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干预、政治关联与公司慈善捐赠:国内外研究述评

摘要：已有文献在探讨公司慈善行为的影响因素时，大多关注的是公司慈善行为的经济动因，对中国捐赠市场的主导者、管理者甚至直接参与者——政府这一角色关注不够。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中国慈善市场的最大特点是政府动员，政府是中国慈善市场的最大推手，因此，从政府干预、政治关联的角度研究公司慈善捐赠的政治动因十分重要。本研究从多个视角对这一领域的国内外研究文献进行了综述，总结了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或空白点，为进一步的研究指明了方向。这一研究可以从更广的视角来考察民营企业参与慈善活动的行为逻辑，并从“关系”的视角提供中国社会转型期民营企业参与慈善活动的新的解释性框架。

关键词：政府干预 政治关联 慈善捐赠 社会交换

一、引言

四年前的汶川大地震将全民的慈善意识调动到了空前的高点，以慈善捐赠为主要手段的第三次分配开始被社会各界高度关注，这其中，政府所发挥的作用不可估量。之后，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家）表现出了浓厚的慈善参与热情，将更多的资源配置于慈善捐赠这一外部象征性活动中，实现对财富、权利和声望的追逐（葛建华，王利平，2010）。毫无疑问，政府是中国慈善市场的最大推手，而企业是捐赠资源的实际提供者，那么，政府行为对企业捐赠会产生什么影响呢，两者如何在捐赠市场进行着“道德”和“利益”的博弈呢？查阅了大量国内外文献后可以发现，在公司慈善捐赠这一研究领域，国内外管理学界主要沿着两条脉络进行：公司慈善捐赠的影响因素和公司慈善捐赠的经济后果。两者中，无论哪一条脉络下的研究都百花齐放。只是，相比于经济后果的大量文献而言，公司慈善捐赠影响因素的研究略显得“少”。这反映出学者们对企业的行动会导致什么事情发生（what）的关注要多于企业为什么要这样做（why），以及如何做（how）的关注。本研究属于为什么要这样做（Why）的范畴，旨在探讨公司慈善捐赠的政治动因。我国学者之前的很多研究都揭示了公司慈善的经济动因，伴随着政治关联研究的不断推进，以政府干预、政治关联为切入点研究公司慈善的政治动因，成为新的学术热点。本研究将在这一研究视角下，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分析总结，回答“别人做了什么？”，“存在什么问题？”，“接下来应该做什么”等问题，为后续研究指明方向。

二、国内外研究评述

（一）公司慈善捐赠的影响因素 随着民营企业经济实力的逐渐增强，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家逐渐选择以各种方式回馈社会，其中，公益捐赠等成为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主要途径和方式（杜兴强等，2010）。中国社会科学院《慈善蓝皮书》指出，2010年来自企业的捐赠总量超116亿元，民营企业在数量上仍占据优势，占52.8%，捐赠约65.3亿元，占全部捐赠总额的56.3%，远高于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在企业公益的舞台上，民营企业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传统的企业理论认为，企业本质上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然而，慈善捐赠却意味着企业要将一部分资源用于不以获利为目的的活动中。那么，企业为什么要这么做？其背后的行为逻辑是什么呢？已有文献从高管团队人口统计特征 （Campbell，2002；Deckop，2006）、公司规模（Louis H.Amato&Christie H.Amato，2007；Stephen&Andrew，2006）、行业（Seifert，2003；Day&Devlin，2004；Campbell& Slack，2006；Stephen & Andrew，2006；山立威等，2009）、内部资源和能力（Morris&Bartkus，2004；陈宏辉、王鹏飞，2010）、公司治理（Morris&Seifert，2002；Helland&Smith，2006；Zhang et.al. 2009； 梁建等，2010）、公司透明度（Campbell，2006）、产品市场竞争（卢正文，刘春林，2011）、广告支出（Zhang， Zhu，2010；Faris &AL-Shubiri，2010）、税收政策（Charles，2002；Carroll &Joulfaian，2005；朱迎春，2010）等角度进行研究。这些研究从不同视角部分地回答了公司慈善捐赠的行为逻辑，有助于加深对公司慈善行为动因的认识。然而，这些研究多是从公司特征或宏观政策的视角来寻求合理解释的，普遍揭示的是公司捐赠的经济动因，认为捐赠是企业出于广告效应（Brown等，2006；山立威等，2008；Zhang等，2010）、提高声誉（Stephen&Andrew，2005）等目的而主动采取的一种社会责任行动和 “战略性慈善”行为（Porter，2002）。除了经济动因外，企业捐赠存在政治动因吗？除了被视作一种主动的社会责任战略外，捐赠是企业被动承担的一种社会性负担吗？为了建立、维护和提升与政府的关系，寻求其“支持”和“保护”，民营企业是否与政府进行“互惠交换”，以慈善捐赠的方式贡献出更多的资源呢？

（二）政府干预与企业资源配置行为 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中国慈善事业的最大的特点是政府主导，政府在企业慈善活动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政府不仅是慈善市场的主导者、管理者，甚至是直接参与者，是中国慈善事业的最大推手。因此，不考虑政府影响及政治因素，便不能有效解释深刻中国社会结构和制度环境烙印的企业慈善行为。除了经济动因外，公司捐赠存在政治动因吗？只有引入政府角色，才能给出深入的回答。Stigler（1971）认为，政府拥有一个在纯理论上即使是最有势力的公民也不能分享的资源：强制权。理解政府的关键在于为实行对资源的控制而尽可能地利用暴力（诺斯，1981）。Shleifer和Vishny（1994）、Olson（2000）从政治学的角度提出了政府“掠夺之手”理论，认为政治家的目标并非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而是有着自己的私人目标。政府和企业都是中国制度变迁中的行为主体，两者不仅进行“道德博弈”，而且进行着“利益博弈”。在我国，各级政府干预企业的现象是经常存在的（陈信元，朱红军，2007），我国不同省份间政府对企业干预的程度也存在明显差异（樊纲等，2010）。企业行为不可避免地受到政府“扶持之手”和“掠夺之手”的影响。研究普遍证实，政府干预对企业技术创新（孙婷等，2011）、高管薪酬（蔡地，万迪昉，2011）、并购（刘星，吴雪姣，2011；王凤荣，2011）、对外担保（陈凌云等，2011）等产生重要影响。

（三）政治关联与企业资源配置行为 企业家参与政治是中国转型经济下的有趣现象，“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们越来越多地和政治发生关系，他们热衷于参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且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竟逐党代表”。这可能是因为在中国关系导向的社会中，政治关系可以作为法律保护的替代机制保护企业产权免受政府损害（罗党论，2010）。因此，多数民营企业已形成了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交织的政治联系偏好（李维安等，2010）。（1）基于“收益观”的政治关联研究。在管理学术界，有关政治关联的研究呈方兴未艾之势，且主要围绕“收益观”和“风险观”两条路径进行。基于“收益观”的文献主要研究了政治关联对公司业绩（Faccio et al.，2006；Li et al.，2008；吴文锋等，2008；王庆文，吴世农，2008；杜兴强等，2010；李维安，邱艾超，2010）、融资便利（Mian & Khwaja，2006；Charumilind et al．，2006；何贤杰，陈信元，2008；余明桂，潘红波，2008；连军等，2011；唐建新，2011）、税收优惠（Faccio，2006；Adhikari，Derashid&Zhang，2006； Claessens等，2008；吴文峰等，2009）、政府补助（Faccio等，2006；潘越等，2009；余明桂等，2010；郭剑花，2011）、产权保护（Chen et al．，2005；Bai et al．，2006）、行业壁垒（罗党论，刘晓龙，2008；杜兴强，2011）、多元化并购（胡旭阳，史晋川，2008；潘红波、夏新平等，2008，李善民等，2009；张敏，黄继承，2009）、相对宽松的管制（Dessto， 1989） 以及较低的契约执行成本（ Faccio， 2006）等行为及结果的影响。文献普遍证实，企业（家）通过建立、维护政治关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各种制度缺陷的阻碍，寻求政治庇护，并从政府那里获得资源、融资便利、税收优惠等促进企业发展。可见政治关联具有 “资源效应”，可以为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2）基于“风险观”的政治关联研究。政治关联同时伴随着风险，李维安等（2010）将其总结为：政府寻租损害企业绩效（ 尤其是财务绩效）以及增加信息风险和治理风险。Fan等（2007）、Boubakri等（2008）、Shleifer&Vishny（1998）的研究也表明政治关联是政府对公司持续干预的一种手段，从而导致公司财务业绩或市场表现下降。但这些研究关注的是企业行为的结果，并没有回答这一负面影响是如何产生的。实际上，政治关系首先是影响企业的行为，使企业的行为服务于政府的政策目标，偏离市场化条件下的最优，从而导致业绩不佳，即政治关系的负面影响需要通过企业行为这一“中间桥梁”来实现（郭剑花，2011）。由此，从企业行为的角度来探索政府关联损害企业绩效的路径便成为关键。有政府关联的企业在配置企业资源时可能做出偏离市场目标的行为，比如，有研究发现，政府干预下的企业承担了更多的社会性负担（廖冠民，2010）；有政治联系的企业承担了较重的雇员负担，而且在制度环境越差的地区，这种干预作用越强（郭剑花，2011）；政府干预影响上市公司资本投向（王立清等，2011；郝颖，刘星，2011），甚至使企业进行非效率投资（张功富，2011）等。这些偏离市场目标的行为可能是企业为构建和维持政治关联所付出的隐性代价。可以看出，现有文献广泛关注的是政治关联所带来的“收益”或“风险”，很少研究企业为建立、维护和提升政治关联而付出的资源。企业与政府表现为一种“交换”关系，基于“互惠交换”原则，企业通过政治关联获得了政府的支持，也会以实际行动主动满足政府期望，比如，响应政府号召，提供更多的慈善捐款。由此，慈善捐赠已成为深入探寻政治关联与企业资源配置行为关系的有效 “结点”。

（四）政府干预、政治关联对公司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 政府干预对企业慈善行为有重要影响，中国慈善市场存在大量的“公益摊派”现象，企业会在政府发出对口扶贫、赈灾捐款等指令性劝募的压力下“被迫自愿”捐款捐物。例如，中国社科院杨团、卢汉龙（2003）对上海企业的调查发现，很多企业的捐赠受政府劝募的影响，企业虽然怨言颇多，但无从选择，其中与政府关系密切的企业最容易受政府劝募的影响，捐赠更为积极；中国社科院（2006）的调查发现：国内企业的捐赠驱动因素59%来自政府动员、社团劝募和社区申请等外部驱动； 33.4％的国内企业认同政府行政动员对企业慈善有重要影响（张传良，2005）。这些社会调查从企业家的主观感知上表明政府干预对企业慈善行为有重要影响。从政府干预、政治关联的视角研究公司慈善行为的管理学实证文献较少。Meng Zhao（2012）认为，在政治体制的压力下，企业会形成基于社会责任的四种“政治合法性”战略，来处理与政府的关系。缺乏强政治关联的公司可能会利用慈善获得信誉，赢得合法性，获得政治资源（Heli Wang，2010）。Jun Su &Jia He（2010）基于2006年3837家民营企业的调查数据，发现公司捐赠存在政治和制度压力，中国私营企业通过慈善行为取得产权保护和政治关联，反过来，这种保护有助于提高公司盈利水平，且在制度环境较差的地区，这种作用更为明显。梁建等（2010）发现民营企业的政治参与对企业捐赠有显著的正效应。上述基于问卷调查的研究从企业家的主观感知上表明企业捐赠存在政治动机的可能性，但无法回答其普遍性，以及客观效果如何。杜兴强等（2010）研究了不同类型的政治关联产生的影响，发现民营企业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对捐赠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但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则无影响。李四海（2010）证实有政治关系的企业参与捐赠的可能性更大，捐赠水平更高，且在市场化进程缓慢、政府干预严重、法治水平较低的地区，这一正向影响更为显著。上述文献都是基于2008年汶川大地震以前的数据，解释力度有限。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提供了研究慈善捐赠的契机，贾明，张喆（2010）的研究发现有政治关联的上市公司更倾向于参与慈善捐款，且捐款水平更高。薛爽，肖星（2011）基于汶川大地震的数据，发现政治关联显著影响了民营企业捐赠行为，捐赠后民营企业在获得银行贷款和税收方面比未捐赠企业获得了更多优惠。这些研究得出了有价值的结论，但都是基于汶川大地震这一特定灾难事件，虽然灾难的发生更能催生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但灾难具有偶发性和不确定性，基于灾难事件进行的研究并不能解释企业慈善行为的常态表现，因而不具有普适性。朱金凤、杨鹏鹏（2011）采用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了公司捐赠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发现长期来看，中国上市公司的慈善行为并没有提升企业价值，起到“战略慈善”的有利经济后果。这一结论不同于以往研究，说明采用长期数据观测进行深入研究十分必要。

三、结论

通过上述文献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以往文献多从企业自身特征角度探讨公司捐赠的影响因素，普遍揭示了公司捐赠的经济动因，忽略了中国捐赠市场上的主导者，管理者，甚至直接参与者——政府这一至关重要的角色，因此不能深刻解释中国社会转型期民营企业参与慈善活动的行为逻辑。政府干预对公司捐赠的影响仅在一些社会学调查中有证实，缺乏管理学大样本实证研究的支持。第二，已有文献对政治关联的研究集中于政治关联所带来的“收益”，即“资源效应”，较少关注企业为建立、维护和提升政治关联而付出的资源和成本。基于风险观的政治关联研究，多研究行为所导致的结果，而很少去揭示企业行为本身的变化，不能有效解释政治关联负面效应的产生机理。仅有的几篇研究政治关联与公司慈善行为关系的文献，多基于汶川大地震这一特定灾难事件，不能有效解释企业慈善行为的常态规律。因此，需要基于长期的数据观测进行研究，得到更为普适性的结论。第三，企业总是处于特定的制度环境中，并且其行为倾向于趋利避害，适应所处环境，从而其很多行为是内生于所在地制度环境的（罗党论，2010）。中国各地区市场环境存在很大差异，不同地区间政府干预程度如何影响公司慈善行为，以及政府干预是否调节着政治关联捐赠效应的发挥，文献中很少涉及。第四，社会交换理论认为，人类的一切行为都受到某种能够带来报酬和奖励的交换活动的支配，因此人们在社会交换过程中结成的社会关系本质上是一种交换关系。“人们在权衡选择行为所涉及的成本和收益并选择最具吸引力的行动方案后才会选择是否参与某个交换活动（Homans，G．C．，1958）。社会交换理论更有利于概括政府和企业博弈行为的基本特征（金太军，袁建军，2011）。政府与企业表现为一种“互惠交换”关系，然而，现有文献从“社会交换”的视角研究政府和企业互动行为的研究不多，研究政府与企业在中国慈善捐赠市场的微观互动机制的文献更少，这为未来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支撑。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政治联系对公司慈善捐赠的影响”（项目编号：11YJC630305）、陕西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民营企业的政治参与影响公司慈善捐赠吗？”（项目编号：12JK0050）及2012年陕西社科联项目“政府在企业慈善捐赠激励机制中的角色定位”（项目编号；2012C079）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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