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稚的善与成熟的恶

道德是对善的提倡．法律是对恶的限制．二者的最终目的也许是差不多，但是不能互相替代，即道德不能替代法律的作用，法律也不需要明确包含对某种道德模式的提倡．否则就是越俎代庖了。

其实，法律对恶的限制，就是体现了最大的善．甚至比道德所提倡的某种特定的善要重要得多。儒家历来以人性本善为基础，它的那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其实是一种幼稚的精英理论，只对古时的少数上流社会成员有用，”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这样的立法原则，是以一个圣人的道德魅力．即以一种特定的善的模式为标准，并以此来要求所有人来遵照循行。老实说，这样的要求只是一厢情愿而已，它的致命缺陷，是往往会导致和造成“对别人马克思主义，对自己自由主义”的谬境。也就是说，它最终很可能变成掌握法权的上流社会以圣人的标准来要求广大”庶民”，而以“小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正如南怀瑾先生所说的 “所谓礼治的精神，首先的原则，注重在教化。因为那个时期，文化知识教育．只属于宫府和士大夫所有，教育并不普及。平常的人们，客气一点都叫做‘庶民，，不客气一点，都算是愚氓，用俗话来讲．也叫做・细民，。”正因为统治者只是把“庶民”与”细民”当作自家围栏里的牛羊，而不是作为真正的人来看，所以”它们”只要接受所谓的”教化”就行，把所谓的”礼义廉耻”灌输给”它们“就行，那些圣人，从来不肯(或者从来没有想到)把道德的选择方法传授给”庶民”与”细民”，只是一厢情愿的把自认为是真理的学说灌输给他们，创始者只说了“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后继者就拚命在完成”已所欲，可以强施于人”的伟大事业，

对于一个想要强盛的现代国家来说，道德在“善”的目标上的引导，绝不能代替法律对“恶”的限制，用“善”的目标来引导，人类在幼稚阶段的行为，当人类认识到应该用对“恶”的限制来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时，人类才进入了成熟或成年的阶段。这个成熟与成年的标志，就是法律的诞生。

当真正的法律形成时，道德确实可以退位了，因为，一个较为完整、先进的法律。肯定是已把社会的或人类的基本道德规范包，涵在内，并集中代表了到法律制订时期为止人类道德的最高水平，例如当初法国民权法的颁布与美国宪法的制订。当这样的法律形成时，传统的、特定的道德模式，虽然不是马上变得毫无意义，但其作用与重要性已是大幅降低，它对社会的规范作用，就逐渐被一种文化意义所替代。

所以现在来谈法律与法治，绝不是什么一条腿走路还是二条腿走路的问题，而是在…法律的框架内怎样把对”善“酌引导与对”恶“的限制进行平衡的问题。一个国家的法律最大的善，即其中包涵的最高道德，就体现在它的宪法对人民权利与自由的界定之中，及其执法机关对这些权利与自由的保证程度之中，至于任何具体的主义，学说、思想及其道德模式，与这些人类最基本，最神圣的权利比起来；都是微不足道的。

中国有史以来，，都是提倡德治与礼治，的，都是以帝王的道德水平为基准，用来点缀其成功花环的，是几个所谓有道明君开创的“盛世”，但数千年来，中国出了多少英，明帝王呢？数百年的安乐盛世就能掩盖数千年的黑暗加目吗?几千年后的西方民族痛定思痛，终于学会了用君主立宪及议会民主来约束无道君王，但中华民族却像永远长不大的孩童。永远等待着圣王与圣人；永远企盼着道德与仁义之光的再次降临，却不知这样的圣王与这样的光辉从来没有存在过．也不知一切真正的光辉需要每一个满身罪恶的庶民去争取与努力。这种状况：直到被别人用坚船利炮打得头破血流后才有所改变，但到现在为止。我觉得这种改变还远远不够，

西方的君主立宪及议会民主，是以人性本恶的、怀疑的眼光来看待统治者，并以同样的目光来同情和容纳平民的思想劣，性；这相对于东方的以德治国与仁义治国．及盲目地相信那些缺乏信义廉耻的统，治者；确是一个伟大的进步，因为有这种眼光的民族，已认识到对自身最大的危机，不是缺少”善”的指引，而是缺少对”恶”的限制，特别是对统治者以“善”的名义所行使的”恶”，他们已不再被所谓的善的光辉遮蔽了眼睛，已能洞察其中所蕴藏的巨大危险。犹太人经常教导孩子不要相信包括父母在内的任何人，这样的教导，使孩子失去了纯洁与天真，但也使他能够真正成长与成熟起来，能够独立地观察与分析这个世界，能够独立自如地应付凶险莫测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从而使他们始终能在严酷激烈的历史风云中保持精神上的清醒和尊严。

与单独肯定某种崇高的信仰相比，直面人类本性中的残忍、暴烈、卑鄙、自私、毁灭、嫉妒等等”恶”的情绪，并把这些蕴藏庞大原始生命力的情绪纳入自己建设性的思考认知范畴，其实需要更大的智慧与勇气，需要更深的思考与实践。伟大的道德与先进的法律，都应该是能够直面人性的真实，在全面的、真实的人性认知基础上，来为社会提供善、恶二方面的界定，中国古典诸子学说中．儒学对人性的揭示是比较片面的，它抛弃了人性的阴暗面，片面强调人性之”善”，而拒绝去认识与容纳这生动深刻的人性另一面，把这具有巨大创造力与破坏力的有一半分量的人类精神力量扼杀或压制了，这最终导致儒学不能使中国人的精神实现进一步的拓展和深化，也不能实现真实意义上的成熟与独立。

心理学大师荣格说 “人类的童年在东方，”科学史权威李约瑟博士说世界科技的源头一半以上来自中国，当我看到这些话时．最初也是激动兴奋异常，忍不住要为中国灿烂的古典文明而欢呼，但当认真学习西方的科学理论后，却沮丧地发现，中国文化在他们眼里，最多就是“童年”与”源头”而已，使这些科学文化发展壮大，并使国家强盛、人民富裕的，却是别人的事：而我们的许多国人，却至今只会抱着这些”童年”与”源头”沉溺入迷，就像那扶不起的阿斗，以及初涉人世的孩童，总是以美好神奇的目光打量着这世界，并拚命咬着古人的奶嘴不放，至死不悔，真是可怜啊可叹， (责编／大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