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色关联理论运用于农民收入分析的研究

作者简介：郭慧芳（1971），女，湖南慈利人，华南热带农业大学讲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财税理论、农业经济。

莫连光（1970），男，湖南桃江人，湖南城市学院讲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财税理论、项目管理。

摘 要:灰色关联理论是灰色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对一个系统发展变化态势的定量描述和比较的方法，是灰色聚类分析和灰色决策的基础。改革开放20多年来，农民收入不断增长，农民收入构成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近年来农业增速放缓，农民增收乏力，成为制约国民经济稳健发展的瓶颈。本文利用灰色关联理论分析影响农民收入的主要因素，并提出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农民收入;灰色关联理论;灰色关联分析

“三农”问题，尤其是如何增加农民收入的问题是当前各界关注的重点和焦点，也是我国稳定和发展经济、转变政府职能的关键之所在。因此，当前条件下如何在短时期内尽快增加农民收入，已经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尽管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减免农民负担的政策性文件，农民确实减轻了一些负担，真正得到了一些实惠，但是，只靠政策上的减负，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增加农民收入的问题。要增加农民收入，政府应主要致力于对各项相关制度的改革，切实从保护农业生产、发展农村经济、保障农民收入的角度出发，对我国的各项政治、经济体制作出相关的调整与变革。但是，制度的变迁往往是一个国家长远的发展目标，改革的成本和代价也必须与改革所能带来的收益相匹配，制度的变迁更是需要一个渐进的、缓慢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如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尤其是产权制度的变革、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农产品流通体制的完善和户籍制度的改革等都需要经过一个较长的、缓慢的发展与逐步建立的过程。因此，短期内如何解决“三农”问题，特别是采取切实可行的有效措施增加农民收入，成为笔者关注的重点。笔者试图在分析近年来农民收入现状的基础上，利用灰色关联理论对近年来影响农民收入的各项因素进行分析，并对其进行关联分析和排序，寻求真正影响农民收入的主要因素，并在灰色关联分析结论的基础上提出短期内迅速、及时、有效地增加农民收入的各项政策建议。

一、我国农民收入现状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近年来我国农村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农民收入也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

（一）农民收入绝对量不断增长，但增长幅度近年来不断下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3.6元增加到2004年的2936元，增长超过了20倍。但1997年以来，农民收入增长幅度连续4年下滑，出现连续7年低速增长的局面。1997年到2003年，农民收入增长速度分别为4.6%、4.3%、3.8%、2.1%、 4.2%、4.8%和4.3%。200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比上年实际增长了6.8%，成为自1997年以来增长最快的一年，农业收入增加对当年农民增收的贡献率达到56%；从结构上讲，家庭经营收入是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来源，而家庭经营收入增加主要依赖于农产品价格的提高，其中“两减免、三补贴”政策对农产品价格上涨的贡献率高达51.8%。

（二）城乡居民家庭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近年来农民收入增幅虽有所提高，但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幅度相比仍存在很大差距。2001年至2004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比上年增长了9.2%、12.3%、10%和11.2%，远远超过农民纯收入年均增长幅度。改革开放以来，城乡收入差距总体上处于不断扩大的趋势，尤其是1997年以来，这种差距进一步迅速扩大。就绝对数来看，1978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209.8元，两者差距1985年为341.5元，1990年为823.9元，2000年扩大为4026.6元，到2004年进一步扩大为6486元。从相对数来看，1978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2.57倍，1983年下降到1.82倍，成为城乡差距的历史最低水平；此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开始逐渐扩大，2003年达到3.23倍；2005年两者差距进一步扩大为3.4倍，达到历史最高值，说明我国农民人均收入不及城市居民的三成。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所享有的教育、住房、卫生和社会保障等方面作为福利的隐性收入成分和上报农民收入中的虚报成分，则实际城乡收入之比可能达到6∶1（王军锋，2005）。国际经验表明，在人均GDP达到800～1000美元时，城乡居民收入的正常差距为1.5～2倍。目前我国人均GDP超过了1000美元，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远远超过了2倍，说明目前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明显超过了国际经验标准。

（三）农民收入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失衡，温饱型低水平收入的农户所占的比重大

农民收入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失衡，这种失衡既表现在不同地区之间农民收入的不平衡，也表现在同一地区的农民收入差距有扩大的趋势。我国不同地区之间的农民收入水平差距较大，总的说来，农民的人均收入呈现出明显的东高西低、从东南沿海向西部内陆地区递减的趋势。东南沿海的农民借助当地发达的乡镇企业、民营企业，人均收入水平是西部云南、贵州、甘肃、陕西的３～４倍。同时，农民内部也存在着不同收入水平的差距，而且收入差距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具体表现为：农民内部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由1978年的0.2124上升至1999年的0.3361，2003年进一步扩大为0.3680，2004年为0.3692，比上年提高0.12个百分点。

农村居民家庭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极低，且低水平收入的农户所占的比重大。目前，我国人均年纯收入在1000～2000元的农村居民家庭约占农村总人口的51%，恩格尔系数为54.2%，西部地区高达59%，属于低水平的温饱型消费；而人均年纯收入超过3万元的农村居民家庭只约占农村总人口的2%，其恩格尔系数为40.1%（姜林静，2005）。从全国来看，2004年，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47.2%，与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37.7%相比将近差了十个百分点；占人口70%的农民只购买了39%的商品，而占人口30%的城市居民购买了61%的商品，也就是说，一个城市居民的消费相当于3.5个农民的消费。另外，在全国居民存款总额中，70%的农民也只占了19%的份额（杨灿明、胡洪曙，2003）。

农民收入增速下滑，城乡收入差距拉大，不仅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且严重制约了农村市场的扩大，使农村消费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在农村人口份额未出现明显下降的情况下，农村（县以下）商品零售额占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比重，由20世纪80年代初的50%左右下降到1990年的37%，2000年又下降到25.8%；农村消费和投资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80年代初期的平均45.5%，下降到90年代末期的22%左右（潘盛洲，2003）。在农村封闭运行的经济结构下，生产要素、信息、商品等都无法按照资源最优配置的方式流通，严重阻碍了我国统一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因此,农民收入增速下滑，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农民收入的严重失衡，不仅影响了农村的改革、发展和稳定,而且影响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

（四）农民收入的来源由以农业收入为主转向来源形式多样化

长期以来，农业收入一直是我国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但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收入构成发生了很大变化。1978年农民生产性纯收入90%以上来自第一产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变革，第一产业收入在农民纯收入中所占比重持续下降，到2003年下降为45.6%，农业收入开始低于农民纯收入的50%。虽然2004年受农村税费改革和国家“粮食直补”政策的影响，农业收入占农民纯收入的比重略有回升，为47.6%，但仍然低于农民纯收入的50%。与此同时，农民家庭经营二三产业收入、外出打工等工资性收入以及其他形式的收入在农民纯收入中的比重日益上升，农民的收入来源日渐宽泛。

二、农民收入的灰色关联分析

（一）灰色关联理论与资料来源

1.灰色关联理论

灰色关联理论也称灰色关联度理论，它是根据因素之间发展态势的相似或相异程度，亦即“灰色关联度”来衡量因素间关联程度的一种新的分析方法。

对于两个系统之间的因素，其随时间或不同对象而变化的关联性大小的量度，称为关联度。在系统发展过程中，若两个因素变化的趋势具有一致性，即同步变化程度较高，即可谓二者关联程度较高；反之，则较低。在现有系统分析的量化方法中，大都采用数理统计的方法，如回归分析、方差分析、指数分析、主成分分析等，其中以回归分析用得最多。然而回归分析有其固有的弱点，如要求有大量样本，要求样本有较好的分布规律，计算工作量大，可能出现量化结果与定性分析结果不符的现象，因此大都只用于少因素的、线性的系统，对于多因素的、非线性的系统则难以处理。灰色系统理论提出了对各子系统进行灰色关联度分析的概念，意图通过一定的方法，去寻求系统中各子系统（或因素）之间的数值关系，找出影响目标值的重要因素，从而掌握事物的主要特征，促进和引导系统迅速而有效地发展（易德生、郭萍，1992）。因此，灰色关联度分析对于一个系统发展变化态势提供了量化的度量，非常适合动态历程分析。由于关联度分析法是按发展趋势作分析，因此对样本量的多少没有过分要求，也不需要典型的分布规律，计算量小，且不致出现关联度的量化结果与定性分析不一致的情况，因而它避免了回归分析的不足之处。

2.灰色关联分析方法

灰色关联分析的基本思想是根据序列曲线几何形状的相似程度来判断其联系是否紧密，曲线越接近，相应序列之间的关联度就越大，反之就越小（邓聚龙，1993）。灰色关联分析的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1）确定反映系统行为特征的参考数列和影响系统行为的比较数列。反映系统行为特征的数据序列，称为参考数列。影响系统行为的因素组成的数据序列，称为比较数列。

本文设系统行为序列为:

X={χii∈N,N=（0,1,2,…,m）,m≥2,χi=(χi(1),χi(2),…,χi(n)），

χi(k)∈χi,k∈K,K=（1,2,…,n）,n≥3}

其中：χ0(k),(k=1,2,…,n)为参考数列；χi(k),(i=1,2,…,m, k=1,2,…,n)为比较数列。

（2）对参考数列和比较数列进行无量纲化处理。由于系统中各因素的物理意义不同，导致数据的量纲也不一定相同，不便于比较，或在比较时难以得到正确的结论。因此在进行灰色关联度分析时，一般都要进行无量纲化的数据处理。无量纲化的数据处理有初值化、均值化、区间相对值化等多种方法，本文采用均值化处理，令：

χ0=1nnk=1χ′0(k),χ′0=χ0(k)χ0, χi=1nnk=1χi(k),χ′i=χi(k)χi(k=1,2,…,n, i=1,2,…,m）

（3）求参考数列与比较数列的灰色关联系数ζ0i(k)。所谓关联程度，实质上是曲线间几何形状的差别程度，因此曲线间差值大小，可作为关联程度的衡量尺度。对于一个参考数列χ0有若干个比较数列χ1,χ2,…,χm，各比较数列与参考数列在各个时刻（即曲线中的各点）的关联系数ζ0i(k)可由以下步骤算出：

第一步：求差序列。记： Δ0i(k)=χ′0-χ′i ,i=1,2,…,m

第二步：求两极最大差与最小差。记： M=maximaxkΔ0i(k)m=miniminkΔ0i(k)

第三步：求关联系数。 ζ0i(k)=m+ζmΔ0i(k)+ζM

其中，ζ为分辨系数，0＜ζ＜1；对于ζ∈(0，1)，本文取ζ=0.5。 (k=1,2,…,n, i=1,2,…,m)

（4）求关联度γoi。因为关联系数是比较数列与参考数列在各个时刻（即曲线中的各点）的关联程度值，所以它的数不止一个，而信息过于分散不便于进行整体性比较。因此有必要将各个时刻（即曲线中的各点）的关联系数集中为一个值，即求其平均值，作为比较数列与参考数列间关联程度的数量表示，关联度γ0i的公式如下：γ0i=1nnk=1ζ0i(k)。

（5）排关联序。因素间的关联程度，主要是用关联度的大小次序描述，而不仅仅是关联度的大小。将m个子序列对同一母序列的关联度按大小顺序排列起来，便组成了关联序，记为{χ}，它反映了对于母序列来说各子序列的“优劣”关系。若γ0i>γ0j，则称{χi}对于同一母序列{χ0}优于{χj}，记为：{χiχ0}＞{χjχ0}；若γ0i

3.数据资料来源

我们采用1990至200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所有时间序列数据均来源于《2005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5年中国农业发展报告》、《2005中国统计年鉴》、《2004中国农业统计资料》和《2004中国财政年鉴》。

（二）农民收入灰色关联度分析

农民收入涉及到的影响因素很多，而由诸多影响因素构成的系统是一个部分信息已知、部分信息未知或不完全明确的灰色系统，系统中各要素间的关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存在着不确定性，有些还无法找到一一对应的特定映像，只能凭经验得到一些定性的认识。灰色系统提出的灰色关联分析法所需要的时间序列短、统计数据少，不要求数据有典型分布，算法简便易行（邓聚龙，1987）。本文拟通过分析农民收入的影响因子，应用灰色系统理论，计算这些因子与农民收入的灰色关联度，并排出关联序，从而得出不同因子对农民收入影响的定量结果。近年来，农民人均纯收入绝对量不断增长，但增长速度呈现递减趋势。农民收入增速趋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可以把这些原因划分为表层原因和深层原因（赵耿华 等，2005）。影响农民收入的表层原因主要有农产品价格、农业产业结构、农业发展资金、农业生产成本、城镇化进程、农民受教育程度、农村工业化水平、生态环境等因素；影响农民收入的深层原因很多，如农村劳动力转移状况、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等等。由于影响农民收入的深层原因错综复杂且无法一一单列，有些也根本无法量化，因此本文选取1990－2004年各年的农产品生产价格总指数（χ1）、农业总产值（χ2）、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χ3）、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χ4）、城镇化率（χ5）、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占农村劳动力的比重（χ6）、年末乡镇企业从业人员占年末农村从业人员的比重（χ7）、耕地总面积（χ8）等表层因子和农民非农就业收入（χ9）、国内生产总值（χ10）等部分深层因子共10个数据指标，利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对农民人均纯收入(χ0)的表层因素和部分深层因素进行排序，进而做出评价。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三） 结论与讨论

计算结果表明：农业总产值和国内生产总值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最大，关联度达到0.873和0.845 ；农民非农就业收入和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也很大，关联度达到0.792和0.747；其后是耕地面积、城镇化率、农民受教育程度和农村工业化水平，关联度分别为0.697、0.684、0.681和0.616；农业生产成本及农产品价格对农民收入水平有一定影响，但与其他因素相比，影响比较小，其关联度分别为0.552和0.547 。

通过灰色关联分析发现，我国农民收入水平低下主要是由于农业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劳动生产力水平低下、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以及农村劳动力转移困难和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投入较少等综合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农业产业结构不合理、劳动生产力水平低下是导致我国农民收入水平低下的主要因素。因此，增加农民人均纯收入以改变农业劳动生产方式，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增加农业总产值，同时发展经济增强综合国力的途径为最优；加快转移农村劳动力，增加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投入也能够有效地增加农民的人均纯收入；此外，有效保护和开拓可利用的耕地面积，加快城镇化建设水平，提高农业劳动力文化水平和提高农村工业化水平也能够促进农民收入的增加。

三、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建议

影响和制约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的因素较多，既有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本身的问题，也有政府政策和制度创新等方面的原因。因此，解决三农问题不能局限于农业、农村、农民内部，必须把增加农民收入纳入到国家的整体发展战略中加以考虑，把增加农民收入和产业格局的调整相联系，把减少农民、促进非农就业和加速城镇化步伐相联系，用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解决增加农民收入问题。根据上述灰色关联分析的结果及结论，我们提出以下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建议：

（一）保证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从农业增效中增加农民收入

第一，加快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优化农业内部生产结构。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并非仅仅表现在收入总量增长上，更反映在农民收入结构变动上。当前农民家庭经营收入结构变动与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动之间存在一定的偏离，产业结构转换的收入拉动效应并未充分发挥出来。完善农村产业政策，促进农村产业结构和农业内部生产结构的优化升级，有利于实现农民收入结构的合理转变。

第二，加快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由家庭小生产经营向集约化、规模化、产业化大生产经营的转变。农业生产由“粗放型”向“集约化”的转变可以提高农作物的单位产量，增加农业生产收入；同时可以解放更多的劳动力向城市和农村非农产业转化，增加农民收入的来源形式。促进农业生产规模化经营：一方面可以降低农业生产的成本，增强农业抗风险能力，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益；另一方面，可以将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单个农民变为真正具有市场竞争和博弈能力的市场主体，增强农民的市场谈判能力，从而有效地保护农民的利益，增加农民收入。农业产业化经营凭借产、供、销一体化，协同作业以及现代科学技术和先进的管理制度提高经营效益，节省交易费用，创造出高于非产业化经营的效益增量即比较效益，是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实现农业现代化之路，也是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伟大创举（牛若峰，2002）。各地应充分发挥地区优势，培育当地龙头企业，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增加农产品附加值，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渠道，提高农民人均收入水平。

第三，促进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运用，大力实施科教兴农，发挥高科技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农业收入仍然是我国农民收入的主渠道，现代农业科学技术是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的根本出路，农业科技创新是强化结构调整和农民增收的支撑力。经济学家舒尔茨（1987）指出：“改造传统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引进新的生产要素，也就是进行技术创新以提高投资收益率，给沉寂的传统农业注人活水，让它顺畅地流动起来。”市场经济条件下，成本是农产品竞争的基础，质量是农产品竞争的关键。通过科技创新可以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增强竞争力，提高农产品的投资收益率，增加农民收入。

（二）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促进农民家庭非农业收入的增长

建国初期，我国推行了以重工业优先增长的工业化模式。这种重工业化战略的实施，实质是采取了牺牲农业的办法，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重工业的建设中。一方面，利用工农产品的价格“剪刀差”把大量的农业剩余转移到工业部门；另一方面，又通过以户籍管理制度为主的一系列制度安排，阻止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农村在发展水平很低的条件下其资本却不断地流向城市，农业在为城市工业化提供资本积累的同时又承担着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压力，农村经济的发展因而受到了严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刘易斯把发展中经济划分为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他提出的二元经济模型指出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根本途径。

第一，鼓励发展农村第二、三产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尽管第一产业收入仍然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但由于近些年来，它的增速远远低于第二、三产业带给农民的收入增长，加上受资源、效益的制约影响，其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的作用明显减弱。通过加速推进农村工业化进程，鼓励发展农村二、三产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从发展农村二、三产业中增加农民收入，已越来越成为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的“引擎”。

第二，优化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结构，在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调整农村就业结构、推进农村城镇化进程上有新的突破。其一，农业产业化经营把不同环节组成一个完整的链条，把后续加工部门和种植业连在一起，种植业成为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第一车间，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加工部门，创造附加值，可以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其二，大力发展中小企业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途径（李子奈，2000）。通过鼓励发展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和农村个体私营经济等手段，促进农村中小型企业的发展，可以就近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这既是农村工业化、农村城镇化的基础，也是增加农民现金收入的有效途径。其三，加快城镇化建设步伐，可以拓展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空间，是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经营、商品化运作的基本条件，也是扩大农民收入来源和增加农民收入的治本之策。推进城镇化建设的过程，应与生态环境保护相结合，要注重农业资源、土地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

（三）政府应加强对我国农民收入支持政策体系的建设

提高农民收入，财政资金无疑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但目前我国财政支农资金存在着总量上明显不足、结构上不合理的特征，严重阻碍了其绩效的发挥。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不同区域之间以及区域内部农户发展的不平衡性在加剧，一些农户家庭经营活动逐步走向规模化、市场化、社会化的同时，另一些低收入农户由于资源禀赋贫乏、人力资本水平较低、区位条件较差等诸多原因，与中高收入农户之间的差距逐步拉大，甚至其中的部分老龄户、低资产户、偏远户逐步沦落为绝对贫困户，仅仅依靠农民自身的力量难以解决“弱势”农民的收入增长及结构优化问题。为此，政府应把偏远落后地区的以经营农业为主且面临经营困境的农民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着重点，按照市场经济体制和公共财政的要求，结合中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实际，本着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重点以增加农民收入为核心，加快完善财政支农管理体制与财政支农运行机制，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对农民收入的支持保护体系，逐步实现农户家庭资源的优化配置以及收入结构的合理化调整。同时，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步伐，加大政府对提供农村公共品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农村消费水平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真正缩小城乡差距。

（四）加强教育投入，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

我国农村劳动力的文化水平和素质普遍较低，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是该资源自身优化配置的物质基础，亦是贫困地区劳动力资源持续利用和发展的关键。因此，农民收入尤其是落后地区农村人均纯收入水平的增长和提高，一方面有赖于就业机会的开拓和获取以及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业生产的转移，另一方面有赖于教育水平的提高，而这些都有赖于政府财政投入和政策扶植的策略导向。提高劳动力素质，近期有效的方法是通过政府的政策扶持行为和科技扶贫，使得贫困地区的劳动力在生产劳动中接受再教育，提高文化素质；长远方面则应着眼于基础教育，加大财政投入，通过减免山区贫困农户孩子的学杂费等政策，提高农村学龄儿童的入学率和受教育水平，以防止再产生大量的新文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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