚无法与中国媲美。IMF的数据显示，按美元汇率计算，2014年中印GDP规模分别为10.38万亿美元和2.0495万亿美元，印度GDP规模只相当于中国的19.7%，到2020年也只是中国的22.5%，仍低于2010年的28.7%。即使按PPP计算（因为按PPP计算，印度GDP规模已超日本，是继中国和美国后的全球第三大经济体），2014年印度GDP规模是中国的41.9%，到2020年将上升至45%。故此，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速虽然回落，但对亚洲乃至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举足轻重，是其他亚洲国家所不能替代的。

今天，世界经济出现“穷人有钱，富人有债”的怪现象，即全球政府债务的80%在西方，而外汇储备的80%在东方，主要在亚洲，中国占一半多，2014年达38430亿美元。然而，鉴于资本市场发展不完善，规模又小，中国不得不将大量外汇储备用于购买收益低廉的美国国债，或到其他国家购买高价矿产资源。但需要说明的是，除资源价格波动风险外，海外资产配置往往受制所在国的政策取向，资源安全问题或因资源国政局应运而凸显。今天，亚洲人拥有自己的钱，又存在需要大量投资的基础设施建设市场，但往往受制于国际机构或发达国家的制约。用亚洲人的钱，办亚洲人想办的事，即筹建亚投行需要有人挑头。在此背景下，中国提出筹建亚投行的倡议，并定位于基础设施建设。

从发展眼光看，在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转型在加速，国际产能合作已经成为中国与亚洲国家经贸合作的新亮点。亚投行的创建将为中国与该地区产能合作提供融资平台，既可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解决地区经济发展瓶颈，创造就业机会，也可使中国制造业由中低端向中高端提升拓展空间。关键是，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具备“走出去”的“软硬”实力。中国在铁路、公路、桥梁等硬件基础设施和装备制造业能力突出。我们不但拥有悠久的“丝绸之路”历史基础，又有充足的资本和过硬的制造能力。因此，中国有能力和意愿在亚洲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融资领域发挥领头羊作用。

金融危机以来，亚洲经济加速崛起，国际影响力提升。尤其是，国际经贸发展重心正加速向亚洲地区转移。据IMF统计，到2011年，亚洲跃升为全球三大经济板块（北美、欧盟和亚洲）的首位，占世界经济的27%，北美和欧盟分别占25.6%和25.4%，2014年亚洲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升到28.6%，2020年将持续上升至32.9%，而北美分别为26.5%和26.7%，欧盟则降到23.9%和20.8%。这或许是欧洲国家比北美更热衷加入亚投行的原因所在。另外，北美国家态度冷淡，考虑更多的或许是亚太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问题。

梯度发展效应使亚洲经济持续发展，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引擎。作为发达国家，虽然北美与欧洲对世界经济十分重要，但亚洲经济的崛起使世界经贸发展重心东移，国际投资和消费重心也在加快向亚洲转移。回顾历史，16～19世纪是欧洲世纪，累计持续400年。20世纪属于美国，是名副其实的美国世纪。进入21世纪，尤其以“9・11”和“9・15”事件为标志，世界经济重心东移进程明显加快，它预示着21世纪将是亚洲世纪。这是亚洲经济崛起之梦，是美好的远景。

不可否认，亚洲地区内外环境复杂，依然存在很多分歧和问题。但在亚投行筹建问题上，一些国家抛开地缘政治纷争，以及其他国际关系问题，踊跃参与亚投行筹建工作。所有参与方都着眼于自身利益之考虑，这无可厚非。这说明，在亚洲发展依然是硬道理，唯有发展才能解决亚洲成长中的纷争与烦恼。

《领导文萃》：亚洲作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速的地区，充满发展生机，但情况复杂。既有发达的日本、新兴的“四小龙”，又有中国、东盟国家，还有诸多欠发达国家，经济上相互依存，发展潜力巨大，但发展很不平衡。您如何看亚投行的成立给亚洲经济带来的作用？

陈凤英：后危机时期，如何使亚洲经济保持持续发展势头，基础设施建设应是最大的潜力，且市场需求巨大。在亚洲，各国基础设施普遍落后，持续发展面临资金缺口。以东盟为例，新加坡基础设施最优，泰国、马来西亚次之，其余国家则相对落后。从交通网络看，缅甸、老挝、柬埔寨等国的公路、铁路、航运、港口建设等落后。世行数据显示，2013年世界航空平均运输量为14万人次，经合组织（OECD）平均为58万人次，但缅甸、老挝、柬埔寨、文莱分别仅为4.3万、1.9万、1.06万和1.15万人次，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从通讯设施普及率看，多数东盟国家发展缓慢。据世行统计，2013年世界平均互联网使用率为38.1%，OECD平均达75.39%，但柬埔寨、缅甸、老挝、印尼、泰国、菲律宾分别仅达6%、1.2%、12.5%、15.8%、28.9%和37%，低于世界平均发展水平。即使新加坡的互联网使用率在东盟中最高，也仅为73%，仍低于OECD平均水平。从电力设施看，多数东盟国家通电率水平低。据世行统计，2010年世界平均通电率为83.3%，新加坡、文莱、缅甸、老挝、柬埔寨分别为72.59%、72.6%、48.8%、66%、31.1%，缅甸和柬埔寨电力设施落后情况较为严重。加之，亚洲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严重。2014年，新加坡、文莱人均GDP分别为56319美元和36607美元，在世界上排名靠前。而阿富汗和尼泊尔只分别为649美元和699美元。南亚是世界贫困人口最多的地区之一。

诸多亚洲国家均面临巨大的基础设施资金缺口。这是该地区经济持续发展中最大的瓶颈。据亚开行预计，2010～2020年间，其32个成员需要基础设施投资8.22万亿美元，年均超8000亿美元。另据韩国全球绿色增长研究所《基础设施发展报告》显示，以2008年美元计算，预计到2020年发展中国家每年的基础设施投资额将达1.8万亿至2.3万亿美元。东亚地区投资需求最大，占全部投资额的35%至50%。电力基础设施投资占总投资额的45%至60%，水利基础设施占总投资额的15%至30%，是基础设施资金需求最大的两个领域。然而，亚开行资金严重不足，成为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的最大瓶颈。加之，基础设施投资周期长、额度大、风险高、收益低，还需面对诸多不确定的政治风险，其投资意愿往往不强。而世界银行和亚开行又主要以民生项目为主，虽涉及基础设施建设，但贷款金额远不能满足每年数千亿的投资需求。因此，如何将充足的外汇储备和私人资本引入极其缺钱的基础设施建设，一直困扰该地区所有国家的持续发展。为打通上述融资瓶颈，亚投行由此应运而生。未来，亚投行将致力于投资准商业性的基础设施，旨在实现亚洲地区的互联互通，如铁路、公路、港口等。融资方式将全面创新，采取公私合营，即PPP模式，成员国政府出资，与私营部门合理分担风险和回报，同时吸引财富基金、养老金及私营部门等更多社会资本投入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鉴于此，亚投行定位在基础设施投资，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亚洲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存在的融资缺口过大，是一项为亚洲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夯实基础的伟业。另外，随着亚洲经济的持续发展，其在现行全球经济治理格局中的话语权明显不足，尤其对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影响力不足。例如，布雷顿森林体系规定，世界银行行长须由美国人出任，IMF总裁须由欧洲人出任。虽然二十国集团明文取消了上述不合理规则，但现实生活中这种不公正做法依然惯性地延续至今。总之，亚投行的成立是国际力量格局变迁的必然产物，是亚洲经济持续发展的需要，是顺应亚洲新兴经济体整体崛起趋势而应运而生。

未来，亚投行将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给亚洲经济注入发展动力，刺激各国经济持续发展。亚投行成立将使亚洲国家优先获得贷款，投资所在国基础设施建设有望实现跨越式发展。基础设施的完善，将直接带动交通运输、制造业等相关产业的迅速发展，进而带动服务业和农业的进步，提高整体经济效率。同时，亚投行有助于各国提升国内治理水平。亚投行的相关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可以帮助亚洲各国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提升自身发展管理水平。为符合亚投行贷款条件及相应投资标准，亚洲各国也有意愿主动进行内部治理水平的升级。这些，都将使亚洲各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得到有效提升。

同时，亚投行的成立将密切亚洲各国经济联系。基础设施特别是道路、桥梁、通讯、港口、机场等领域的投资，将弥补亚洲经济发展短板，解决“联而不通、通而不畅”的问题。各国加强互联互通将直接降低运输和通讯等联通成本，从而促进区域内贸易和地区分工的进一步细化，以贸易带动地区金融和投资的发展，实现整个亚洲经济圈的繁荣，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的一大新引擎。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讲，亚投行的设立标志着亚洲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正在进入一个实质性的新的发展阶段。

《领导文萃》：6月29日，57个亚投行创始成员国代表齐聚北京，共同签署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该协定被认为是成立亚投行及其投入运营后所遵循的“基本大法”。协议的签署标志着亚投行的实质性结构将由此确立。您怎样看待这一事件？

陈凤英：亚投行是一个政府间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总部设在北京。协定签署意味着，前期筹备工作的核心任务已经完成，形成了各方需要遵守的法律基础。众所周知，自中方提出筹建亚投行倡议以来，在各相关方的大力支持下，亚投行筹建工作一步一个脚印地扎实推进，筹建工作开展相当顺利，参加成员国超出预期。事实上，亚投行的筹建过程是集中考验中国人的外交智慧，也是全面体现中国领导人大国风姿的过程，是一次经济外交的成功实践。

在一个地缘政治如此复杂，地缘经济博弈相当激烈的亚洲地区，通过经济外交，中国说服了如此多国家加入亚投行，实属不易。众所周知，创建亚投行对亚洲和世界经济都有利。一旦正常运行，它将为亚洲和世界经济提供庞大的基础设施投资市场，给低迷徘徊中的国际贸易输入活力，将大大促进亚洲和国际资本流动，并为亚洲乃至世界创造数以千万计的就业岗位。这正是欧洲国家争先恐后加入，亚洲国家踊跃参与的首要原因。

中方本着“公开、透明”原则，积极与创始成员国（包括日本和美国）沟通协商，并于6月29日在北京共同签署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协定的签署标志着成立亚投行及其日后运营有了各方共同遵守的“基本大法”，是向筹建亚投行迈出了最关键的一步，在亚洲经济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其中，50个成员国正式签署了协定，菲律宾、丹麦、科威特、马来西亚、波兰、南非、泰国等7国因国内法律程序等问题未完成签约事宜，将在未来半年内补签。从成员组成看，亚投行覆盖五大洲，包括联合国5大常任理事国的4席，七国集团的4个，二十国集团的14个，欧盟28国的14个，经合组织34成员国的21个，金砖国家5国和东盟10国均是创始成员国，涵盖了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金融“大家庭”，成为国际经济关系史上一大创举。

按协定规定，只要有10个签约方批准，或签约方初始认缴股本不少于认缴股本总额的50%，亚投行就可开张。这样看，今年年底亚投行正式开张几成定局。因为，即使个别国家期间未完成法律程序，或未签协议的国家临阵退出，亚投行都将依然按期开业。根据协定规定，在筹建过程中亚投行将不吸纳新成员。也就是说，未来半年中亚投行不会扩员。另外，协定规定，只要相关经济体同意，非经济体可以普通成员加入亚投行。这就是说，只要大陆允许，亚投行的大门是向台湾敞开的。

《领导文萃》：随着协定的签订，亚投行的相关管理结构、运营方式、治理措施等将进一步明确。作为一个新的多边融资平台，其“游戏规则”与现有国际金融体系有着怎样的区别？

陈凤英：作为一家新成立的多边开发银行，亚投行在治理结构、环境和社会保障政策、采购政策、借款国财政可持续性评价，以及包括基础设施领域投资等方面，将充分借鉴现有多边开发银行通行的成功经验和好的做法，同时寻求更好的标准，制订严格并切实可行的高标准保障条款，避免现有国际金融体系走过的弯路，以降低成本，提高运营效率，更好为成员国服务，努力将亚投行打造成一个实现各方互利共赢和专业、高效的基础设施投融资平台。

首先，经营性质定位清晰务实。作为开发银行，亚投行资金来源以国家出资、赠款或发行债券为主，不吸收商业存款。它既不是多边商业银行，也不是多边扶贫银行，更不同于多边政策性开发银行，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标，兼顾政策性、社会发展类目标。但是，它必须在适度盈利的前提下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按照市场规则运营，按照多边开发银行的模式和原则运作。

其次，服务宗旨兼顾双重意义。亚投行的宗旨是：以基础设施及其他生产性领域的投资，促进亚洲经济可持续发展、创造财富并改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与其他多边和双边开发机构紧密合作，推进区域合作和伙伴关系，以应对发展挑战。一方面，服务亚洲地区，促进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为区域基础设施投资提供资金支持；另一方面，作为国际金融机构的有效补充，亚投行使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能以建设性的姿态参与全球治理。

第三，股权分配体现发展趋势。根据协定，亚投行法定股本为1000亿美元，域内外成员认缴股本的比例为75：25，且以GDP为依据进行分配。为充分考虑发展差异和兼顾各方利益，域内成员对GDP的核算按照60%市场汇率法和40%购买力平价法的加权平均计算。中国、印度、俄罗斯、德国、韩国与澳大利亚成为前五大股东（韩、澳并列第五），首次体现新兴经济体的优势，充分反映了国际经济格局正在发生的积极变化，突出了发展中国家携手推进亚洲区域发展的信心和决心。

第四，投票权设计彰显公平。投票权分配是亚投行机制的核心内容。其总投票权由股份投票权、基本投票权以及创始成员投票权组成。每个成员的股份投票权等于其持有的亚投行股份数，基本投票权占总投票权的12%，由全体成员平均分配，每个创始成员拥有600票创始成员投票权。股份投票权和创始成员投票权的设计，符合国际惯例和市场原则。基本股票权由全体成员平均分配，对于出资比例小的成员来说，意味着获得超过其投资比例的话语权，从而保证亚投行投票权分配的合理性和公正性。按此计算，中国投票权占总投票权的26.06%，是第一大股东。但是，股权分配是动态调整的，未来随着新成员的加入，股份和投票权将会因此而稀释。

第五，业务运营蕴涵诸多机遇。亚投行业务分为普通业务和特别业务：普通业务是指由亚投行普通资本提供融资的业务；特别业务是指为服务于自身宗旨，以亚投行所接受的特别基金开展的业务。据此，亚投行可根据具体项目的轻重缓急、社会意义等，更加灵活务实地选择投资种类。此外，亚投行开展业务的方式包括直接提供贷款、联合融资或参与贷款、股权投资、提供担保、提供特别基金支持以及技术援助等。这意味着，亚投行发展前景极其广阔。事实上，它并非只是一家银行，而是一个超级国际融资大平台。可以同丝路基金、金砖银行、世界银行、IMF、亚开行等金融机构广泛合作，采取多种业务方式，跨州汇集各类金融资本，主要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项目服务。

第六，治理结构力求简单高效。从管理结构看，亚投行设立理事会、董事会、管理层三层管理架构。理事会是亚投行的最高决策机构，拥有亚投行的一切权力。根据事项重要性，理事会采取简单多数、特别多数和超级多数原则决策。此外，董事会负责亚投行的总体运营，为非常驻机构。董事会共有12名董事，域内9名，域外3名。亚投行设立行长1名，从域内成员产生，任期5年，可连选连任一次，同时设立副行长若干名。这种方式有利于亚投行在利益兼顾与决策效率之间实现平衡，是区别于现有主要多边开发银行的创新之举。

《领导文萃》：根据国际经验，大股东往往享有一定特权。以世行和IMF为例，美国在这两个组织中都是第一大出资国，也都享有第一大股东的一票否决权。在亚投行内，作为最大出资方的中国，是否也拥有这样的权力？另外，目前亚投行最大的悬念是行长人选，将由谁来当首任行长？

陈凤英：这是两个国际社会最关注的，也是最敏感的问题。从法理上说，中国作为最大的股东，理应拥有绝对投票权。根据协定规定，重大事项需以75%投票权才能通过，也就是说中国拥有一票否决的权力。但是，这不是中国刻意追求的，中国也不会随意行使这一权力。另外，根据协定没有成员国对银行在融资项目中拥有绝对否决权。故此，否决权不具太大实质意义。事实上，国际组织中否决权几乎不被使用。当然，中国最大股权的实质意义将反映在资本额的增加和新会员的加入等重要议题上。但是，亚投行遵循的是“公开、公平、透明”原则。何况，它是中国亲手倡议成立的，中国一定会非常珍惜这一来之不易的成果。第一大股东事实上只会给中国增加更多的责任和义务，也会鞭策中国为亚洲和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在过去一年多的筹备进程中，中国一直秉持协商一致原则，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未来，随着新成员的吸纳，中国的一票否决将被稀释。中国将始终遵守平等、开放、包容、透明的多边金融合作理念。

首任行长人选已经成为各方瞩目焦点。行长人选将为亚投行未来的管理定下基调，并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亚投行的运营特点。根据协定，行长由理事会经超级多数投票选出，现阶段尚无最终人选。按规定，行长将从域内成员产生，兼任董事会主席，任期5年，可连选连任一次，遴选标准是“公开、透明、择优”。按国际惯例，由最大股东国出任首任行长可能性很大。从现行情况看，在亚投行多边临时秘书处任职秘书长的金立群，被普遍认为是首任行长的当然人选。他成为首任行长应是众望所归。

《领导文萃》：亚投行顺利签约，轻舟已过万重山。最后问您一个问题，美国和日本尚未加入，相信其内心并不好受，他们的态度会发生怎样改变？未来有可能加入亚投行吗？

陈凤英：这是值得大家关注的问题。鉴于亚投行是中国倡议和推动，又是第一大出资方，由此遭到美日的怀疑。中方主动邀请其加入亚投行，也一直与他们保持联系，但至今未果。一方面，美方担心中国借此扩大在亚洲乃至全球的影响力，以此挤压由美主导的现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另一方面，美把亚太视作其势力范围，担心亚投行成立将威胁其“亚太再平衡”战略实施。美对亚投行态度失常、前后矛盾，历经三个阶段性变化：从打压阶段和缓和阶段，转变为“只谈合作、不谈加入”阶段。从发展眼光看，开放的亚投行始终欢迎美国参加，由此构建起与亚洲经济互利共赢之“亚太再平衡”。

与国际社会对亚投行的积极态度形成鲜明对照，日本态度一直较为消极，进退失据。先是不加入表态、寻求G7共同合作，以应对亚投行问题，后来安倍内阁又匆匆推出1100亿美元的亚洲基建投资项目，欲与中国“试比高”。事实上，一旦启动运营，亚投行将促进亚洲的贸易、投资、人员和技术流动，拉动地区消费需求，带动日本对该地区的商品出口与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由此将给日本国内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带动日本经济逐渐摆脱萧条低迷。综合分析，日本加入亚投行的可能性依然很大，因为其经济已经与亚洲发展密不可分。

总而言之，亚投行的顺利成立正在改变世人对中国的看法，将提升中国在亚洲和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有助于中国积累全球经济治理规则的制定经验，同时倒逼中国加快国内全面深化改革进程，可谓一石多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