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业发展过程中的政府边界与市场边界

服务业是现代经济的一个重要产业，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在服务业发展过程中存在很多新问题和矛盾，特别是在服务业发展过程中政府边界与市场边界的模糊导致了服务业发展出现了瓶颈。因此，文章从政府和市场的相互关系，及在服务业发展过程中应起的作用来进行分析。

一、 相关概念解释

第一，服务业及其发展。

服务业的概念在理论界尚有争议。一般认为服务业指生产和销售服务商品的生产部门和企业的集合。在我国国民经济核算实际工作中，将服务业视同为第三产业，即将服务业定义为除农业、工业之外的其它所有产业部门。

服务业是随着商品生产和交换发展，继商业之后产生的一个行业。服务业最早主要是为商品流通服务的。服务业从为流通服务到为生活服务，进一步扩展到为生产服务，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服务业的社会性质也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化。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主要是为奴隶主和封建主服务，大多由小生产者经营，因而具有小商品经济性质。

第二，政府边界与市场边界。

市场经济下法律不禁止企业和私人都可以干，而依法行政是政府行为的前提和基础。由于政府与市场边界不清，我国宏观调控不得不大量采用行政手段，这种带有行政博弈性质的调控不利于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宏观调控哪一个是中央政府调控地方政府的？

新形势需要新思路，如何给政府重新定位，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重新审视和勘定政府发挥作用的边界是老生常谈的话题。对于“政府边界“这个概念，简单说即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应起的作用，政府应该管什么，不该管什么，管到什么程度，政府的职如何做到不错位、不越位、不缺位，我觉得这个就是政府边界。

市场边界是科斯在其博士论文《论企业的性质》中用以解释企业产生原因提出的。科斯提出“交易成本”概念。所谓交易成本就是交易者为寻找交易对象、签约、履约发生支出。企业内部组织成本与外部市场交易成本存在相互替代关系，即在外部交易内部化节约外部市场交易成本的同时，增加企业的内部组织成本，当外部交易成本的节约与内部组织成本相等的，企业规模扩大或者垂直一体化就会停止，企业边界和市场边界也就由此确定。

二、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如何划定政府与市场的界限一直是经济学和政治学中争论不休的问题，有学者把二者关系归纳为四种变量关系：相互替代、相互补充、完全排斥、共同失灵。

在西方学术界存在两种相互对立的思潮：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两种思潮彼此消长。经济自由主义分为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18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叶，是古典自由主义兴盛的时期，古典自由主义强调个人而非君主的国家观是其政治思想基础，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是其哲学基础，其中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的影响最为深远。

20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兴起，是对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的批判。“完全自由竞争市场”是经济自由主义的前提，他们倡导为资产阶级致富创造良好环境和条件的高效廉洁的政府。国家干预主义亦可以分为重商主义的和现代经济学的国家干预主义。16世纪到18世纪中期重商主义盛行，它是对中世纪封建专制和自然经济的批判。

20世纪30年代至今，是新国家干预主义流行时期，它是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批判。凯恩斯认为，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充分就业均衡是一种特例，而非充分就业均衡才是通例，出路在于政府通过公共投资计划来弥补私人投资的不足。凯恩斯理论是对市场机制的新认识，他看到了自由竞争市场的某些缺陷。

20世纪70年代后，资本主义世界的滞胀对凯恩斯主义提出了挑战，新自由主义纷纷出现。人们逐渐认识到政府和市场都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机制和手段，两者相互补充。美国经济学家沃尔夫说过，市场与非市场之间的选择不是“纯粹”的选择，而是一定程度的选择。这种选择是混合的和多侧面的，它是不完善的市场和不完善的政府之间的选择。

我国自改革开放后计划经济体制解体，但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善，不完全的计划和不完全的市场同时对资源配置起作用，这使得一方面市场失灵现象更为广泛和严重，另一方面政府直接干预过多，反过来又阻碍市场功能的发挥。因此，我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表现为政府处在既支持市场发展又破坏市场发展的矛盾运行中，关键是要努力寻求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的最佳结合点，即政府干预在弥补市场失灵的同时尽量克服政府失灵。

三、服务业发展过程中政府边界与市场边界的合理建议

政府与市场相互替代关系是“此消彼长”的博弈关系，或者说选择一定的市场，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来获得一定的产出，就意味着放弃一定的政府职能作用。

第一，转变政府职能，重新定位政府作用。

如何重新界定政府的作用和政府边界成为深化改革的关键。我国政府具有双重身份，既是社会经济管理者，又是国有产权主体。如何使政府的职能不错位、不越位、不缺位？拿服务业发展过程来说，服务业发展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为我国服务业甚至社会的发展做出一定的贡献，但在服务业完全依照市场规律和依靠市场自由竞争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存在市场失灵和社会分配不均的现象。

由于自然环境、人文历史和经济基础的差异，我国地区和城乡收入差距大。发展和收入差距问题，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问题，完全靠市场机制是不可能解决的。这里需要政府正确的政策引导和合理的调节机制。政府应该管什么，管到什么程度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我认为政府应该着眼于我国基本国情，切实充分发挥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的重要作用，推进公共服务制度改革，提高社会保障覆盖率，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公共服务体系。

第二，遵循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即服务业。

服务业改变了全球产业结构，正成为人类社会的支柱产业之一。服务业在国民生产总值和就业结构中所占的比重不断加大，全球产业结构呈现出由“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型的总趋势；服务业的发展有利于提高资本利用效率，推动技术创新和开拓更广阔的市场空间，服务业已成为世界各国发展最快的产业；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势必带来新的机遇。全球服务业的转移，特别是制造业和其他有形产品行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也必然导致就业率的下降，则凸显了服务业解决结构性就业转移问题的机遇

因此我国应大力发展服务业，让服务业在政府宏观调控下完全按照市场机制有序发展。

第三，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市场机制越完善，市场作用越充分，市场失灵越少，政府干预的针对性越强；同时，政府干预经济是以间接调控为主，是通过调控、引导市场，通过市场作用于企业而实现的，一个完善的市场机制是实现政府有效干预必不可少的条件。越是发达的市场经济，越要求高效率的政府干预，两者是统一的。我国还处于市场经济发展初期，市场机制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这必然会影响到政府的干预效率，因此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实现我国有效干预的必然条件。

第四，别把体制性弊端视为优越性。

推进市场化改革，就是要把资源配置的主体由政府转到市场主体。在把资源配置的主体由政府转到市场主体的过程中，我们缺乏一个承载体。中央把权下放给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为什么分不出去？因为没有一个真正的企业组织，在政府和企业之间发挥自律和维权作用。长期以来，我们注重的是单个企业怎么发展，忽视了市场主体的组织行为研究。在市场经济运行条件下，政府的宏观调控需要有一个企业利益的联合体在其中发挥作用，这就是市场主体的组织行为问题。可以说，没有规范的市场主体组织行为，政府转型难以到位。

（作者单位：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