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无人问津的矿区

2013年7月下旬，我们来到黑龙江龙煤集团下属的双鸭山矿区，一个无人问津的矿区。

龙煤集团成立于2004年，现有二十六万六千名员工，是中国五百强企业，下设九个子、分公司。八年多来，这里矿难不断，事故人数最多的一次，死了一百七十一人。

在事故中死亡，只是煤矿工人命运最极端的一面，它无法涵盖矿工生活的全部。

我们来到煤区工人常师傅的家中，他是一家三口唯一的经济支柱，妻子没有工作，女儿十七岁，刚到哈尔滨铁路职业技术学院读书，每年的学费、杂费、生活费加起来两万多元。为了这个家，他只能选择拼命工作。

常师傅和许多经济条件差的工人住在棚户区。这里垃圾随处可见，马路全是泥巴路，晴天走过一身灰，雨天走过一身泥。一个一百平方米左右的小院子里挤下三四户人家，没有集中供暖，上千户人家共用两个厕所。

六时，一阵手机铃声响起，说矿上有急事缺人手。常师傅的妻子赶紧从蒸锅里取出两个馒头，这是他在井下八个小时的所有食物。妻子一边送他出门，一边叮嘱他注意安全。

很多下井的工人都没有带食物，只有小部分工人像常师傅一样带了馒头、面包。年长的工人告诉我们，矿下环境阴冷潮湿，充斥着煤灰和可燃气体，他们常常自嘲自己是“三块板加一块肉”，吃喝拉撒都在两个侧板和一个顶板间小小的空间里，一切都很不方便。

在这样的工作强度之下，以2013年6月为例，矿区月产量达到十八万吨。以最新一期环渤海动力煤均价报每吨五百九十二元来计算，矿区这个月产煤的总价应该有一亿多元。工人的工资支出却不到煤价的十分之一，工人报酬之低可见一斑。

井下一线作业工人，即采煤、掘进等工人工作辛苦、危险度高、劳动强度大，工资相对高一些，平均达到五千元；但像常师傅这样的井下二线作业工人，平均每月才三千元左右。若是井上的辅助工种，如搬运、检查、记录等，每月工资就只能拿到一千七百元左右了。作业工人执行的是计件工资，段（队）长执行的是和段（队）生产任务挂钩的岗位绩效工资，井区长执行奖励工资加岗位绩效工资，矿长执行的是年薪制。

近十年，大部分国企都难逃改制的命运。龙煤作为新成立的大型国企，虽然侥幸逃脱，但还是被抛到了市场经济的大海中。市场经济，往往是利润挂帅，至于劳动者的权益，与利润无关，自然容易被忽视。

二十多年前，李师傅中专毕业，像很多年轻人一样，怀着对国企煤炭行业的憧憬来到了小城。

李师傅见证了2000年至2010年煤炭行业“黄金年”的历程――全国煤炭工业总产值由一千五百一十三亿两千八百万元增加到了两万二千一百零九亿两千七百万元，增幅达十四倍；2011年12月，煤炭开采和洗煤行业的销售总收入达到三万六千二百亿元，总利润四千三百四十二亿元，达到了历史最高纪录。

2012年以来，煤炭产能过剩，价格不得不下降，同时，受国内、国际煤价倒挂影响，煤炭进口快速增加，中国原产煤在市场上没有竞争优势，煤炭行业一蹶不振甚至亏损似成必然。

最近，传说龙煤要减员，这让李师傅感到非常担忧。他说，他要是没有了工作，一家四口就只能喝西北风了。

有了工作又如何呢？每天都要面对危险。

走进宿舍区，我们遇到矿难工人的妻子小丁，患有血癌的她右腿缠着厚厚的绷带，举着一双拐杖在小区里艰难挪步。她丈夫小孙是矿上的掘进工，今年7月5日凌晨，因为前一班的残炮没有清理干净，小孙和另一名工友小文在开掘时，残存的雷管突然爆炸，两人当场受伤。现在，两人的眼睛只能是“尽量保住”了，终身失明已是不可避免。坚强的小丁留下了眼泪，她说：“不知道俺这个孩子要送给谁养，能不能长大呢。”同时受伤的工友小文今年只有二十四岁，家庭也很拮据，新婚妻子刚怀孕两个月。

访谈结束后，李师傅带我们到小城的中央公园散步。公园里散步的工人许多拄着拐杖，腿脚似乎都不太方便。矿里上了年纪的人大多患有风湿，“由于井下潮湿，很多地方都有积水，同时风又很大，我们下井时穿着棉袄，但干起活来身上出汗，毛孔张开了，一些工人把棉袄脱下来，这样就得了风湿病”。

一位已经退休的六十多岁的大爷和我们聊天。一直咳嗽的他，从事井下工作三十多年。井下工作面到处弥漫着煤灰、粉尘和有毒气体，而且几无保护措施，粉尘的直接吸入，再加上年轻时和很多工人一样爱好吸烟（这也是他们唯一消费得起的消遣），咳嗽很正常，没有像几位工友一样患上矽肺就算比较幸运了。在这里，和许多工人说话都要大声喊，听力损伤也是非常明显的。

每个煤矿工人都在矿难的巨大阴影下过着拮据而艰苦的生活。

他们是弱者。他们和中国社会底层的其他弱者一样，其命运很大程度上是被别人决定的。金融风暴后，对煤炭等国有企业的抨击不绝于耳，而有针对性地提出的解决方案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国家主义，即强化国家控制，进一步干预甚至垄断基础行业，如煤炭、电力、石油、钢铁、铁路等；另一种则是自由市场主义，即强调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主张依靠自由市场，通过现代企业的管理制度打破垄断，为民间资本创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

然而，无论是让煤矿工人“回归”国家，还是被抛入市场，没人去听他们的声音，尊重他们的“选择权”。经济上的民利的缺失，正是破译他们命运的密码。

事实很清楚：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产权所有制本身，而在于小部分人垄断了“国有制”，其实质只不过是一种变相的寡头私有制。今天，分别站在国家和资本的立场上，关于“改革”的各种方案，仍然灵魂附体于经济制度和政策的设计中。煤矿工人的命运困境，仍是沉重的社会命题。

【原载2013年第24期《中外文摘》本刊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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