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能像动物一样思考吗?

《动物的生命》是库切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一部讲演稿,这个讲演主要是以伊丽莎白・科斯特洛的同题演讲展开的。科斯特洛在讲演中将自己比喻为“红彼得”――一只卡夫卡短篇小说《致科学院的报告》中的类人猿,这是一个充满着悖论与挑战的隐喻。她能代表“红彼得”吗?这个疑问一直伴随着我的阅读与写作。

而库切的讲演其实是一篇小说,讲演以宣读小说的方式来进行,这不知是对主题的消解还是一种延伸。读这本书真正让我感到“诗无达诂”。小说中人物众多,他们来自不同的学科背景,观念也各不相同,他们在交锋中彼此呈现,每一个人都有其独特的作用。随着阅读的深入,我一度感到气馁并处于失语的状态,可能我所感受与顾虑的各种现象在库切的文字中都得到了呈现,而我的论述也就变成对他的观念的一种复述而已。有时我感到我们对他小说的理解本身也可以看作是他创作的一个主题,或许在写作中他已预设了人们解读的空间与可能。

库切在演讲中关注的不完全是动物的生命,而是生命自身、不同文明之间以及人类存在的困境,他不是想通过演讲来阐释某种观念而是揭示人类存在的深层困境。或者说当前人类面临的生态与动物保护问题本质都内在于生命存在自身的各种困境之中,对生命与文明存在问题的揭示也是解决环境问题的一部分。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就是他创造出的这么一个人物,但也自觉不自觉地带有他本人的某些特性,而有的解读文章索性将两者等同起来。这或许也是他拒绝哲学化用语的一个原因,理性的话语总是追求逻辑的明晰,小说则让人不自觉地去理解人物而不是辨析一个思想,在理解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影响了我们的心理。

库切在借科斯特洛来阐扬动物生命,探讨动物问题出现的根源与表现的同时也通过科斯特洛暴露出我们在宣扬动物保护时的某些问题。

科斯特洛的演讲金刚怒目,但逻辑混乱,自相矛盾。其一,她在动物生命与保护问题上缺乏一种清醒的认识与坚定的态度。可以说科斯特洛宣扬的动物生命是抽象的,是对应于人类理性存在的一个对象而不是一种现实的存在。她对动物生命的颂扬是一种“来自拯救我自己灵魂的愿望”。可她又“不知道我想要做什么”。因而这种意识以及努力本身又成为她个人生活困境的一个原因与表现。对于科斯特洛或者是库切来说如果对于自身的存在也缺乏一个清醒的理性自觉的话,那么我们的任何努力都会带有生命存在特有的各种迷乱的情绪,并将这种状态带入我们讨论的对象之中。

其二,她没有践行个人观念。她强调自己的演讲不是“阐明什么原则”而是呼吁“敞开你的心扉,倾听你内心的声音”,可自己却不保持沉默,她更难于相容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并充满着敌意。她大声呼吁:“没有什么能够妨碍我们设身处地地去为另一个生命着想。”这已成为动物保护者的一个口号,而这里的“生命”是指动物而不是人,这也是一种对他人的要求而不是自我的实践,她在演讲中没有提到自己与动物之间的亲密与相互影响的关系,也没有表明动物世界比人类生活纯洁与高尚。

其三,科斯特洛的演讲是宣谕式,她希望改变人们对于动物的认识与态度,进而质疑与否定人类漫长的理性传统,她对动物生命的肯定是通过对人的敌意与否定来表达的,并因此与现实中的人难于相处,乃至说她在批判中正是以人类对待动物的方式处理自我与同类之间的关系。这使得这个有关动物生命的演讲也成为生命相互敌对的一个战场:演讲中的辩难,餐桌上的勾心斗角以及家庭的不睦。她也是不满于这种状态,在内心里她已失去了信仰的力量,最后这个布道者成为一个在儿子的怀中哭泣的老妇人。

有时我也难以理解科斯特洛的这种追求以及对于人的理性存在的敌意,这个问题对于她来说完全是因为观念或内在心理的作用。而动物保护与环境问题更多与人类的整体存在有关的,单一的个体很难意识和感受到这种威胁,这也是一个理性的论域。不知这种敌意是否缘自动物对人类主导地位的敌视,还是生活中她个人的主体意志或观念与那些背离她的人冲突所致;或许更内在的是肉体对于支配自己的理性的一种抗争,也可能是“衰老的肉体”对充满活力生命的一种回归的渴望,只是表现在生活中却是对同类的那种生命力的嫉妒。

有一段时间我与科斯特洛也共享过这么一段精神上的遗产或者说困境,那些时间里我难于适应个体在社会中的处境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对个人生命与人类的前景充满着悲观,而自然的存在方式成为我隐秘的期待与追求。有时看着高楼林立,道路上川流不息的车辆,我在感叹的同时也充满着一种不祥之感,自己宛如是泥土、地球承载着现代文明的重负与人类竭泽而渔的攫取,感觉这样终难长久,正酝酿着大的变局或者是灾难。在生活中我也是把个人的生活缩减到极低的限度,好像个人的生活方式与整个人类的命运密切相关,与那些被残害的对象感同身受。而我在写作这篇文章时也感到有如神助,心无旁骛地写到深夜也不觉疲惫,宛如是那些被灭绝或压抑的动物们在支撑着我的写作。不过我们应该意识到我们个人应对动物的态度与我们在理论上思考人类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并不是同一个范畴。

我并不因此否认科斯特洛宣讲动物生命的权利以及作用,我们不必强调只有在清醒或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后才能在公共论域里谈论动物的权利,我们对于问题的认识与解决必然是内在于我们不断的反思与行动之中,而我们对于问题解决的第一步也就是暴露或认识到这个问题的各种表现。只是我们应该注意到,不能把个人存在的问题附加在我们探讨的对象之中。而这正是生命存在的自然性的一种表现,人类的自我中心主义总是伴随着某种专断的权力意识与行为。这是生态问题的根源。

当我们在意识里以为在为动物设想时,不过是把个体的困境投射到它们身上,或者说按照我们自己的标准改变乃至是灭绝了它们,被我们生命意识对象化的动物世界并不是它们的真实。问题还在于当我们产生这种意识的时候,动物已从人类的天敌降低到一个从属的地位,这种角色的转换本身也包含着事实(本性)的改变。有时令我困惑的是动物世界中的凶残是怎样在人类社会中成为一个审美对象的。

即使在动物学家芭芭拉・斯马茨的解读文章中,她说自己生活在狒狒群中时“我就变成动物,或者说我是在一定程度上重获祖先拥有的权利而成了动物,凭本能在这个世界上活动,感觉世界就像它原先的样子那般是我古老的家”。但是她在做这些判断的时候依然遵从的是人类的价值与标准,诸如友情等,以动物与之相似性的行为来为其辩护,其实问题还在于她选择的是那些本身与人比较相近且弱小的动物:狒狒与狗,而不是狮子等,这只表明人类可以改造动物的程度。

我们要注意到库切演讲的题目是“动物的生命”而不是“动物的权利”,显然他强调的是动物的那种自然的生命状态,权利则是人类的价值标准,动物保护的核心与目标也就是如何通过人类自身的努力,减少我们的活动对动物或自然的影响,让它们尽可能地按照自身的特性存在与演变。不过我们强调的动物生命也是一种认识的对象。或者说我们目前面临的动物灭绝首先在于我们对动物的认识上出现问题,正如斯马茨所言“在我们与其他动物的关系方面,大多数人所遇到的阻碍,并非是像我们经常设想的那样反映了动物们的短处,而是反映了我们自身在有关动物和我们能与它们建立关系的看法上过分狭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首先思考的是我们能够认识并包容自然与动物的真实状态。

对动物的保护本身也是拯救人类生命与文明的一种方式,也是这种需要的产物。我们对动物或自然问题的意识是在这种环境污染与动物灭绝正影响到人类的生活,而非是从动物与自然存在出发的一种思考,若没有了这种人类自我中心的意识才会形成难于复返的灾难。但我们若认识不到这一点,依然肯定这个造成生态问题的人类自然本性,那么这个问题也无法得到解决。因此动物保护有两个误区:一是我们探讨动物的问题不能因此否定人类文明的价值,二是在实践中不能否定其他的观念与生命存在。

库切在演讲中就隐藏着一个文明冲突的主题,这也是对西方文明的一种批判,这是库切的亲身感受,其中也呈现出一个非洲白人知识分子的内在矛盾,这种矛盾就是西方化的教育传统与置身南非的现实之间的某种错位。

追踪动物问题的本源,便不能不批判我们引以为豪的现代文明。动物问题的出现与保护意识的兴起都是西方文化的产物,生活在第三世界的人是难于感受到这种迫切性的,或许在库切的眼中非洲大草原上动物的生存方式才是生命应有的姿态,科斯特洛指出“养宠物并不是西方的时尚。最早光顾南美洲的西方旅行家,见到那里聚居区里的人们与动物混杂地住在一起,感到不可思议”。而西方文明中所谓人权与动物保护的意识,不过是生命不断衰弱、机械与理念化之后的一种反动,同时又带有这种特性,我们认识中的动物也已被“人化”了。生命的存在失去了自然的本性而变成各种观念的产物,这些观念之间又是难于沟通的。

然而这样的观念是难于通过直白的语言来实现的,否则这与库切批判的思维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作为南非的一个知识分子在高度发达的美国讲一个西方化的动物权利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微妙的讽刺,或许也是一种痛楚吧。感受到非洲的贫穷乃至是那些仍处于饥饿状态的人们而大谈动物的权利――这难道只是标榜自己是西方世界一员的意识在作怪,这不是一种伪善与残忍吗?

库切在文中提到西方的殖民史、大屠杀,在演讲中科斯特洛两次将人们对动物的杀害与纳粹德国的种族屠杀相类比,这也是暗示生态问题与西方文明传统之间的内在联系。而科斯特洛宣扬动物的权利在某种意义上是期望改变人们将动物像俘虏一样对待的态度,而动物与殖民地的人们之间不存在着某种对应的关系吗?同时在我们文明发展的过程中不也是存在过生命之间的残杀,背后是否隐藏着库切对西方面对非洲时那种胜利者姿态的批判呢?

在谈到人权时,库切借用一个哲学教授托马斯・奥赫恩的口说:“只要我们坚持说,我们获得了其他文化传统认识不到的一种伦理普遍性,并试图借助于宣传和经济压力强加到拥有其他文化传统的人们身上,那么我们就将遇到抵抗,而且这种抵抗是完全正当的。”自然,库切不反对人权与动物的权利(他是一个严格的素食主义者),而他讲这个主题也是出于个体生命的真实感受,或许只是提出问题并借此揭示那些言辞与行为背后的东西。而库切将动物权利的各种观念与思想都汇集在一起,在隐秘中或许也是讽喻事物存在的多样性,任何单一化的认识都是一种独断性的权力表现,这是否可以看作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对于强势文明的一种内在抵抗呢,只是这种内在的抵抗也遮蔽了生命的真实。

认识到动物保护问题是西方文明发展的产物,是人类漫长的理性传统压抑、遮蔽了生命中的直觉存在,因此肯定生命存在的自然性成为我们摆脱现实中生态问题的一个必要的前提,这是库切思想深刻的一个表现。但也有因此形成的一个思维误区,那就是对人类生命的理性存在以及文明的质疑与否定,在这方面库切的思想走得过远。

我们一直自豪于人类是有理性的动物,相信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认为人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类具有理性思维,而要证明动物生命的高贵性势必要打破人类的这种理性的自负。演讲中科斯特洛颂扬动物生命,而对人类的理性充满着憎恶,她推崇动物的生命不仅是唤起人们尊重与保护动物,也包括一种对人类理性存在的质疑与否定。比如生命中的直觉存在,正如她控诉具有直觉天才的泥瓦萨・拉马努金在西方的学术制度中英年早逝。她说“理性似乎只是人类思想的某种倾向”。她说“心灵(或灵魂)沾染了有罪的知识就无法保持完好”。这自然让人想到我们的道家传统,尤其是庄子的“混沌说”,知识的生成作用与层积性遮蔽了存在的自然,并进而分裂了生命的内在统一性。固然在传统中国或者说在中国的文化中不会产生西方的生态与动物问题,但是也难于出现当下的文明世界。

科斯特洛在演讲中大力抨击西方的理性传统,甚至将理性存在比喻为极权的体制,这是一种文明自我反思的表现,同时也带有不同生活经验所导致的认识上的差异,但她的语言是西方化的,连观念也是,这种内在的悖论她是自觉的,然而她的行为不正是她所反对的一种表现吗?

具体到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我想,人与动物之间存在着共性更有着各种的差异,我们不必过于强调某一点,贬低它们或者是泯灭我们之间的距离。我们不必在理论上将动物提升为“亚人类”,或回避真实而虚构一个乌托邦式的生活,或许这样我们才可能听任动物的行为,它们仍是为着坚持自己的生存而竞争的群体,正如在我看来猎手可能是最尊重动物的。

这篇演讲中还出现过中国人的话题:“中国人什么都吃。中国人在饮食方面不存在什么憎恶。”在中国生态保护以及动物权利的问题刚刚引起人们的关注,仅仅停留在不虐待动物的层次,有关“伤熊”与“虐猫”的事件都曾成为新闻的焦点。在这个过程中我关注的不是事件本身,而是忧虑那些生命之间的敌意与相互伤害的状态,无论是人与人之间还是人与动物之间的。因为这种伤害并非存在着对应与对抗的关系,这种莫名的敌意往往是被压抑或伤害中生命的一种自我舒泄与调节的方式,因此是有着合理性,但又是完全邪恶的,并会形成恶性的循环,有什么比残害一个无辜生命更罪恶的事呢,而那些被伤害者自然会有着施动者同样的心理与行为需求。

或许我的标题应该改为“我们会承认动物的思考吗?”

曾子炳,学者,现居上海,已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