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

1941年8月1日发表的《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是运动中的重要学习文件。今天重读70多年前党中央的这个决定，对于克服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化解执政能力不足的危险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决定》提出的问题仍有现实意义

70多年前，中共中央为什么要做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并把它作为整风学习的重要文件呢？运动，是一个“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重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这是的中心内容。强调调查研究与解决主观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

调查研究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内在要求。运动之前，党内一些同志虽然口头上、理论上也承认唯物论，但在实际工作中却是违背唯物论的。紧紧抓住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学风同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学风的根本对立和斗争，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就确立了指导中国革命最基本的思想原则。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求从中国社会实际和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调查研究则是达到实事求是的内在要求和根本方法。《决定》指出：“二十年来，我党对于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与国际情况的研究，虽然是逐渐进步的，逐渐增加其知识的，但仍然是非常不足；粗枝大叶、不求甚解、自以为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仍然在党内严重地存在着。”《决定》强调：“我党现在已是一个担负着伟大革命任务的大政党，必须力戒空疏，力戒肤浅，扫除主观主义作风，采取具体办法，加重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方能有效地组织革命力量，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决定》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振聋发聩的警示。起草《决定》的不仅把调查研究看作是党必须遵循的工作路线和工作方法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把调查研究提到克服唯心主义，防止盲动主义错误的哲学高度来认识。他强调：“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正因为这样，在运动中，把调查研究作为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来加以提倡。

调查研究是做好领导工作的重要传家宝。说：“共产党领导机关的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两件大事，前一件事就是所谓认识世界，后一件事就是所谓改造世界。”要做好这两件事，都离不开调查研究。所以，“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为此，他向全党提出了系统地周密地研究周围环境的任务，即对敌、我、友三方的经济、财政、政治、军事、文化、党务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进行详细的调查和研究工作，然后从中引出应有的和必然的结论。

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由此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基本经验。我们党过去领导全国人民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现在又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最根本的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正确地认识中国的国情，创造性地解决革命和建设中的问题。这个结合的过程，始终是以调查研究为前提、为依据的。也就是说，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实现并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和统一的。

回顾我们党的发展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什么时候全党从上到下重视并坚持和加强调查研究，党的工作决策和指导方针符合客观实际，党的事业就顺利发展；而忽视调查研究或者调查研究不够，往往导致主观认识脱离客观实际、领导意志脱离群众愿望，从而造成决策失误，使党的事业蒙受损失。

二、《决定》特别重视从制度上规范调查研究

领导抗日战争，是我们党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面对肩负的重任，党必须力戒空疏、肤浅，扫除主观主义作风，采取具体办法，加重对历史、环境、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因此，党中央特别重视从制度上规范调查研究。

明确规定各级组织设置调查研究机关。1941年8月，中央做出决定，规定中央设置调查研究机关，收集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以及社会关系各方面的材料加以研究；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独立区域以及八路军新四军的高级机关，各根据地的高级政府，均需设置调查机关作为各地工作的助手，收集各种材料加以研究。其后，《决定》明确规定：在中央下设中央调查研究局，担负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种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内设调查局、政治研究室、党务研究室三个部门，作为中央一切实际工作的助手。北方局、华中局、晋察冀分局、山东分局、上海省委、南方工委及各独立区域之区党委或省委，均须设立调查研究室。《决定》还明确规定了调查局、政治研究室、党务研究室的具体调研任务。

从制度上明确规定各级党委设置专门的调研机构，建立从上到下的系统的调研体系，充分发挥各级专门调研机构的作用等思想，在今天仍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近年来，有些党委设立的政策研究室，主要任务就是为领导写讲话稿，针对问题的实际调查研究做得不够，这类问题是值得注意的。

开展调查研究领导者领导机关应带头。在全党普遍整风的过程中，中共中央大力提倡调查研究。中央要求广大党员和干部通过调查研究，深入了解中国社会状况，了解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学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1941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决定》，设立中共中央调查局，以为主任、任弼时为副主任。同年冬，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率领一支20多人的考察团，赴甘泉、富县进行调查研究，获得许多第一手资料。1942年1月至1943年3月，率领调查团在陕北和晋西进行了一年多时间的调查研究，整理出多份调研报告。率领的农村调查团，从延安出发到陕甘宁边区的神府、绥德、米脂、晋西北的兴县做了15个月的实地调查，查阅了大量文字材料，写出了调查报告《出发归来记》，对调查研究的理论作了进一步的发挥，认为学习马列主义“要从实际出发，而且要对这个实际进行调查研究”。中共中央的一些工作部门和中央局、分局，也组织调研团开展调查研究。

三、党校干校必须进行调查研究教育

《决定》要求：“向各级在职干部与训练干部的学校，进行关于了解客观情况（敌、友、我三方）的教育。鼓励那些了解客观情况较多较好的同志，批评那些尚空谈不实际的同志；鼓励那些既了解情况又注意政策的同志，批评那些既不了解情况又不注意政策的同志。使这种了解情况、注意政策的风气，与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风气密切联系起来。”

教育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调研导向。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要求，各级党委要立足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以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组织力量开展调查研究，努力回答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有全局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党校干校要从提高领导干部执政能力的高度，精心组织好干部的调查研究教育。

党校干校要开好调查研究教育课，教育学员树立正确的调研导向。做好新形势下的调查研究工作，要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紧紧围绕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贯彻执行，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深入研究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深入研究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深入研究党的建设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深入研究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重点问题，深入研究当今世界政治经济等领域的重大问题，全面了解各种新情况，认真总结群众创造的新经验，努力探索各行各业带规律性的东西，积极提供相应的对策，使调查研究工作同中心工作和决策需要紧密结合起来，更好地为各级党委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为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服务。

党校干校要教给学员科学的调查研究方法。下基层调研立意要高远，要站位全局，坚持在大局下思考、在大局下行动，紧紧围绕党委的重大部署和当前的中心任务来谋划和开展基层调研。要确保基层调研取得实效，就要多渠道、多层次、多方位的了解有关调研课题的各种信息。在调研的对象上要广泛而具有代表性；在调研的方式上要确保信息获取准确而充足。要特别注意克服当前在我们一些领导同志中存在的“四多四少”现象：浮在上面靠手机、报表、汇报搞“遥控”调查多，深入基层调研少；当“先生”、“下车伊始”的多，甘当“小学生”以及虚心向群众学习的少；讲求享受、实惠的多，做艰苦工作的少；“走马观花”、蜻蜓点水的多，脚踏实地、亲自动手、真正解决问题的少（牛正田语）。

开展调研时，要对调研课题有关素材认真收集、梳理，通过演绎和推理，进而提炼出符合实情、观点鲜明的对策措施。调查研究，素材的积累是基础，对素材的分析、思考是关键。对素材的思考，要在整个党的建设、整个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的宏观背景下进行分析，使调研成果特别是提出的对策建议，对上符合政策、进入决策，对下切合实际、易于操作。调研工作要注重把调研成果转化为工作的创新、转化为领导的决策、转化为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在运用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积累的有效方法的同时，要适应新形势新情况特别是当今社会信息网络化的特点，进一步拓展调研渠道、丰富调研手段、创新调研方式，学习、掌握和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调研方法，如问卷调查、统计调查、抽样调查、专家调查、网络调查等，并逐步把现代信息技术引入调研领域，提高调研的效率和科学性。

强化对领导干部调查研究的监督。《决定》要求：“鼓励那些了解客观情况较多较好的同志，批评那些尚空谈不实际的同志；鼓励那些既了解情况又注意政策的同志，批评那些既不了解情况又不注意政策的同志。使这种了解情况、注意政策的风气，与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风气密切联系起来。”《决定》的要求，今天仍有指导意义。

近年来，一些地方干部乐于“安排性调研”，导致基层情况“失真”。在警车开道、层层陪同调研的状态下，领导干部很难看到实情、听到群众的真话，不仅无法联系群众，反而因种种扰民行为引起一些群众的反感。上级领导来调研，不少基层事前都有“安排”。于是，有的地方难免出现干部扮“贫困户”、民警演“群众”、群众背“台词”的现象。为防止上级领导改变路线搞“突然袭击”，有的地方甚至演练多套应变方案，将“安排”范围扩大。“安排性调研”某种程度上成了“潜规则”，基层负担沉重，却又身不由己。

领导干部调查研究是观察和评价党的作风的一个“窗口”。擦亮这个“窗口”，才能取信于民。“安排性调研”有悖于求真务实的要求，应大力倡导“微服私访”式调研、随机进行式的调研，并致力于把随机性调研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应将中央八项规定认真落实，各地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对地方领导干部下基层调研的方式做出明确规定，坚持“不警车开道、不打招呼、不踩点、不陪同”的“四不”原则，对于违反规定的进行通报批评。还可将地方领导干部下基层调研与解决问题的情况纳入政绩考核，重点考察其通过基层调研发现了哪些问题、解决了哪些问题。同时，应按照有利于领导干部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指导工作的原则，实事求是地选择领导考察调研点，考察点要体现多样性，让领导了解真实情况。按照既确保安全又不扰民的要求，进一步改进警卫形式，不得层层加派警车，不得随意使用警灯、警报器，做到文明执勤。另外，应建立领导考察调研点回访制度，对于故意在领导调研中弄虚作假、报喜不报忧、蒙骗中央的地方官员进行严肃批评和及时处理。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3BZZ007阶段成果]

（作者系中共重庆市委党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