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荀子的礼法观

【摘要】春秋战国时代，我国社会政治经济各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社会变革，在思想领域中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作为当时的稷下大祭酒，荀子从当时社会发展的实际出发，广泛地接触和研究了各个学派，并以自身所学儒学为基础，扬弃各家之长，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荀子援法入礼，对儒家的礼治思想作出了创造性的发展。他在儒学思想史的独特贡献就在于他融合了儒家和法家，创立了著名的礼法统一观。但也正是由于荀子将“法”提到了一个儒家前所未有的高度，后世往往把荀子看作儒家的异类，将其排除在正统儒家传承之外。另外，荀子最为著名的两个弟子――李斯和韩非都不约而同的走向了法家。这中间必然是有着其历史原因和必然性。因此，分析荀子对于“礼”“法”以及二者之间关系的观点，为我国现当代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参考，对我国当前的“德治”和“法治”并重具有很大的意义。

【关键词】荀子；礼法观

中图分类号：B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8-290-01

礼与法是封建统治者治理国家以及安定人心的两种根本方式。荀子突破了传统，抬高了法的社会地位，从而确立了礼法并重的礼法关系新模式。“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也于治，合于善也”。这便是他“隆礼”、“重法”思想的要领。《成相》曰：“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明德慎罚，国家即治四海平。”由此可见，荀子治国方略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采取了辩证看问题的态度，把礼与法视为建立统治秩序不可缺少的两方面，“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可视为孔孟之礼与法家之法相融合的一种趋势。

这种以礼为主、以法为辅的礼法关系贯彻到政治领域就是隆礼重法。礼是荀子思想的核心，也是治理国家的核心思想，因此荀子主张隆礼，同时法的强制性作用能够弥补礼的不足，所以荀子在主张隆礼的同时也重法。隆礼重法的政治观是荀子整个思想体系的最终归宿，是实现其外王思想的必经之路。同时荀子对两者的结合是对儒法两家取长补短的结果，将礼与法融会贯通运用于国家的治理过程中。

一、隆礼与重法并用

（一）隆礼

第一，荀子提出隆礼的观点与当时的政治学术环境有关。一方面荀子以儒家的后继者自居，他认识到儒家以德治国思想的重要性，只有以德服人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尤其是受到孔孟德主刑辅思想的影响。孔子认为如果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不注重教化，只一味的强调刑罚，那么这只能称之为一种暴虐的行为，是不利于社会的发展的。“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孟子也提出轻刑的主张，主张对人民进行道德上的教化。可以说荀子对于礼的重视正是继承了孔孟以道德教化为治国之本的观点。但另一方面，由于各国之间战争频发，各个国家急功近利的追求兵力的强盛，因此崇尚功利主义的法家开始受到各国统治阶级的重视。但它的负面影响也非常浓重。荀子认识到仅仅通过重刑罚、崇暴力是行不通的，因此荀子提出了隆礼的主张来弥补重刑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第二，荀子主张隆礼是与其人性论有着直接关系的。总所周知，荀子所崇尚的人性论是性恶论。人性是恶的，善是“伪”，来自人为。那就是通过礼的调节作用来去掉人生来具有的恶的观念和行为，从而使人向善。第三，礼所具有的特殊作用使隆礼成为可能。道德具有防患于未然的作用，这也就是礼的特殊作用。只有在日常的社会管理过程中，让人们在内心深处明白如何行事才是正确的，才能真正有效的减少社会纷争和违法行为的发生。因此荀子是主张隆礼的。

（二）重法

对于法，荀子也是非常重视的。法具有的事后性以及强制性能够弥补礼的不足，如果不重视法的作用，而仅仅依靠礼的作用，国家在进行治理的整个过程中就会显得软弱无力。正如当今社会，如果仅仅依靠道德舆论来治理和引导民众，那国家将无法从根本上保障人民的利益和安全。这也是荀子对孔孟思想过分重视道德教化而轻视刑罚的一个清醒认识。

荀子对于法的重视体现在，他认为在社会治理过程中要真正的发挥法的奖惩作用，就要做到赏罚分明，发挥法的应有作用，对该奖赏的行为就予以赏赐，对该惩罚的行为就施以刑罚，这样的话国家才能得到最好的治理。“然后，众人徒、备官职、渐庆赏、严刑罚以戒其心，使天下生民之属，皆知己之所愿欲之举在是于也，故其赏行；皆知己之所畏恐之举在是于也，故其罚威。赏行罚威，则贤者可得而进也，不肖者可得而退也，能不能可得而官也。若是，则万物得宜，事变得应”。

荀子也强调在发挥法的奖惩作用的同时，要注意刑罪相称，强调司法的公平性。刑罪相称，就是要量罪用刑，刑当其罪。“然则是杀人者不死，伤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轻，庸人不知恶矣，乱莫大焉。凡刑人之本，禁暴恶恶，且征其未也。杀人者不死，而伤人者不刑，是谓惠暴而宽贼也，非恶恶也。故象刑殆非生于治古，并起于乱今也。”因此，罪至重而刑至轻，罪至轻而刑至重都不应该是我们所提倡的，所实施的刑罚与罪行的程度相称才是最理想的状态。这就需要统治阶级要制定有明确标准的法律、法规，另一方面执法者要能够以身作则，提高自身修养，不凭个人的好恶办事。

二、法生于礼、出礼入法

荀子的“隆礼重法”不仅将“礼”的地位抬至很高，他也对“法”极为重视。但礼法之间的关系仍然不是平起平坐的。在荀子这里，二者的关系应该是礼比法大，具体来说就是“法生于礼，出礼入法”。礼是最为根本的范畴，“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礼是法的纲领和指导原则，在礼的基础上才可能产生法，“礼仪生而制法度。”礼和法的先后次序是不可倒置的，“非礼，是无法也。”所以，为了改变本性的恶，树立人为的善，就需要“化性起伪”。而随着人为的善的树立就产生了礼义，随着礼义的产生就制定了法度。所以，荀子的隆礼重法是以礼义为主体而又兼得重法的。

荀子作为在历史上有争议的人物，其主张其实是和孔孟一样的，只是在形式上存在着与前两者的差异。荀子仍然是以培养君子和圣人为目标，但结合到当时的社会背景，荀子的礼法观只能从天人相分说和性恶论发展而来。因此，他必须将“礼”和“法”都提升到一定的高度才能在学说上成为指导社会的发展理论。但我们也不能忽视，荀子有些过于强调“法”的作用，致使在后来越来越严峻的社会形态中，他理论中“法”的部分被更多的宣扬出来。这也导致了荀子在后世儒家中的地位遭到了严重的影响。我们在“德治”与“法治”并重的当代一定要注意二者之间的平衡，将二者有机的、辩证的结合起来，为中国民主化法律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提供更好的参考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