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世界文坛听到中国的声音

2019-07-03 版权声明 举报文章

让世界文坛听到中国的声音

摘要:如今世界各国,都要倾听中国说了些什么,了解中国做了些什么。然而却有一个领域,即文学领域,未能向世界文坛发出有力的、响亮的声音。这和汉字文化圈的不断扩大是相悖的。当西方文艺界对我国作家作品进行评介时,我国批评界几乎处于失语状态。让世界文坛听到中国的声音,发声得好,产生良性效果,就必须做到:知己知彼;及时准确;解决好中文翻译成外文、外文翻译成中文的问题。

关键词:世界文坛;文学批评;中国的声音

中图分类号:1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4)07-01 14-05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大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各国都要倾听中国说了些什么,了解中国做了些什么。在全球经济中,中国的经济走向、举措、政策、方案,更是世界经济界的重要研究对象。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快速发展、强大。更为世界瞩目。然而却有一个领域,即文学领域,至今仍不为世界文坛所重视。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作家评论家,未能向世界文坛发出有力的、响亮的声音。

先说一点华夏文化、汉字文化对外国发声、扩大影响的简史。传说殷商灭亡后,箕子到了朝鲜,即宣扬华夏文化,把中国的文字传播到了那里。汉武帝以后,朝鲜半岛上的百济、高句丽、新罗诸国,都全面吸收了汉字文化。公元四世纪,百济国博士高兴以汉文修成百济史《书记》。高句丽自建国初期起,即用汉文撰修本国史籍。新罗在中国南北朝时期,用汉文撰成国史。八世纪中叶,新罗太学监定《论语》、《孝经》为必修课。新罗文武王《答唐行军总管薛仁贵书》,堪称朝鲜古代汉文的文章典范。朝鲜现存最早的一首汉文诗,是高句丽琉璃王于公元前17年所作的《黄鸟歌》:“翩翩黄鸟,雌雄相依。念我之独,谁其与归?”高丽王国统一了朝鲜半岛,高丽前期、中期、晚期的汉文诗,高丽中期的汉文诗人“海左七贤”――李仁老、林椿、吴世方、皇甫抗、咸淳、李湛之、赵通,在汉文诗艺术上都有很高的成就。李朝时期(公元15世纪――19世纪末),朝鲜的汉文小说,总字数不下1000万字。其中的《九云梦》,汉文本和朝鲜文本并行于世,最为有名。相传日本应神天皇15年(公元284年,晋武帝太康五年),阿直岐自百济东渡日本,日本皇子稚郎子从之学。阿直岐推举王仁。次年,王仁至,进《论语》十卷。据台湾中央社东京1998年3月18日电,在日本德岛县观音寺遗址出土的一片公元7世纪上半叶以前的木简上,发现以墨笔书写的一小段《论语》,专家已确认这是日本国内现存书写《论语》的最古老木简,上面以隶书体书写着“子日学而时习之”等20个文字。日本人还借用汉字创造日文。他们把少数汉字拆开来,写成略体字,这些略体字便是后来的“片假名”,一共有47个,都是从汉字蜕变而来的。其后有人把这47个字加上3个,合成50个字,排列成50音图(每行5个字,共列成10行),更便于发音与记忆。日本人既从汉字的楷体蜕化为“片假名”;后又从汉字草体蜕化为“平假名”。日本一些学者说中国、日本是“同文同种”(同为黄种人),是有根据的。日本的汉文小说也很多。据台湾王三庆教授的搜求,仅一年之间(1987年4月,王三庆去日本天理大学讲学),他就录获数十种。王三庆教授已辑成《日本汉文小说丛刊》第一辑在台湾出版。他还曾开列一份《待收或疑似之日本汉文小说目录》,征求各方意见,以便继续访录,成为全璧。唐代以后,汉字文化圈扩大到了越南、柬埔寨、老挝、泰国、缅甸、马来西亚、文莱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唐代越南有不少士人能熟练地使用汉语,汉字书面语言,已广泛运用。陈庆浩先生主编的《越南汉文小说丛刊》第一辑,收书凡17部,约150万字。估计现存越南汉文小说,至少有300万字之多。随着中国人的飘洋过海,远途跋涉,向海外开拓,又把汉字文化扩大到了欧洲和美洲。德国大文豪歌德对《好逑传》和《赵氏孤儿》欣赏不已,评价极高。著名的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对汉字文化十分称颂,他说,如果汉字文化与欧洲文化携起手来,整个世界都将过上更为理想的生活。至于从20世纪初至今的一百多年间旅居、侨居以及后来入外国籍的华裔外国作家所创作的日、韩、东南亚、欧洲、美洲、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诸多国家的华文文学,现已成了该国文学的一部分,已为大家熟知,用不着再多说了。

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中国的作家评论家把欧洲、美国自文艺复兴以来的文艺思潮、文艺理论、经典作品,大致不差地介绍到了中国。但当时的有识之士在介绍的同时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鲁迅在《(月界旅行)辨言》、《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域外小说集)序言》、《医生》、《三浦右卫门的最后》、《狭的笼》、《战争中的威尔柯》、《黯澹的烟霭里》、《池边》、《连翘》、 《一篇很短的传奇》等文中,不只介绍了外国文论和外国作品,推崇其成就,也指出了它们的不足。如在《(竖琴)前记》里,就指出了苏联“绥拉比翁的兄弟们”这一文学流派的缺失: “单说是‘爱文学’而没有明确的观念形态的徽帜的‘绥拉比翁的兄弟们’,也终于逐渐失掉了作为团体的存在的意义,始于涣散,继以灭亡,后来就和别的同路人们一样,个个由他个人的才力,受着文学上的评价了。”不仅如此,当时的先进人士,如陈独秀、胡适不只向国人介绍外国文论、外国文艺思潮、外国作品,而且结合中国文艺的实际,敢于提出“文学改良”(胡适)、“文学革命”(陈独秀),树起了“科学”、“民主”两面大旗,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不朽的业绩。

新中国成立,搞“一边倒”,“以苏联为师”,弃西方进步的文艺思潮、文艺理论、文艺作品不顾,固然失之片面。但到上世纪60年代以后,又把美国视为“帝国主义”的魁首,把苏联当作“修正主义”的头头,把印度作为“反动派”的代表,大反所谓“帝修反”,连同它们的文学全都一概否定,这就更加不对了。中国文学走上了极左道路,戕害了自身,也失去了绝大多数的读者。这一历史教训,千万不能忘记。

新时期到来,文艺领域拨乱反正,我国文学界又把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文艺思潮、文艺理论、研究方法等重新操练了一遍。总的说来,这是好事,有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但是,毋须讳言,在这一操练过程中存在着三大问题:

一是对西方的文艺思潮、文艺理论、研究方法,介绍多,分析少;揄扬多,批评少。(按:我自己在20世纪80年代介绍西方文学评论和研究的方法论时,就存在着这一缺失。)更没有像陈独秀、胡适那样,结合中国的文艺实际,提出自己的、获得极大多数文学家和广大观众、读者支持的文艺主张。

二是西方文艺界对我国的作家作品进行评介时,我国批评界几乎处于失语状态。譬如说,华裔美国评论家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引进到中国后,他对鲁迅、茅盾、丁玲等现代进步作家蓄意贬抑,对失节女文人张爱玲无限拔高,竟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圭臬”,极少有人公开指名对夏志清进行批评。最近的事例,莫过于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莫言后,全国大小传媒,一片声跟着叫好、吹捧,“舆论一律”。只有上海《文学报》和南京的《江苏文学》报,发表了一些文章,批评了莫言作品中的问题和诺奖。

有两位文学博士,一个是苏州大学的。叫李斌;一个是南京大学的,叫程桂婷。他俩在征得原作者的同意后把上世纪80年代以来评论家和教授们对当时已小有名气的莫言的作品进行批评的文章选收,再加上莫言获诺奖后若干篇对莫言获诺奖以及对诺奖有异议的文章,编集为《莫言批判》,由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于2013年4月出版。这在我国言论自由空间相当扩大的今天,本是一种正常现象,表明对莫言其人其作以及对莫言获诺奖有意见的大有人在。然而,有人把《莫言批判》一书定性为“攻讦莫言”。

其实,正如将《莫言批判》定性为“攻讦莫言”的那位先生所说:“这本书收录的近五十篇文章大都是莫言在文坛上成名以后二十余年间就已经在各类报刊上发表过了的文章”;“而且平心而论,这些文章虽都是以谈莫言创作上的不足居多,但大体还是讲求学理性的。”既然如此,有何“攻讦莫言”之有?即使是被那位先生视为“攻讦莫言”的李斌的《序言:莫言可以批判》和王金城的《王金城的投枪》,我仔细阅读过,李斌所揭示的莫言作品中的九个“严重问题”、王金城所列举的莫言作品中的五项缺失,也都是从莫言作品的实际出发,摆事实,讲道理,也就是“讲求学理性的”。怎么能以“攻讦”一词全盘否定《莫言批判》对莫言作品的批判呢?

即以莫言获诺奖后的言行而言。他就该受到批判。

莫言只顾个人领取诺奖,不管国家遭受凌辱。2012年12月11日O点16分(北京时间),诺奖文学委员会主席帕・瓦斯特伯格发表了对莫言的颁奖辞。瑞典文学院给莫言授奖,瓦斯特伯格发表颁奖辞,这是他们的自由。瓦斯特伯格把莫言称颂为“诗人”,“有着无与伦比的想象力”,那也是他的自由。然而,瓦斯特伯格却在颁奖辞中奖赏莫言的同时,肆意凌辱中国,这是所有爱国的中国人不能容忍的。颁奖辞是这样凌辱中国的(以颁奖辞的先后为序):

颁奖辞言之凿凿地说:“在他(指莫言)的小说《酒国》中,最精致的美味是三岁孩童肉烧烤。男童肉成为高级食品,而女童,则因被鄙弃不顾而得以幸存。这一反讽直刺了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正是这一政策导致女胎被大量堕掉,堕掉的女胎多不胜数,以致多到了不配食用的地步。《蛙》这部小说从头到尾所写的就是这样的事情。”

颁奖辞又说:“莫言所描写的过去年代与中共所发行的那些宣传画中的历史有所不同。他使用夸张和戏仿的笔法,以及取材神话和民间故事的内容,对以往那五十年的宣传作出了可信而严苛的修正。”(按:以上两段,在颁奖辞中译文本中,被完全删去。)

颁奖辞还说:“他勾绘了近百年中国的历史长卷,其中既无麒麟呈祥的景象,也无少女欢跃的幸福。但那里面的猪圈生活,却让他描绘到令人难以忍受,却又欲罢不休的地步。意识形态和改革运动尽管搞来搞去,人们的唯我意识和贪心始终都革除不掉。所以莫言要为保护藐小的个人而抗拒一切不公平的行为――从日本侵华直到毛时代的暴政和今日大搞生产的狂热。”

由此可见,瓦斯特伯格发表对莫言的颁奖辞,意图有三:一是借此凌辱中国和中国人;二是贬低新中国的文学,说它们都是“宣传画”;三是对中国作家导航,谁要像莫言那样写中国,谁就有可能得到诺奖。总之,颁奖辞借奖赏莫言之机。把中国说得野蛮之至,落后之至,愚蠢之至!

莫言是率领45人浩浩荡荡出国领奖的。领奖团队里有记者、编辑、评论家、翻译家,懂外文的人不少。瓦斯特伯格的颁奖辞,莫言听不懂,但领奖团队内懂外语的人是知晓的。颁奖仪式结束后,他们不会不把颁奖辞的内容向莫言报告。是莫言不让报导瓦斯特伯格的辱国言辞,还是领奖团队中的媒体人员不报导辱国言辞,这有待莫言说清楚。但是,客观事实是,颁奖后的第二天,中央某大报对颁奖辞的报导,只有一句话:“莫言的想象力穿越了人类的历史,他是一位杰出的写实主义者,作品描述了20世纪中国的历史。”我找遍颁奖辞。也找不到这句话。那是捏造出来的。某文艺大报过了几天用一百多字报道了颁奖辞,只说瓦斯特伯格如何夸奖莫言,而对颁奖辞中凌辱中国和国人的段落和词句,则统统删掉。无论是哪种情况,作为领奖团队第一人的莫言都不能辞其咎。

不仅如此,莫言领奖回国后,在其新著《盛典――诺奖之行》中肆意美化他在瑞典领奖的7天。他“此地无银三百两”,一再声言,他之所以获诺奖,只是“文学因素”,与政治无关。因此他不仅闭口不谈瓦斯特伯格在颁奖辞中对中国的凌辱,不谈诺奖之所以授予莫言就是因为他的作品着重揭露了中国人的野蛮、落后和愚蠢,反而对瓦斯特伯格感激涕零,说:“诺奖让他难得地变成了一个强硬的人。”莫言对他在颁奖仪式前后的丑行乱言更讳莫如深。颁奖仪式前,莫言准备了一份发言稿,他不谈新中国文学的使命,却捏造《圣经》里上帝没有说过的话,说:“我相信,只要他们相信文学是人的光荣也是上帝赋予人的权利,那么,‘他必将华冠加在你头上,把荣冕交给你。’(《圣经箴言・第四章》)。”我查阅了《旧约箴言・第四章》,根本没有文学“是上帝赋予人的权利”的话语。但莫言急于领奖,竟把这个预定的发言稿遗忘在旅馆,于是他只好匆促上台发言,又瞎说什么“文学的最大用处,也许就是它没有用处”。

尤其不能容忍的是,莫言以为他得了诺奖就是国际名人了,竟在钓鱼岛的主权问题上大发谬论。2012年10月12日21点23分,莫言在回答香港电台记者提问:“你怎么看现在的中日关系发展”时,他在日本政府强行将钓鱼岛“国有化”之后,却胡说什么“争端的地方谁都不进(不要去)”。这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我国海监船、机进入我国固有领土钓鱼岛的领海领空,日本右翼政客因此拍手称好。莫言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的言论,引起广大网民的极大愤慨。

总之,把《莫言批判》定性为“攻讦莫言”是武断的,缺乏根据的;莫言获诺奖并不因此享有不受批判的豁免权;莫言获诺奖后的恶劣言行,就应该严肃批判。

三是对外国作家(包括华裔外国作家)叙写中国历史和现实的作品默不作声。外国作家(包括华裔外国作家)创作反映中国历史和现实的作品,我们表示欢迎。写得好的,要表彰;有不足处,要批评。1933年鲁迅即批评了赛珍珠的《大地》(按:1938年《大地》获诺贝尔文学奖):“布克夫人(按:即赛珍珠),上海曾大欢迎,她亦自谓视中国如祖国,然而看她的作品,毕竟是一位生长在中国的女教士的立场而已,……她所觉得的,还不过一点浮面的情形。”其后的文艺实践表明,除了中国还有人提起《大地》这部作品外,在国际文坛上,《大地》早就被人们遗忘了。反映中国历史和现实生活的文学作品。最有发言权的是中国作家、评论家和中国读者。如今对外国作家(包括华裔外国作家)反映中国历史和现实的作品一概叫好,是很不应该的,不负责任的,要像鲁迅那样,有好说好,有问题讲问题。

由上可见,现在是到了让世界文坛听到中国声音的时候了。此时不发声,更待何时!

让世界文坛听到中国的声音,是中国文学界的职责。但要发声得好,产生良性效果,就必须做到以下三点:

一是知己知彼,即既熟知中国文坛的情况,又熟知外国文坛的情况,这样才不致失语,更不会人云亦云。即以诺奖而言,过去我国作家评论界即极少有人深知诺奖的真实情况。

自1901年颁发“诺奖”至2012年,112年间,除1935年和二次世界大战的1940-1943年未评外,1966年、1977年各评出两人获奖,共有109人被授予“诺奖”。我审视109名获得“诺奖”的作家所属国籍后发现,原来,地理因素、亲缘因素、政治因素和“诺奖”的授予密切地联系着。

先说地理因素。授奖国瑞典近水楼台,国家虽小,却获“诺奖”8次。与它为邻的丹麦,获“诺奖”3次;与瑞典为邻的挪威,获“诺奖”3次,而挪威的人口比丹麦还少。小国芬兰,因与瑞典为邻,也获奖1次;甚至冰岛国也获奖1次。瑞典与瑞典邻国共获“诺奖”16次。总之,北欧国家全都获“诺奖”了。我们尊重这些国家的文学及其作家,但他们获奖次数如此之多,能说“诺奖”的授予和地理因素无关吗?在109名获奖作家中,西欧、东欧国家占了67人,它们都因是欧洲国家而得“诺奖”。这是地理因素在“诺奖”评奖取向中的明显表现。

再说亲缘因素。美国作家获“诺奖”者10人,澳大利亚作家1人。这两国都是欧洲移民占了绝大多数的国家。中南美作家获“诺奖”者共5个国家6人。他们都是印欧混血种人,与欧洲也有亲缘关系。非洲有3个国家4人获奖:南非2人,南非的官方语言为英语和南非荷兰语。尼日利亚1人,尼日利亚的官方语言为英语。只有埃及(获奖作家为马哈福兹)的官方语言为阿拉伯语。除埃及外,上述国家都和欧洲国家有亲缘关系。

再谈“诺奖”授奖中的政治因素。人所共知,俄罗斯出了许多文学大师,他们对欧洲文学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诺奖”只评活着的作家,在托尔斯泰之前的那些文学大师不在评奖范围之内,可以理解。之所以未评托尔斯泰。根本原因是,瑞典曾经是北欧霸主,12世纪初曾征服芬兰。十六、十七世纪向外扩张,后来逐渐衰落。1809年将芬兰割让给沙俄。它把俄国视为宿敌。加之,在当时“诺奖”评委眼中,俄国是个落后国家,所以尽管托尔斯泰(1828―1910)在“诺奖”评奖后的第九年,仍然健在,然而,“诺奖”评委会连提名托尔斯泰都不曾有过。直到1933年,才给流亡国外的布宁(一译蒲宁)评了“诺奖”。亚洲国家作家第一个被评上“诺奖”的是印度的泰戈尔(1913年),那时印度还是英国的殖民地。给泰戈尔评奖也有政治因素存在。至于1966年为以色列作家阿格农评奖时,虽然以色列立国时间不长,以色列文学的影响有限,但因为以色列在反对阿拉伯国家的历次战争中都取得了胜利,“诺奖”评委会把以色列视为强国,于是阿格农获奖。日本从1960年代后崛起,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大国,“诺奖”评委会乃两次授予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诺奖”评委会不可能不知道中国历史悠久,古代经典作家辈出。五四新文化运动勃兴后的二十多年间,出现了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多位文学大师,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其文学成就、学养、造诣,对广大读者的深远影响力,都足以获得“诺奖”。但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没有被授予“诺奖”,因为那时中国还是弱国、穷国, “诺奖”评委会根本不把这些中国新文学的大师放在眼里。新时期到来后,中国作家思想解放,文笔放开,在上世纪80年代,优秀作家像竹笋一样破土而出,一流作品更是群星灿烂,但整整十多年间,“诺奖”评委会仍不给中国作家评奖。在他们看来,中国还是穷国、弱国,出不了大作家大作品。对于“诺奖”评委会把政治因素置于授奖与否的重要位置的做法,世界作家们是很有意见的。1964年,“诺奖”评委会授予法国作家萨特“诺奖”,但被萨特断然拒绝。他宣称:他“一向拒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但实际原因是萨特不赞成诺贝尔奖自冷战以来有意偏向西方的文化界或东方阵营的叛逆者,人为地造成东西方文化鸿沟。

这次莫言被授“诺奖”,是因为中国强盛起来了,开始富起来了;加之中国本来是文学大国,再不给中国作家授“诺奖”,瑞典“诺奖”评委会已无法向世界文学读者交代了。这才给莫言评了奖。

由于不了解“诺奖”的背景和历史,一听说莫言获“诺奖”,就失去了理智,举国若狂。所以,对世界文坛发声,必须深知中外文坛情况。

二是及时、准确。即对世界文坛发声要发得及时发得准确。我国前驻英大使、外交部原副部长、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傅莹,在她任驻英大使期间,突破了大使只谈外交政策、不向外国介绍中国情况的框框,上媒体,写文章,接受采访,发出中国的声音。据《新华日报》2013年8月9日报道,傅莹在南京做讲座时说:“我们对世界的解说不够”,要学会向世界讲述中国。她的经验是:及时、准确。她担任驻英大使时,曾对当地报纸带有偏见的报道非常生气,但“我们在新闻上不主动,不习惯,也不会亮相登台表达。结果,舆论说你有多烂就多烂”。从那以后,傅莹就开始及时、准确地向驻在国人民发出中国的声音。外国舆论界对此予以好评。从外交部转至全国人大,傅莹发声的对象变成了各国议员,她仍然及时、准确地对这些人发出中国的声音。她说:“外国人访问中国,中国人出于传统思维,让他们看好的,吃好的,住好的,结果却不一定好。他老住在五星级饭店,怎么会觉得你是发展中国家?”她主张,把中国的声音,及时、准确地向世界讲述。我们向外国文坛发声时,应该像傅莹那样,既及时又准确。

三是要解决好中文翻译成外文和外文翻译成中文的问题。向外国文坛发声,可以用中文,也可以用外文,就社会效果来说,能用外文发声更好。五四时期的作家绝大多数至少精通一门外语,有的精通两门以上外语。鲁迅、郭沫若、胡适、林语堂等人,都是这样。他们既是作家又是翻译家。如今作家、翻译家截然分开。即使是中青年作家,也很少“一身而二任焉”,既是作家又是翻译家的绝少。人家在诺奖颁奖辞里肆意凌辱中国,作家莫言却毫无反应;而翻译家则因为作家莫言在答辞中已表示衷心感谢也不便抗议。所以,对世界文坛发声,一定要逐步解决好中文正确译外文、外文正确译中文的问题。根本的出路是作家也是翻译家,翻译家也是作家。但是,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几代人的努力;目前只能是治标,即正确地把中文译成外文,把外文译成中文,防止人家当面骂了中国,你还一脸笑容地表示感谢的咄咄怪事发生。

在着重解决了以上三个问题后,我们对世界文坛上的重大问题,对世界文坛涉及中国文学的问题,对外国作家(包括华裔外国作家)叙写中国历史和现实生活的作品问题,我们就能及时、准确地发出中国的声音,促进世界文坛了解、尊重中国文学,研究中国文学,在文学领域内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注释:

①乔世华: 《一本攻讦莫言的评论集》, 《文汇读书周报》2013年5月24日。

②《新旧约全书》,中国基督教协会1989年南京版。

③参见张之沧: 《论萨特的存在主义道德观》,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8期。

作者简介:陈辽,男,1931年生,江苏海门人,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江苏南京,21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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