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算盘

近年来的财富失范现象让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商业伦理的建构。

“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这段话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简直可以倒背如流，而话中的情形正在当下的中国夜以继日地轮番上演。

财富失范

从毒奶粉、毒大米、毒鸭蛋、毒牛奶、毒韭菜、毒面粉到强拆、强占、矿难，一百年前西方发达国家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发生的种种“怪现状”都在中国得以“诈尸”。这不得不让人想到卡尔・马克思在《资本论》说到的“资本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20世纪初，美国作家厄普顿・辛克莱出版的著作《丛林》（《The Jungle》）讲述了他在达哈姆家族的联合畜产品加工厂里一个星期的见闻：从欧洲退货回来的火腿，长了白色霉菌，切碎后填入香肠；在车间被毒面包毒死的老鼠和生肉被一起铲进绞肉机；工人在用于配置调料的水槽里搓洗油污的双手；工人们在生肉上走来走去，甚至直接在上面吐痰，而有的工人是结核病人。所幸的是这一细节让当时的美国总统得知，并下决心从法律与制度上解决各类安全问题，使得资本积累在法律的轨道上进行，并形成相对稳固的财富伦理。

在工业化初期的中国，伴随着经济社会迅速发展，一个民族该拥有怎样的经济行为模式、如何创造、积累与使用财富等涉及财富的创造、使用和管理中的道德秩序和价值体系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这也就是所谓的财富伦理。但如果我们从创造、积累、使用等诸多方面考察中国人的财富伦理状况，我们会发现，中国近来的财富失范现象十分惊人，而这也进一步引发了诸多问题，比如社会“仇富”现象日益严重。而这种失范就和一二百年前的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一样，源自于法律制度与财富伦理的不健全。当今中国缺乏一种出自文化上的伦理规范，社会的对财富伦理的认识度还远远不够。

若说这种失范源于工业革命之后，各国过度追求经济利益，使得贪欲超越了道德约束，并不全面。

事实上，自古以来，世界各地的文化传统中对商人乃至商业普遍存在道德歧视，亚里士多德说“所有的商业都是罪恶”。中国的儒家思想也讲“为富不仁，为仁不富”（《孟子・滕文公上》）。要取“义”，就不能得“利”，“义以为上”（《论语・阳货》），相比与“义”，“利”则不会更不能被重视。商人被认定为“不仁、不义”。这不仅是消费者对于商人的印象，也一直影响着商人对自己从事的这种职业本身的看法，很长时间商人自己也默认了这种看法，虽然古希腊和古代中国也曾出现过对于财富的理性规划的思想，但终属昙花一现，而且影响不大，而“无奸不商，无商不奸”，已经成为常态性的社会共识。

《论语》+算盘

19世纪中叶，有一日本人在商界打拼多年后，对商人们拥有财富的方式抱有疑问，对这种世间的“商人肯定是奸诈不仁的，也不能不奸诈不仁”这种看法抱有疑问，对这种“义”和“利”的对立抱有疑问。因为对利义关系的重新思考而被后世赞誉、拥有无数头衔，他就是涩泽荣一。

1862年，22岁的涩泽荣一到了江户（即现在的东京），成为幕府的官员。1867作为日本使团成员，随幕府将军德川庆喜之弟齐昭出席在巴黎举行的万国博览会。国外的生活让他见识了发达国家的近代产业的发展与经济制度，两年生活的所见所闻奠定了以后他的活动基础。有趣的是，他回国后德川庆喜已经交出了权利，幕府时代已经结束，涩泽荣一也随着末代将军去了静冈，在此创设了日本最早的股份公司“商法会所”，投身于实业界。

此后，他的事迹功勋卓著，一生中与他有关的经济事业达500多项，社会事业600多项。但若说给世人留下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无疑是他的精神财富。涩泽荣一试图将“道德伦理”与“经济”构建起桥梁，并试图缩短两者的距离，被后人称为“商务圣经”的《与算盘》中，涩泽荣一深刻反思着《论语》（代表伦理道义）与“算盘”（代表经济利益）统一的可能性。

在涩泽荣一投身实业的那个年代，也就是19世纪后半叶，时值资本主义初期，资本处于原始积累阶段，自然而然，“义与利”“富与仁”不相容的旧观念大行其道，日本商业道德极为低下，不讲信用，弄虚作假，压榨剥削，而日本政府对于提高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心急如焚，也如欧洲各国一样，支持鼓励甚至吹捧这种原始积累方式，政界与军界飞扬跋扈，人们贪图虚荣，看到这一切的涩泽荣一深为痛心。他一边从事工商业活动，一边思考着如何能把道德与经商结合起来，于是，发现了一个合适的载体――《论语》。

在众多著名的日本武士里，涩泽荣一最推崇德川家康。涩泽荣一曾对比过德川家康训言《神君遗训》，发现其中诸多语句皆来源于论语，如“人的一生犹如负重担而远行”和“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等等。涩泽荣一对于家康这种处世之道深以为然，进而提出了著名的“士魂商才”。以为武士之魂与经商之才皆以《论语》为根，《论语》作为孔孟之学的根本，通彻为人之道，为君子之道，而除了自身修养本身，经商的才华也应该以《论语》为基础培养，如果“士魂”离开了商才，不务实尽力而为，经济上则会导致自灭；如果商才离开了道德，没有“士魂”，就是不道德、欺瞒、浮华、轻佻的了，那是小聪明，并非真正的“商才”。这种“士魂商才”的理念，也可以看作他的财富伦理的基础与本质。

当然，涩泽荣一并非提倡空讲仁义道德，贪图虚荣也不会促使真理得到发展，财富伦理终究是围绕财富来展开的。正如《与算盘》开篇所说，“要使一件事物进步，必须具有巨大的欲望，以充分地谋利，否则的话，决难有所进展。”在他看来，商业不进步便不能富国富民，作为从商之人如何能不重视利益，但这必须是符合道德道义的。自己一生信奉之，以其修身养性，挣钱有何卑贱，卑视金钱，国家如何自立自强。

子贡利用了财富才使儒学成为当时的显学，让儒家思想流芳百世；恩格斯利用了财富，资助了马克思，资助了无产阶级的各种活动，才让我们有了今天的生活。而现今原本社会地位较低的商人也变为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虽然众多例子告诉我们原始积累是肮脏罪恶的，但取之有道，用之有道，财富就会变为有利于社会之物。合理地创造财富，合理地积累财富，合理的使用财富，财富就是“义”的，而缺少了财富，“义”也无法很好的体现。就像涩泽荣一一样，巨大的物质财富让他有了更巨大的精神财富，他参加的社会活动数目超过了他参与的工商业活动，利用他的财富与社会影响，把《论语》与算盘结合统一的财富伦理传遍了日本，年轻气盛、满脸锐气的他在去世之前已然变成了在山野小道上面露微笑守护路人的“地藏菩萨”。

在经济行为严重失范的当下，我们有义务也有责任积极地倡导合理的经济行为，尽快建立完善的财富伦理体系，并促使其在法律制度的改变完善上有着积极体现。经济是人类发展的基石，而发展让经济行为更具可持续性的财富伦理是一种责任。

茅于轼在《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一书中反复强调中国传统的儒教文化并不适应新型市场经济下的商业行为规范，不过新型商业道德与伦理规范并不决然需要与之脱节。相反，从涩泽荣一那里我们看到了在制度完善的过程之中，从传统文化而来的某些伦理因素依然适用于今天的财富伦理建构。这不仅是对中国，也是对世界与人类的未来与命运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