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九千尺》的情感叙事

随着消费主义思潮的盛行，针对特定读者群体的审美诉求进行创作成为了现当代文学的重要特征之一。在作者娓娓道来的讲述中，从情感层面出发展开叙事成为了众多作家的首选。 将隐藏在人类心灵深处的情感世界展现出来是文学作品永恒不变的历史主题，不同的作家、不同的人生经历、不同的读者将从作品中获得完全不同的情感体验。当读者和评论家对文学文本所展现的情感基调有了一定的认知后，进一步地阅读和审美才有可能。笔者认为这一创作模式可以被称为“情感叙事”。

一、情感叙事的情感基调

导致作家从事文学创作的因素有很多，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似乎从来就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有的通过文学创作来思考时代的要求，记录时代的步伐，如鲁迅、茅盾等；有的是时代的呼唤把他们‘震上了写作的道路’，如冰心、庐隐等；有的推崇‘直觉’与‘灵感’，比较重视文学的美感作用，如郭沫若、郁达夫等创造社的作家；有的崇尚雍容恬静，寻找‘自然人性的和谐与庄严’，如废名、沈从文等京派作家；有的追求冲动亢奋，‘展示现代人欲与的错综’，如穆时英、施蛰存等海派作家；有的非常现实，直率地表白是为了名和利，如托尔斯泰等。”[1]

由此我们了解到促使作家们开启文学创作之路的因素有很多，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都在正确的时间、以恰当的方式开启了属于自己的文学之旅。呈现在笔者面前的这篇小说《地下九千尺》就是作者余文飞展现文学能力的作品。通过作者的讲述，读者对于发生在某个框架中的故事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作者的创作是“缘情而发”，将内心深处火热的生命激情释放了出来。

小说《地下九千尺》讲述了一个关于矿工的故事，他们日复一日地穿梭于地面与地下，以极其辛苦的劳动付出来换取微薄的报酬。作者并没有给小说情节的发展设定特殊的时代背景，而是将中国社会的架构模式作为了这篇小说的话语环境。当读者看到作者笔下的矿工时，很自然地联想到生活中见到、感受到的挣扎在社会底层的普通劳动者，这就极易唤醒沉睡在读者内心深处的情感记忆。作者以自己所拥有的丰富的生命体验和社会经验，从中国社会的架构形态中感受到身处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生活状态的差异，更为重要的是，他洞悉了人对人的残酷压榨、剥削。当作者将自己的感受倾注于小说创作时，读者就能从长发、四面、三鬼的行为中获得对于人性的理解。作为掌握着最少的社会资源、几乎不能保证自我生命的弱势群体，这些可怜的矿工们从事着危险、单调、压抑的工作。即便是身处于九千尺之下的矿洞中，当自己都无法辨认自己的脸庞时，他们也不曾忘记自己作为人的情感诉求。因此，当水花嫂进入到他们的视野后，一场又一场围绕着水花嫂的情感纠葛在这里上演了。

在传统的文学模式中，艰苦的劳动对于女性的好感往往是被压抑在内心深处的，甚至连女主角自己也不知情。在小说《地下九千尺》中，作者勇敢地打破了这一模式。关键在于小说中所描述的男女之情很好地褪去了单纯的肉体欲望，转而以内心世界的相互慰藉作为主要的情感表现对象。“爱情， 是人类精神的一种最为原始而深沉的冲动。传统意义上的爱情， 它是在人类繁殖本能基础之上产生于男女之间， 使人能获得独特而强烈的肉体和精神享受的相互爱慕和交往的情感。”[2]小说《地下九千尺》所描述的爱情很明显并不契合于上文的定义，无论是在水花嫂与硐长、长发与水花嫂之间，还是在小说中其他男性角色为争夺水花嫂而进行的比拼之间，他们所能够达到的仅仅是肉体的满足或精神的慰藉而已，没有一个将二者之间巨大的鸿沟填平，这就意味着没有人获得真正的爱情。

二、情感叙事的情感模式

正是由于小说中出现的人物没有能够获得真正的爱情，这就如同现实生活中的我们很难找寻到灵与肉相契合的爱一样，我们往往需要在自己构筑的虚拟世界中去找寻某种补偿。小说《地下九千尺》只有短短的数千字，作者却很好地为自己的情感叙事安排了恰当的情感模式。这种模式就是利用文学作为满足人类思维深处“可遇而不可求”的价值诉求，将水花嫂与硐上所有男性成员的爱情作为小说重要的叙事线索之一。

当作者把一定的叙事空间预留给爱情时，它更多地展现给读者的却是现实生活中几乎不存在甚至逐渐消亡的爱情。在他们的身上，纯粹的爱情就如果被撕裂的一张纸一样只能是简单的重合。但是，当一张纸被彻底地切断之后，被割裂了的生命个体只能是被命运的无常抛弃到没有人知道的他乡。当笔者意识到这一点后，作者没有为小说安排特定的时代背景就可以理解了。因为无论故事发生在任何社会、任何时代，对于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劳动者而言，在肉体欲望的满足与心灵世界的契合之间达成微妙的平衡是一件几乎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至于作者在小说结尾给出的“明宣德四年仲春”则是为了凸显小说叙事主题的刻意安排，并非是将小说的时间加以限定。

在《地下九千尺》中，女性与男性最终是怎样结合在一起的成为我们理解小说情感模式的关键。每一个夜晚，当长发守候在水花嫂的房门外时，他们的心就寻找到了平衡。在繁重的劳动压迫之下，对于挣扎在生死边缘的矿工们来说，即便是这样的守候已经让他们感到十分的满足。作者没有描写水花嫂的内心世界发生了什么，但读者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在水花嫂的内心深处是感谢长发的帮助的。

水花的儿子小栓半夜起来撒尿，迷迷糊糊尿了那黑影一身，那黑影待小栓尿完了，嘻嘻一笑，站起身，摸了摸小栓的头，把小栓吓哭了，妈呀鬼呀地乱叫。水花嫂抢了出来，一把捂住小栓的嘴，招呼黑影回屋里坐坐。黑影却一溜烟走了。水花嫂嘱咐小栓，那黑影是长发叔，是保护咱娘俩的，千万不要说出去。

当小栓将尿撒在长发的身上时，这个在“地下九千尺”付出了艰辛劳动的矿工没有丝毫的怨言，仅仅是“嘻嘻一笑”。透过小栓、水花嫂、长发之间怪异的对话，读者仿佛看到了枯燥生活之下真挚的情感交流。对于他们而言，纯粹的爱情几乎是一种奢望，他们只是在求生的边缘远远地看上一眼。爱情就这样在命运的安排中悄无声息地从他们的生命中滑落，情感叙事最终成就了无法实现的爱情。

小说将爱情作为情感叙事的重要内容，不仅是因为爱情对于艰苦求生的弱势群体无处着落，更是由于在作者的眼中爱情几乎就是不可实现的某种精神寄托。当作者将这一残忍的事实在自己的作品中展现出来时，或许并不能得到很多读者的认可，却也有效地改善了小说情感叙事的情感模式。对于小说中的人物而言，生活仍然要继续，却不用太过关心生活的内容。

三、情感叙事的价值取向

当笔者以审视的目光观察小说《地下九千尺》时，逐渐意识到这是一部具有新生代小说审美特征的作品。对于这一作家群而言，荣誉是属于前人的，煽情与花样则让给了中生代作家，留给他们的就只是将自己多年的集体生活成果表现在自己的作品中。对于他们而言，身份的尴尬或许并不能完全描述作品的复杂性。他们是在90年代登上中国现代文坛的，这是一个褪去了60年代的政治话语、70年代的激进色彩、80年的西方元素的特殊时代。“90 年代是物质和欲望战胜感情的时代，不仅亲情和友情变得支离破碎，暧昧可疑，爱情这个最为古老、永恒的叙事内容也同样受到重创。可以说，在新生代小说中，爱情是缺席的。新生代小说撕毁了人们的幻想，放弃了对爱情的诗性想象和浪漫情怀，爱的高尚品质被彻底抹去了。”[3]

由此出发，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小说《地下九千尺》所讲述的男女之间的感情是如此的简单。这是因为作者在小说中讲述的本就不是复杂的爱情，而仅仅是雄性动物与雌性动物之间的情感慰藉，近乎于回到了人类的原始状态。正如黑格尔所说：“爱情里确实有一种高尚的品质，因为它不只是停留在上，而是显出一种本身丰富的高尚优美的心灵，要求以生动活泼、勇敢和牺牲的精神和另一个人达到统一。”[4]将二者进行对比，我们就不难理解小说的价值取向。

无论是具有高尚道德情操的学者，还是挣扎于生死边缘的普通劳动者，他们都是极为普通的人而已。作为个体生命存在的人无法规避的共同主题就是情感世界的孤独以及心灵世界的孤寂。导致这一切的根源在于人类将太多的功利因素、实用因素纳入到了自己的思想中。我们必须认识到：“人是单子，是一种本质，一种统一体，但又是唯一性的存在。这种唯一性与人的自我分裂一样，并不是可以完全消除的。因为人是一种超越世界的存在，人不只是一个受欢迎的客人，也是这个世界的异乡人。人的内心和自我总是要超越这个世界。我们劳作的世界不能满足我们内心的世界。”[5]

当爱情不能成为支撑整篇小说的情感主体之后，作者给予小说文本的价值取向就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在这篇小说中，作者一共讲述了三类人的价值取向。首先是水花嫂，她是传统文化中妇女道德观念的集中展现，她的行为方式和处事原则完全遵循着传统文化的价值标准。其次是矿长，他是传统文化中集权力量的具象化产物，从他粗暴地对待矿工到水花嫂，他的身上凝聚着传统中最反动的力量。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类人，就是长发、四面、三鬼，作为矿工的他们虽然挣扎在生死边缘，却没有忘记自己作为男性的社会责任。综合上述三类人的价值取向，读者就不难理解这篇小说采用情感叙事的真正动力。

[参考文献]

[1] 李树槐.论巴金小说的情感叙事[J].中国文学研究，2005（02）.

[2] 李筱翎.论新写实小说的情感叙事[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6（10）.

[3] 旷谊.论新生代小说的情感叙事[J].文学教育，2011（02）.

[4] [德]黑格尔.美学（第2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332.

[5] [德]彼得・科斯洛夫斯基.后现代文学：技术发展的社会文化后果[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58.

[作者简介]

王心蕊（1987― ），女，黑龙江鹤岗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