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表演与“斯氏体系”

内容摘要：中国话剧表演与前苏联的“斯氏体系”，关系十分密切。本文从话剧表演与“斯氏体系”的历史渊源话剧表演与“斯氏体系”的艺术构成、话剧表演与“斯氏体系”的戏剧精神三大层面，对中国话剧表演与“斯氏体系”的关系这一重要艺术命题，进行了全方位、系列化、深层次的论述。

关键词：话剧　表演　斯氏　体系　渊源构成　精神

中国话剧表演与前苏联的“斯氏体系”，关系十分密切。因此，研究中国话剧表演艺术，必须首先弄通它与“斯氏体系”的关系。本文根据笔者个人多年来话剧表演的艺术实践与对“斯氏体系”的理性思辨，对中国话剧表演艺术与“斯氏体系”的关系这一重要艺术命题发表几点肤浅之见，以与同行共同切磋。

一、话剧表演与“斯氏体系”的历史渊源

所谓“斯氏体系”，是以前苏联著名导演艺术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命名的一种戏剧体系或日“演剧体系”。我国著名话剧导演艺术家黄佐临将它与德国布莱希特的“布氏体系”、中国梅兰芳的“梅氏体系”，并称为“世界三大演剧体系”，此说已得到全球剧界的普遍认同。

中国话剧表演与“斯氏体系”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国话剧表演是喝着“斯氏体系”的奶水长大的。早在上世纪30――40年代，我国戏剧家郑君里、陈鲤庭、贺孟斧、章泯、瞿白音、葛一虹、姜椿芳、焦菊隐等，就开始介绍“斯氏体系”，翻译了许多“斯氏体系”的著作。导演艺术家章泯还在导演艺术实践中率先运用了“斯氏体系”的艺术方法，并取得了成就，例如他导演的《娜拉》、《北京人》等话剧，就拉开了中国话剧表演引进“斯氏体系”的序幕。当时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和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在戏剧教学中，也引进了“斯氏体系”的理论，斯氏的某些著作，已成为许多话剧工作者珍视的学习材料。建国以后，我国话剧界掀起了学习“斯氏体系”的高潮：1953年，中国剧协在北京召开了学习“斯氏体系”的座谈会。自1954年至1957年，中央戏剧学院、上海戏剧学院先后聘请前苏联“斯氏体系”专家列斯里、库里涅夫、古里也夫、列普柯芙斯卡亚、雷柯夫等来华讲学、开办导演干部训练班、表演干部训练班、导演师资进修班等，全方位、系列化、深层次、高水准地培养出一大批“斯氏体系”的骨干力量。与此同时，苏联专家还亲自示范，运用“斯氏体系”理论排出一大批中国话剧，如列斯里为青艺排出《万尼亚舅舅》，库里涅夫为北京人艺排出《布雷乔布》。我国导演焦菊隐，结合自己导演的《龙须沟》的艺术实践，发表了《导演的艺术创造》一文，重点论述了“怎样认识”“斯氏体系”与“怎样运用”“斯氏体系”的问题。导演孙维世，也根据排演《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艺术实践，发表了运用“斯氏体系”的艺术总结。戏剧家舒强于1956年出版10万字的专著《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问题》。

由此可见，我国话剧表演与“斯氏体系”渊源深厚，难解难分。

二、话剧表演与“斯氏体系”的艺术构成

中国话剧表演曾一度“一面倒”，全面照搬“斯氏体系”的全部理论，其中主要有“最高任务和贯串动作”、“形象的种子”、“表演艺术是行动(动作)的艺术”、“心理和形体的有机统一”、“从自我出发生活于角色”、“舞台生活的双重性”等学说，即重视生活真实，重视内心体验，塑造出形象逼真、感情真挚、动作有机、富有生活气息的人物形象。

三、话剧表演与“斯氏体系”的戏剧精神

中国话剧表演体现的是“斯氏体系”的艺术精神。何谓“斯氏体系”的艺术精神?一言以蔽之：“体验派”的“写实主义”精神。正如著名戏剧理论家余秋雨先生所概括的那样：“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之所以大力主张体验，是出于两种追求：对艺术真实的追求和对精神世界的追求。若把二者合在一起，可称之为‘精神的艺术真实’，这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一块重要的美学基石。”(《戏剧理论史稿》)斯氏自己阐释说：“对于观众的活生生的人的情感更有感染力了。观众只要感觉到演员的敞开心灵，窥视它，认识到他的情感的精神真实及其表露的行为真实，他们马上就会倾心于这种情感的真实，无法控制地相信在舞台上所看到的一切。”(《体验艺术》)因此，话剧演员一定要深入生活，进行认真的情感体验，在此基础上才能更好地情感体现，更好地创造角色。斯氏强调假戏真做、人我合一，即“通过演员的有意识的心理技术达到有机天性的下意识创作”。

总而言之，“斯氏体系”戏剧精神的实质，是一种现实主义(或日“写实主义”)的戏剧精神，这是“斯派体系”表演理论的神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