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政府”中的“好人”们

20世纪初期的中国政坛，可以称得上是波谲云诡、跌宕起伏，与政坛的混乱无序相因应，思想界也是争奇斗艳、百花竞芳。在民国初年勃兴的各种社会思潮中，“好政府主义”的提出和实践颇引人注目。“好政府主义”是在世纪初复杂的政治格局中，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提出的低调的政治要求，开创了中国现代著名知识分子联名提出“政治主张”的传统。与其它的社会思潮仅局限于思想界的宣传和鼓噪不同，“好政府主义”诉诸到了政治实践层面，王宠惠领衔成立了“好人政府”，实现了知识分子与政治的一次亲密接触。名动一时的“好人政府”仅存在了短短的72天，就因军阀势力的倾轧而草草收场，表明了“好人”们为武夫卖弄治国本领是行不通的。“好人内阁”存续时间虽然十分短暂，但“好人政府”中的三位“好人”：王宠惠、罗文干和汤尔和却一直活跃于民国政坛。三位“好人”不同的人生经历和最终归宿，折射出民国时期知识分子徘徊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的两难心境，是研究民国时期政界与学界关系的典型个案。

毁誉参半的政坛耆宿王宠惠

王宠惠（1881－1958），字亮畴，广东东莞人，中华民国时期重要的外交、司法高级官员、宪法学家、国际法学家。王宠惠早年在香港接受了中英文启蒙教育，1895年考入了刚刚成立的北洋大学法科，经四年勤奋学习，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成为我国第一张大学文凭的获得者。1901年赴日本学习法政，次年转赴美国耶鲁大学攻读法学博士，毕业后转赴欧洲研究国际公法，获取了英国律师资格，并当选为德国柏林比较法学会会员。辛亥革命胜利前夕，王宠惠返回国内，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出任外交总长，被外电称为临时政府中“最为出色”的内阁成员。民国北京政府成立后，王宠惠出任司法总长，后愤于袁世凯的独裁，与蔡元培等其它阁员一起辞职。随后，赴上海受聘于中华书局，任英文编辑部主任，不久出任复旦大学副校长。

1917年，王宠惠重返北京政坛，出任法律编纂会会长，继而转任大理院院长兼北京法官刑法委员会会长、法理讨论会会长，主持了《刑法第二次修正案》等多部法典的起草和修订。巴黎和会斩断了中国政府和人民收回国家的强烈愿望，王宠惠以其法学与外交兼通的专长，投身于收回国家的谈判和交涉之中，他在华盛顿会议上提出了取消各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废除二十一条、撤除势力范围等多项建议案，并就上述提案与列强进行了艰苦谈判，他的爱国热情和聪明才智博得了广泛的国际赞誉。巴黎和会之后，面对着国家沦丧的危急形势，各种社会思潮风起云涌，王宠惠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其中，举凡联省自治思潮、国民制宪思潮、好政府主义思潮都能找到他的身影，更因出任昙花一现的“好人政府”总理而名动一时。

王宠惠之所以能出任“好人政府”总理，是因为他在当时的社会上有“好人”的盛名。在“好人政府”组建之前，北京政界忽有一股王宠惠可参选总统的风闻。关于总统候选人一般人看来无外曹锟、段祺瑞、孙中山、黎元洪四人，而四人都涉及到南北纷争，故有提议“富有德行才识”的王宠惠充当总统候选人的动议，原因是王宠惠“于国内曾居高位，于国外闻望尤著，其德行，其胆识俱无可议，且具绝大才识，平日居官，未尝染有党派臭味，为北京惟一人物，不隶属于，而不为孙文派所反对，其持论并非激进，而能得学生及新派之信仰，即大学中极端派，于王氏亦无间言。”再有，美国人在上海办的《密勒氏评论报》，在1922年10月至次年1月所做“中国当今十二位大人物”的社会学调查问卷中，王宠惠在孙中山、冯玉祥、顾维钧之后排在第四位。《密勒氏评论报》系英文周刊，其读者至少是受过现代教育且粗通英文的人，而此次调查参与者又以学生为主，故其结果体现了知识精英阶层的意向，而知识精英又是舆论的主导者，所以这次调查的结果，对于认识当时中国社会及人心的变化，具有相当的价值。王宠惠能以高票当选第四位，印证了他在国人心目中的所谓“好人”身份。此时，直系军阀吴佩孚控制，为了争取支持，掩饰门面，与胡适等人借用其政治势力实现主张的目的正好合拍，王宠惠是双方皆能接受的人物，就此促成了王宠惠“好人政府”总理的短暂之旅。

“好人内阁”流产以后，王宠惠赴海牙出任国际常设法庭候补法官，并于1924年当选为修订国际法委员会委员。1925年8月，王宠惠出任北京政府修订法律馆总裁，负责筹备并主持召开了法权调查会议。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王宠惠出任司法院长，主持制定了加强法官的培训和选拔、完备辩护制度和陪审制度、进行审级改造和司法权统一、改良法院制度与诉讼程序等一系列改良司法的建议和方案，对司法近代化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为了躲避与胡汉民的政治纷争，1930年王宠惠重赴海牙出任国际常设法庭法官，任内他参与了多起重要判案的审理，博得了同任法官的尊重和广泛的国际赞誉。卢沟桥事变爆发前夕，王宠惠在国际法官任期未满的情况下，被招回国出任外交部长。1941年4月，王宠惠转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陪同出访印度并出席开罗会议，主持了中国参加联合国构建的多项工作，并作为代表出席了联合国成立大会。

政协会议期间，王宠惠对政权的“政府地位合法化”产生了忧虑，但他又不信任共产党，认为“中共无意实施政治协议”，仅是“谋取国家的权力”。总之，他对局势表示悲观，对中苏条约也不赞成。他曾上书请求辞职，不但没有批准他的辞职，反而委以重任。1946年12月25日,在隆隆的内战炮声中,单方面召开的国民大会,通过了民国史上的最后一部宪法，即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王宠惠是此部宪法的主稿人之一，同时又是主要说明人，他撰文吹嘘“中华民国宪法是一部具有特性而最新式的民主宪法”。1948年3月，借“行宪国大”，戴上了总统的桂冠。为了使获得宪法以外更大的权力，王宠惠借用一些国家战时体制理论，提出不修改宪法而依宪法程序制定《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的建议，使以紧急处分权的形式“依法”获得了类似于独裁制下的各项权力。王宠惠的政治参与空间在正义性诉求丧失的前提下达到了极致，而他的政治理念的实用性和工具性也达到了顶点，这也是他一直为学界所诟病之处。1949年大陆解放前夕，王宠惠以养病为名赴香港，后转赴台湾，1958年病逝。

学贯中西的法界泰斗罗文干

罗文干，字钧任，1888年出生于广东番禺，早年赴英国牛津大学学习法律，1909年毕业获法学硕士学位，同年归国。罗文干参加了晚清学部主持的考试，被评为留学生最优，赐法政科进士。辛亥革命后，任中华民国广东都督府司法司司长。1913年出任北京政府总检察厅厅长。1915年，袁世凯授意杨度等人成立了鼓吹帝制的筹安会，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不安和愤慨，8月18日和19日，先后有李诲，周震勋呈大理院总检察厅，请求将杨度等“按律惩办，宣布死罪”。总检察长罗文干接到呈文后，对司法总长章宗祥说：“筹安会研究国体、超出法律范围，法官不能不干涉。”章说：“此责任却负不起，待与内务总长商酌办法。”罗文干见筹安会有袁世凯做后台，无法检举，乃以母病请假离京，到广东后即提出辞职。袁世凯死后，罗文干于1918年任修订法律馆副总裁，次年，出国到欧洲考察司法，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1921年，任中国出席华盛顿会议代表团顾问，是年末，出任梁士诒内阁的司法次长，1922年，任大理院院长、司法总长。

罗文干任修订法律馆副总裁时,总裁王宠惠就对其才干十分赏识，王宠惠组阁“好人政府”时，任命罗文干为财政总长。1922年11月14日，罗文干与华义银行人罗森达、格索利签订了奥国借款展期合同。众议院议长吴景濂指责他在签订《奥国借款展期合同》上受贿，由总统黎元洪下令将他拘捕。素为人所敬重的财政总长居然被秘密逮捕，消息传出，朝野震惊。次日王宠惠召开紧急国务会议。他指出“以现任之财长，仅以嫌疑二字,未经阁议讨论，擅行逮捕,自有未当”，会议最后决定，内阁通电声明“吴景濂坐迫总统，立召军警长官逮捕(罗文干)。……此案是非虚实，自有法律解决”。同时通过决议，要求将案件交由法庭处理。罗文干虽身陷囹圄，但仍泰然处之，请求法庭审理此案，并表示“非俟水落石出，决不离开法庭”。胡适、蔡元培等学界名人，皆对罗文干的人格清誉予以宣传和支持。1923年1月11日，北京检查厅宣告证据不足，对罗文干免予，无罪释放。以“罗文干案”为导火索，“好人政府”不久即宣告破产。

1924年，罗文干出任俄国退还庚子赔款委员会中方委员。1927年，出任顾维钧内阁的司法总长。1928年被聘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顾问，次年，任调查中东路事件专员。1931年任北平政务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长。“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罗文干在宋子文、顾维钧等人的大力推荐下，于1932年1月出任外交部长。就在罗文干出任外交部长的当天，爆发了日军侵略上海的“一・二八”事变。罗文干主张坚决抵抗日本的侵略，而他的主张忤逆了有限度的抵抗、以抵抗求和的政策。在2月13日至20日之间，就在决定对日作战“适可而止”的会议上，罗文干与进行了一次大争吵，他气愤地说：国家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水来土掩，兵来将挡，局势到了这样严重，你们都不出兵去打，叫我办什么外交?在解决“一・二八”事变的过程中，罗文干主张依靠欧美，东北问题连同上海问题一块解决，表达了他以日军进攻上海为契机，要求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的良好愿望，但其主张没有被所接受。

日本的侵略给中华民族造成了深重的民族危机，社会各界以各种方式表达了共赴国难的愿望。1932年胡愈之主编《东方杂志》，曾经发起1933年新年征文《新年的梦想》，征稿信附了两个题目：一个是“先生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一个是“先生个人的生活中有什么梦想?”新年号刊出的《新年的梦想》的作者共计142人，包括了柳亚子、徐悲鸿、郑振铎、巴金、郁达夫、老舍、叶圣陶、陈翰笙、穆藕初、邹韬奋、张君劢、周谷城、陶孟和、俞平伯、何思敬、章乃器、茅盾、顾颉刚、周作人、杨杏佛、马相伯、林语堂等各界名人。时任外交部长的罗文干也提出了他的梦想，他说：我的梦想是“政府能统一全国，免人说我无组织。内争的勇敢毅力，转用来对外。武官不怕死，文官不贪钱。妇女管理家务，崇尚勤俭，不学摩登。青年勤俭刻苦，不穿洋服，振兴国货。土匪绝迹，外患消除，四民安居乐业，世界共享太平”。罗文干的这番陈词表达了他主张结束国内政治纷争，同仇敌忾抵抗日本侵略，构建四民各安其业的太平社会的美好愿望。

然而，罗文干主张积极抵抗日本侵略的善良愿望，逐步被日军的步步紧逼和的妥协退让所击碎。1933年2月23日，日本驻上海领事上村奉令照会罗文干，裸地提出了侵略热河的无理要求。对此，罗文干在亲自拟定的声明和回照中除了进行针锋相对的驳斥外，表示：中国军队要坚决抵抗，“其因此发生之事态，应由日本政府负其责任”。此后在各种场合，罗文干都强调无论日军攻至何处，必抵抗不屈。罗文干还坚决反对签订《塘沽协定》，、等人完全撇开他，甚至作为外交部长的罗文干，在协定出笼前尚“一无所知”。罗文干的外交部长也当到了头，他先是被派到新疆调解马仲英与盛世才之争，12月2日，国民政府明令准许罗文干“辞职”。此后，罗文干在政治上逐步被边缘化。1935年11月，西南政务委员会派罗文干任广东治河委员会委员兼黄埔埠筹备处主任。1938年任国防会议参议、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同年，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讲授《罗马法》和《中国法制史》。1941年10月因病在广东乐昌去世。

变节降日的医学名士汤尔和

汤尔和（1878-1940），本姓沙，名鼐，字调鼎，晚号六松老人，浙江杭州人，组织学、解剖学家，医学教育家。汤尔和早年曾在杭州府中学堂就读师范，与马叙伦有同窗之谊。1902年赴日留学，先后入东京成城学校、金泽医科专门学校，其间参与组织拒俄义勇队，被推为拒俄义勇队临时队长，加入了同盟会。继而负笈德国，获得柏林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910年6月学成回国，任浙江咨议局议员，支持股东保护沪杭甬路权。1911年武昌首义后，参与组织浙江民团总局。12月14日，各省代表会议在南京召开全体大会，汤尔和作为浙江省的代表出席会议并被选为议长，广东省代表王宠惠当选为副议长。12月29日，各省代表会议举行了临时大总统的选举，孙中山先生以高票当选为中华民国首任临时大总统；大会同时通过，推举汤尔和、王宠惠赴上海，恭迎已经于25日回国的孙中山先生至南京就职。1912年元旦，众望所归的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职，了《临时大总统宣言书》、《》等文件，正式宣告中华民国的诞生。

1912年，汤尔和受政府委托，在北京建立起中国第一所国立医学校――北京医学专门学校（现北京大学医学院的前身），并出任校长。1912年10月至1915年12月、1916年8月至1922年4月，汤尔和曾两次出任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校长，任职期间，他十分重视医学基础理论研究，每年派出优秀毕业生赴德国留学，学习医学基础学科的知识，壮大了师资队伍，培养了大批知名专家，也为该校重视基础医学教学和研究的传统奠定了基础。1912年11月24日，汤尔和向教育部呈文请求公布由他起草的《解剖条例》，经一年多的反复请求，中华民国政府终于1913年11月以内务部51号令的形式公布了《解剖条例》，从此中国有了第一部解剖法令。这是我国医学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学者无不欢呼雀跃，西医前辈伍连德称“殊为我国医界前途喜也”。1915年9月，汤尔和发起成立了中华民国医药学会，担任会长，此后每年开会一次，并出版会报，发表重要的研究成果，有力地促进了医学研究。1916年，受教育部的委托，汤尔和联合中华民国医药学会、博医会、江苏教育会共同审定医学名词，为统一中国医学名词做出了贡献。

1920年汤尔和奉派赴欧洲考察医学，1922年初回北京后，辞去了校长职务，潜心于医学研究。“好人政府”组阁时，罗文干代表王宠惠访胡适，请他出任教育总长，胡表示“决不干”。事后与蔡元培商量，由汤尔和出任。

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后，汤尔和有心缓和日本当局与张学良之间的矛盾，曾代表张学良向日方朝野疏通，但是野心勃勃的日本帝国主义者不肯放弃其侵略政策，汤尔和虽竭力游说，日本仍然出兵吞并了东北三省。1933年，日本侵略军又一举侵占了热河，并进而侵入华北，汤尔和看不到民族正气与群众的力量，他被日本帝国主义的气势汹汹吓倒了。当时他写过三首诗给他的朋友，充分反映了他的恐惧心理和亡国思想。其一云：“国到将亡百事哀，惯从沙上筑楼台。谁令朽木支危屋，早识庸医种祸胎。只恐人心今已去，料应天意久难回。老瞒命断黥彭醢，降格犹无乱世才。”正因为这样，汤尔和在担任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与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期间，竭力鼓吹对日妥协投降，成为著名的亲日派。

1937年卢沟桥事变时，汤尔和正在日本，闻讯急忙赶回北平。同年12月，日本华北方面侵略军在北平扶植成立了一个傀儡政权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汤尔和出任议政委员会委员长兼教育总长，与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司法委员会委员长董康同为该伪政府的三巨头。汤尔和出任伪职后曾派人拉拢因日军侵略而避居上海的马叙伦，据马叙伦回忆：一天，忽然有一不速之客登门求见，并自我介绍说：“我是从北平专程来沪拜访您老的，有汤总长的亲笔信在这里。”马叙伦拆阅来信后，沉默不语。那人接着说：“总长请您担任北大校长，希望您老即日命驾。”马叙伦坚定地说：“我是为了坚持抗日而被迫离开北大的。现在敌人全面进攻，困难严重，我岂能回到敌人刺刀下去混饭吃？请您回去上复汤总长，我是绝对不去的。但愿汤总长珍惜前程，保持晚节，我不写回信了。”来人悻悻而去。此时的上海，通货膨胀，货币极度贬值，马叙伦仅以鬻字和撰写文章的微薄收入维持生活，十分贫困，但他仍然拒绝出任伪职，显示出其高尚的节操。

汤尔和出任伪职后，忙前忙后，显得十分活跃，伪临时政府的成立宣言就是由他宣读的。他在这份荒谬绝伦的宣言中着重谈了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表示了对的极端蔑视，他强调说：窃据政柄，欺罔民众、税敛苛毒、倒行逆施，以致“灾害臻臻”，所以就“丧其国都”，一败涂地。其次，表达了坚决的态度，他指责以中国人民的名义与共产党达成协议，其结果是“拾共产党唾余为党权高于一切之邪说”，排斥了所有其他人的意见。第三、大谈“中日同种”的亲善论调，至于说到同日本的战争，他辩解说是对日本采取敌对态度所致，战争之真正可悲乃在于“同种相噬”。汤尔和宣读的这份宣言，彻底地暴露了他降日叛国的丑恶嘴脸，也将他永远钉在了民族的耻辱柱上。1940年3月，的伪中央政府在南京成立，北平伪“临时政府”改称华北政务委员会，汤尔和任常委兼教育总署督办。当时他已患肺癌卧床不起，署务由伪教育总署署长方宗鳌。同年11月8日，汤尔和病死。

政局演变和社会环境对“好人内阁”的影响

“好人内阁”后，“好政府主义”的始作俑者胡适对三位“好人”的才干产生了怀疑，认为“这班阁员是抬不起来的”。胡适此番评价，不免有失偏颇。若仅以才干而言，三人皆是民国时期学界的翘楚。王宠惠是一名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广泛影响的法学家，他曾经两次出任国际联盟常设国际法院法官，1948年被联合国国际法院评选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50位法学家之一，享有“民国第一法学家”的美誉。罗文干在民国时期的法学界也是地位显赫，中央评价罗文干时，称他“满腹经纶”，“学贯中西”，“为我国法界泰斗”。汤尔和虽然因降日变节而为世人所不齿，但他对中国近代医学学科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也是影响深远。“好人政府”的短命不是因为三位“好人”能力暗弱，问题出在当时军阀掌控政治运行的社会环境，军权政治以争夺政治资源为目标，“民主”仅是作为掩饰其刺刀上的花环而已，当触及到他们的切身政治利益之时，就会毫不手软地予以弹压，“好人”们的政治主张和实践也就难逃被扼杀的厄运。

王宠惠可谓是民国政坛的一颗常青树，在民国历届政府中他皆能身处要津。据桂崇基记述：一次梁大鹏问王宠惠做官有何要诀。王答：“必须无个人意见，无个人政策。”王宠惠的这番表白，道出了他处理个人与政治关系的人生信条。罗文干的性情则是“任事公正无私，临难不屈不挠”，这也是他在晚年逐步被政治边缘化的原因所在。汤尔和虽然与王宠惠和罗文干在学术上的才具和影响不分伯仲，但却走上了由亲日恐日而至叛国降日的不归路。汤尔和的金兰密友、爱国志士马叙伦曾写了《汤尔和晚节不终》一文，他写到：“尔和既历仕途，乐此不倦。又交王克敏，浸丧其操。克敏少习膏梁，服食奢侈，又好聚骨董，尔和染焉。”“九一八以后，尔和家时有日人影佐、梅津、本庄者流之踪迹，而尔和卒沾伪职以迄于死。”马叙伦的分析称得上入木三分，概言之：汤尔和因赴日留学而深受日本文化影响，而他官瘾又很大，生活起居十分奢华，再加之与王克敏等媚日投降派交好，在日本人的诱导下而走上了降日的道路。

三位“好人”不同的人生经历和最终归宿，虽然与他们不同的人生取向、性格特点等个人因素密不可分，更与民国时期的政局演变和社会环境息息相关。民国时期是一段既有的社会理念倒塌而新的价值体系尚待建构的动荡时期，社会各界的有识之士皆以挽救中国亘古未有之危局为职志，民初知识界与政权的亲密接触就是此种挽救危局意识的产物。经过民初的碰壁之后，中国的思想界发生了分野：一类人看穿了政治把戏，关起门来专心于学术研究；一类人是对政治颇有热情，却不参与政府，而是在体制外以民间议论政事的方式参与政治；一类人在对的独裁统治绝望后，转而对尚未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抱有希望；一类人力图站在体制外对政治进行抨击，但又不时的为政治所诱，厕身体制之内，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徘徊；一类人则既不能安心学术，又不甘心徘徊在体制之外，于是全身心地投身到政治权力架构之中。三位“好人”都属于最后一类人物，抛却他们的学术成就不论，他们的思想与行迹十分值得我们研究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