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图地租理论破产了吗?

摘要：地租是土地问题的核心内容，是研究土地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笔者梳理了李嘉图地租理论并检视了改革开放以来土地政策成效。李嘉图地租理论分绝对地租和相对（极差）地租，这种理论的实践后果在中国得到了比较好的印证与验证。第一，到底要不要绝对地租，是采取法律手段强制剥夺还是任其自然演化，这就是两种不同的历史选择；第二，相对地租是集中还是分散，各有得失，应如何选择？这些都是问题。笔者借助对李嘉图的地租理论的梳理，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土地政策加以全面系统地审理，深刻反思土地政策实施所带来的深刻变化。

关键词：土地；绝对地租；相对地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2AKS001）　；中国社科院马研院课题（2008）

作者简介：桁林（1968-），男，浙江台州人，经济学博士，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室主任，原“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室主任，主要从事理论经济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F091.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096（2013）01-0027-06收稿日期：2012-05-06

一、问题缘起

（一）土地的公共性

土地是最大的公共品，是所有其他公共品的最重要的载体（桁林，2012）。土地的外部性实在太大了。土地的价值不是某个地块自身积累的问题，而是跟整个周边的环境关系密切，以至于可以这样说，土地私有会妨碍土地的有效利用和土地价值的充分实现（陈翰笙，2002）。如水利灌溉、道路交通、通讯信息以及其他公共设施，都不是挨家挨户做工作说服可以建立起来的，而这些环境因素则是土地价值的必备条件。因此，土地的公共性实在太明显了。任何一条地铁的修通，都会极大提升沿线居住品质，带动沿线地价房价，而这些外部性收益，地铁投资本身是得不到回报的。但话说回来，要是没有周边的居民，地铁投资也毫无价值可言。但是，如果土地是小私有的，情形就不同了，这条地铁的修建成本就会相当高，甚至使得这样的修建方案不可行。现在的城市拆迁就遭遇到类似这种障碍。

既然小私有不可行，那么大私有呢？大私有的利益关系单一，所有的投资收益没有外溢，这对对投资是一种激励。然而，大私有也不可行。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财力不足，没有哪一家（哪怕是皇族）有如此巨大的财力占有整座城市的土地。一句话，大私有还不足够大，或者足够大了却不善经营。纵观历史，外贸和工商业发展起来之后，城市里的寡头经济势力不是在增强而是在削弱。所以，即便是大私有，要防止公共品没有外溢效应（即肥水不外流）也越来越难。其结果，即便是大私有也不会对公共品投资感兴趣。

因此，如果单纯强调土地的私有性，任何公共设施都建立不起来，很可能一事无成。事实上，土地的占有、经营方式正在悄然发生改变，如果仔细观察比较的话，我们不难发现，在城市化过程中土地的私有性在下降，其公共性在上升。那么，土地公有可行吗？单纯强调公有性似乎也不可行，问题主要在于迄今还很难找到公有恰当方式，使得公共性真正实现。往往沦为行政性垄断，等于多了一道寻租机会（温铁军，2000）。

现在普遍折衷的做法，则是公私结合，一部分外溢体现在地租房租、地价房价中，一部分则以税的形式形成公共财政。以地铁修建产生的溢价收益如何分割为例，如果采取租的形式，意味着沿线居民获得这种外部性，地铁投资对此是消极的，不能得到应有的激励。这时，政府就会对土地溢价强行征税，形成公共财政收入，其中一部分则用于补贴地铁投资。所以，这种投资也不纯然是市场行为。

（二）研究土地问题的突破口

地租理论是城市化过程中最富有争议的议题之一，也是理论上的“富矿”。要把中国近代史的脉络搞清楚，离不开地租理论。包括社会转型、产业转移，人口转移，阶级没落，无不与此息息有关。特别是被城市化的农村，对当地政府来讲，土地财政已经成为“国、地两税制”之后事实上的“第二财政”；对农民来讲，土地则是潜在的最大财富，是他们通向城市的最后保障。

但是，曾经有个阶段，土地被非常廉价地出租出售。为了招商引资的需要，土地甚至可以被零作价。可是，历史上又何尝中国如此，几百年前的英国就曾经历过，何其相似乃尔（拉蒙德，1989）。

城市的、农村的土地问题，性质差别很大，但是，若放在城市化进程的视野中动态地看，差别就不会那么大。特别是在城乡结合部土地变性（由农业用地改成建设用地）或城市动迁之后，差别完全消失了，最后都单一地表现为价格及分配。

试问何来的价格与分配？当然是因为地租起了变化。地租和价格，一个是相对量，另一个是绝对量；一个是租金市场，另一个则是不动产市场。二者行情也比较吻合，地租的资本化就是地价，房租的资本化则是房价——租高则价高，反过来也是如此。一般地说，租金市场波动领先于不动产交易涨跌行情；从资产投资角度讲，正是活跃的租金市场推动不动产的投资与交易。因此，从理论上讲，地租是研究土地问题的突破口。

二、李嘉图地租理论

（一）为何要关注李嘉图地租理论

经济学的地租理论有很多，为何要单独突出李嘉图？李嘉图地租理论有何关注点，其突出成就何在？

李嘉图地租理论可以说言古人之未言，独树一帜，有很鲜明的时代特色，是斯密生产理论之后的分配理论的重大发现者。他认为地租分绝对和相对两个部分，其中，绝对地租在完全竞争下是不应该有的现象，但是由于私有制，垄断了土地，变成特权，这就人为地抬高了农产品价格。相对地租或称极差地租，是由产业资本投入产生的积极回报，应由产业资本（家）获得，否则产业资本便没有积极性继续投入。因而，绝对地租具有寄生的、剥削的、消极的负面导向，相对地租则具有生产性的、积极的、激励性的正面导向（李嘉图，1963）。由此引出李嘉图贬一褒一，即反对特权垄断，反对绝对地租，无条件地支持农业资本。

李嘉图把地租理论这一时代课题改造成为经济学必然要学的永恒内容，而且把它改造成为革命理论。他认为自己发现了其中的真理，他批评斯密、杜尔阁、斯图加特、萨伊、西斯蒙第等人未曾了解正确的地租原理，忽视了许多重要的真理，因而造成许多似是而非的错误观点。而在没有看透地租现象之前，是不可能发现和掌握这些真理的。这些真理蕴含在财富的增进对于利润工资的影响、征税对各阶级有何关系之中（李嘉图，1989）。如果要对土地产品直接课税，更要懂得这些真理。其中，各阶级之间（指劳动者、资本家和地主三者关系，因为一切土地生产都分配给了这三个阶级）的分配关系，受一定法则（指利润法则、工资法则、赋税法则）的支配，而这已成为经济学的主要问题。这是19世纪经济学的核心问题。——经由李嘉图的点拨，人们才明白这个道理。李嘉图地租理论综合了斯密、马尔萨斯、West观点加上自己的见解，但他无疑建立了地租理论的功勋。

正因为有斯密的生产理论，才有资产阶级的革命理由，而有了李嘉图的分配理论，也就有了社会主义的革命理由。一个时代考虑一个时代的问题，如果讲斯密时代更多是在考虑如何做大蛋糕的话，那么，李嘉图时代则要考虑如何分配蛋糕。如果在做大时就先考虑分配，势必会引起过度纷争，结果无心生产；而如果在应该考虑分配时还在强调做大，则是掩耳盗铃、回避矛盾。二者都是失当，都会引起社会不满和不和。当代中国也碰到了同类问题，当城市化掀起房地产热时，土地成为了一切财富的总象征，而地租理论也顺理成章地成了核心内容。

（二）绝对地租

如果是地广人稀，那么，只要不嫌土地优劣，其供给还是应有尽有的，因而绝对地租也就无从产生。这种现象与过去历史上大部分阶段还是吻合的。李嘉图由此推论，私有制妨碍了劣等地的被利用。若不是私有制从中作梗，何来绝对地租耶？取消绝对地租，也就意味着取消私有制，生产力由此不难得到更好地开发利用。此番论道，具有强烈的反封建土地私有制特权的韵味，与此相对应，则是鼓励产业资本（农业资本）投入以取得更高的回报。

问题在于，土地供给是否真的应有尽有？在人少地多、土地撂荒严重的地方，上述逻辑自有其现实性与可行性。但是，现在情况变了，除了沙漠不宜居住之外，世界上基本上都是人满为患，土地奇缺。在这种情形下，李嘉图关于绝对地租应该为零这种说法，似乎需要修正了。

其次，即便广大的农村地区土地充裕，但是，对于人口相对集中的城市，土地还是稀缺的。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口开始涌向城市。毫无疑问，城市里的发展条件、发展空间和发展机会相对较大。这也是推动城市地租地价上涨的重要原因。——如果这种趋势没有停止，甚至还遏制不住，谈绝对地租归零就显得有点恍若隔世，甚至荒谬绝伦了。

（三）相对地租

以上述劣等地的产出水平作为参照，优等地相对于劣等地则会有更多产出，这多出的部分就构成相对地租。相对等级也可称为级差地租，级差地租反映了土地的优劣程度，级差地租越大，土地等级越高。

相对地租既可以由资本投入改造生产条件带来的，也可以是先天的、或准天然的，如区位优势。区位优势本身是先天条件，但是，借助于资本力量，也能够形成区位优势或改进区位优势。如改善生产和生活条件，包括道路交通、通讯、教育、医疗等。现在，光靠先天的自然条件已远远不能满足需求，越来越要借助于资本投入来创造、巩固和强化这种区位优势。最明显的感觉就是城区地铁开通，它对覆盖到的沿线区域的地租、房租无疑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四）李嘉图地租理论的内在悖论

将绝对地租和相对地租毅然绝然地分开，恐怕做不彻底；肯定其中之一大加鼓励、否定另一个大加鞭挞，也有悖于历史与常理。在这里，李嘉图试图要证明，绝对地租是罪恶的不必要的，有待取缔或废除；相对地租要保留和重视。从政治倾向性上看，李嘉图显然是要反对地主阶级，支持和鼓励农业资本投入。他认为地主角色不具生产性，只有纯粹的分配性，因而是食利的寄生的。这种褒一贬一、褒贬不一的做法从理论上讲是有风险的，逻辑上更不具有内在一致性，弄巧成拙，弄得不好还会造成自相矛盾、精神分裂。试问，同样都是私有制逻辑，凭什么绝对地租不合理，相对地租就是合理的？这说不过去的。

从法律上讲，这是在强行改变财富存量和流量的分配规则与分配秩序，而且是两套原则、两套规并行，区别对待，这会引起很大的混乱，而要维持这种局面需要投入很大的精力与财力，而这又平添了新的寻租门槛，创造了新的寻租机会。再问，两种地租同样都是私有制，为什么投资权就高于土地垄断权呢？这个也讲不过去。逻辑不一致，很难令人心服口服。

（五）如何解释区位优势

如何解释区位优势，这对于李嘉图地租理论也是个考验。李嘉图的两种地租虽然能够自圆其说，但是，碰到了区位优势这只拦路虎，就露出了它的窘迫。理论上显得很局促：区位优势到底应归于绝对地租一类呢，还是归于相对地租一类呢？

显然，都不太合适。区位本身既有先天的优劣，也是投入改造的结果，从地租来讲，不是绝对地租和相对地租能够解释得了的，或者讲是先天优势和后天努力（投资改变环境）的有机统一。区位优势包含了有很多前期投资的积淀，这就不止是先天优势了。

如果是这样，再讲地租的绝对性、相对性之分就失去其意义。既然如此，又凭什么拉一打一、肯定其一而否定另一个呢？这不是明摆着使得阶级失和、社会失约，使天下大乱吗？李嘉图自以为在替农业资本说话，岂不知这样的地租理论是自相矛盾的。

从原则上讲，李嘉图本人是很反对不劳（投）而获，因而反对绝对地租。但是，他却不反对区位优势，反而进一步把区位优势当作级差地租来认同，等于是放弃了自己一贯坚守的立场和态度。当然，他对于区位优势也不像对待级差地租那样毫无保留地给予支持和鼓励，而是有所保留。但是，这个尺度怎么把握、由谁来把握呢？只有天知道了。这就是李嘉图理论内在的逻辑张力，很容易造成精神分裂。

（六）历史上的李马之争：消费不足是否因此受限

除了产权悖论之外，逻辑不一致还表现在绝对地租与相对地租的关系上。两种情形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有机一体，难舍难分：相对中就包含着绝对，相对的总和就是绝对。从积累和消费关系上看，则更显然：绝对地租是积累的产物。取消绝对地租，那就是不需要积累了，哪来的消费？即便承认地主的寄生性，也应看到它作为内需的重要作用。这一点，马尔萨斯考虑到了，而李嘉图没有考虑到。

为此，对于绝对地租的取舍问题，李嘉图与马尔萨斯发生了激烈的争辩，这就是著名的“李马之争”。李嘉图主张取消绝对地租，一则可以极大地降低生产成本，鼓励实业投资，二则消灭不必要的寄生阶级，而马尔萨斯则是要维护绝对地租的利益，理由之一便是内需不足。

事实胜于雄辩。从事后来看，谁对谁错就很显然了。但是，且慢着下过早的结论。虽然李嘉图赢在事实，赢在当时，但马尔萨斯赢在历史，赢在未来。因此，不能断言李嘉图就是唯一正确的，只能说它的结论是阶段性正确，是有条件的、局部的。此后的一番经济回调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而马尔萨斯的那些主张必然会重新得到肯定。而且，后者是无条件的、全面的均衡。

三、李嘉图地租理论的政策启示

（一）李嘉图地租理论的政策导向

李嘉图地租理论一褒一贬，上下其手，有利于调整结构，其态度十分鲜明：有效地抑制地主阶级，对于产业资本则是巨大的激励。因此，李嘉图地租理论对政策有两点重大启示，一是土地零作价，使绝对地租归零，以吸引外来资本，这是激励性的强制措施，最典型的是开发区模式；二是尽可能使级差地租集中归于某个经济主体，在中国表现出来的这个经济主体就是开发商。而且，这个经济主体是硬生生塑造出来的，是独具特色的开发模式。

本来，这个阶段农村就在萎缩，绝对地租趋于减少，地主阶级日薄西山，它有个自然消亡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地主不自新生就得慢慢死亡，不可能僵持，必须寻找新的出路。如果地租越来越少，那么，土地对于地主来说还有什么价值呢？不能收获地租，对他们来讲土地便一文不值，所以土地会闲置撂荒，甚至会乖乖交公，这是一种间接剥夺的办法。现在李嘉图“宣告死亡”，则是主张直接剥夺，加速历史进程，这难免给人以乘人之危、落井下石的口实。因此，李嘉图对于地主阶级的打击是双重的，使后者雪上加霜。他认为地主利益与全社会利益相抵触，因而是倒行逆施，阻挡了历史车轮，在李嘉图看来，不若来个速死，从政治上、法律上直接宣告一个阶级的灭亡，剥夺其土地这个最根本的产权。

在历史上，这种强制剥夺行为往往会激起强烈反弹，兴起广泛的阶级斗争。法国、俄国莫不如此，相反地，俾斯麦引导容克地主复兴，则极大地推进了德国统一与强盛。

那么，绝对地租是否真的就此归零了呢？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后面还将讨论。

（二）使绝对地租归零——土地零作价甚至负作价、筑巢引凤的园区模式

各地招商引资竞相给出的优惠政策，土地几乎无一例外都是零作价。“四通一平”是由地方政府负责完成的，目的在于筑巢引凤。其中，最典型、最规范的方式是园区建设，连片开发，集中管理。地方政府虽然缺乏建设资金，但有的是土地，利用廉价的建设用地换取税收和就业（以租换税）。

不零作价，引不来企业，地方税收更是无从谈起。为此，哪怕是高污染企业，地方政府也愿意接收，把它当作宝请进来。但是，请神容易送神难，将来如何治污，则是个大问题，有的付出的是大江大河，饮用水源受污染，整个村庄都成了癌症村、死亡谷。这早已不是一两个案例，而是不胜枚举。

由零作价引出了负价值。由于工业“三废”倾倒田地、河流，治污这项新的历史欠账仍然需要靠后续的财政、要靠税收补贴来完成。这也是土地财政的一个负面阴影和潜在隐忧，长期来看则是得不偿失。

（三）人格化级差地租——集中而非分散、非分享型的开发商模式

中国式房地产开发商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举世无双的新生事物。试想，它既非原土地所有者，也非原居民，也非政府，而是个名符其实的外来户、第三者，居然能够越过所有上述这些利益相关者，将所有的地差地租轻松收归自己所有，如果没有特殊的行政法律，能轻松做成么？恐怕各方面的利益关系都很难摆正。

若说这种模式是私有制的产物，私有产权在这里是得不到肯定和尊重的；若说它是代表公共利益，它所体现的则是名符其实的私人利益；若说它代表政府，它却不是政府行为而是市场中的企业行为；但是，若说它只是一个企业，可能低估了它的政治能量，因为它拥有普通企业所不具备的行政垄断权。就是这种“四不像”又“四像”的创造物，使得级差地租悄然发生转移，而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却都不能沾，只能由开发商来干。这不是一种“合法的”特权又是什么呢？

其关键技术、根本环节在于两点，一是农业用地改变用途用于房地产开发，需要城建部门审批；二是土地由原来的集体所有归入国有。土地的双重属性都改变了，而且是配套的：改变用途即意味着放弃原有产权。如此一来，原有权属关系一下子都消失了，留下了权利真空，开发商模式因而得以长驱直入，大有天上地下唯我独尊、舍我其谁的味道，无人能够匹敌。而这可以说是乘虚而入。

这种“四不像”的开发商模式之所以会盛行，还有一个秘而不宣的意图，就在于将级差地租滴水不漏地一网打尽，且由一个人格化的代表来支配。这样可以在短期内做大蛋糕而不考虑分配、分流、分享。——这个人格化的代表就是开发商。——正因为有了如此巨大的利益在驱动且集于一家，因而造就了快速拆迁、快速成长的城市化快节奏。如果利益均沾，让级差地租共同分享即土地所有者、居民、政府各得一部分收益，不仅彼此协商交易的成本高，而且利益分散，恐怕谁也不愿意挑头，此正所谓重金之下有勇夫，如果利益均沾摊薄之后，最终很有可能谁也不愿意干、什么也干不成。

（四）独具特色的房地产新政推波助澜，成就了一代开发商模式

俗话说，好雨还需时。开发商模式遇到了扩大内需这个关键时节，便扶摇直上，使自己成了为启动内需的台柱子。

地租一类东西属于非贸商品，具有不可移动性。房地产成为支柱产业，只有在外向型向内需型转变时才得以淋漓尽致地发挥作用，主要是分享内需增长的利益，即所谓分润现象。

1996年朱镕基为了遏制通货紧缩，提出住房建设（当时还没有房地产一说）是否可以作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和新的消费热点。1997年紧接着就爆发了东南亚金融危机，为了“促消费、扩内需、保增长”，朱镕基着手考虑怎样使房地产行业成为支柱行业，采取了“断、拉、推”三管齐发，即取消福利分配制、信贷支持（当时讲的是金融市场放开，尤其是注入消费信贷）、连续降息等措施。

此后10年，经济增长模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过去是出口强则GDP强，现在则是房地产强则GDP强，出现了彼此对立、此消彼长的两个阶段，即由高度依赖外需向依重内需转型，房地产开发商因而得以风声水起，干得有声有色。

（五）两种地租功能耦合，起到了迭加放大作用

不可否认，李嘉图地租理论在中国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实践，无论是绝对地租、还是相对地租理论，都实行得很彻底，并且在形式上有创造性。其结果，则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在飞速发展，其进程不断加快。

更有甚者是两种地租功能迭加，以“商”补“工”，不知道这是否验证了李嘉图理论的正确性，还是念歪了经。

四、李嘉图地租理论再评价

（一）李嘉图地租理论是在何种情形下提出的

为什么李嘉图会有这套地租论调，它是在什么要的环境条件下提出来的？离开了具体的情境条件，一切理论都是灰色的。要把这段历史还原出来，否则争不出对错高下，这点非常关键。

当时英国海外贸易蒸蒸日上，国内尾随着通货膨胀，不止是农产品价格上涨，其他如居住成本也在上升，产业转型在即，这个时候恰又碰上了世界经济危机，这是一个更大的背景。因而，外向型经济已经走到尽头，产业转型、城市化升级等一系列挑战摆在眼前。

在国外进口农产品价格紧逼、国内农户经营不利的条件下，作为落后生产力要素，无论是地主还是农民，都处于被转型角色。说绝对地租不可取，也就意味着这些阶级要被消灭，待岗转产；说相对地租可取，意味着产业资本、农业投资要得到进一步承认。——这一切都有利于城市而不利于农村，有利于工业而不利于（本国的）农业。

1815年实行的《谷物法》，是为了维护传统格局，保护弱势的农民利益，但损害了城市和工业利益。当然，这种保护不是直接的、明目张胆的转移支付，而是间接的，即限制农产品进口，维护农产品相对较高的价格。这种做法，从社会整体上看，损害了贸易上的比较利益，从局部利益上看，也有损于城市居民的利益。

另外，李嘉图认为农业资本家而不是地主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从而一反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的固有色彩，不禁使人耳目一新。但是，也仅此而已，过后不久，当激情消失之后，人们冷静下来思考，便发现这个理论包藏着深刻的对立情绪，甚至不惜挑动内战。

（二）不靠内需可以是两极分化

马尔萨斯认为李嘉图地租理论没有内需支持，最终会惨败。但是，无论从英国的历史上看，还是从中国的现实中看，得到的都是相反的结论。究其原因，在于“飞地”击败了马尔萨斯，不需要内需的支持照样才能获得长期GDP的增长，这是外向型经济的胜利，丝毫没有马尔萨斯所担忧的那种衰败迹象。

但是，由此也造成了无可挽回的两极分化和内需不足。在这里，两极分化不是外部强加的，而是内生的：只要确立了外向型发展模式，从一开始便注定了两极分化这种格局和这种结果。因此，一面发展外向型，另一面又极力反对两极分化，至少是自相矛盾的。这也不是历史唯物主义态度，而是新的机会主义表现，即不能勇于担当既成的事实及其责任。

（三）关于绝对地租

绝对地租归零是一回事，零作价则是另一回事。前者是自然发生的现象，后者是强制执行的结果。自然发生的现象是自然选择的结果，是帕累托福利改进，因而是可以自主、可以预期的；而零作价，则是活生生地被剥夺，而转移的财产未必见得更有效利用，因而是零和博弈，甚至是资源的浪费。

（四）零作价果真可行吗

李嘉图只看到土地的特权垄断，没有看到激励相容的另一面。地主利益果真与全社会利益相抵触而不见容吗？这本来是一个分配问题，结果变成了生产问题（供给），因而引发一系列李嘉图式的结论。所有产权都是排他性的权利安排，难道资本家的投资需要确权，地主就没有必要确权吗？绝对和相对地租如此抵触，剑拔弩张，有此必要吗？

随着地价上涨，要想再零作价，已经很难了。零作价也只是一个阶段性现象，不可能永远零作价。说土地没有价值，只是说明农业没有利益，换了其他产业未必无利可图，因此不能说明绝对地租必然归零。这个时候需要的是产业转型，而不是在利益分配上打转。况且，零作价也不是真正的无价，它只是地方政府的战略转移，即从税收上获得补偿。

（五）土地溢价有更多人要分润

目前最多、群众意见最大的、地方政府最敏感的事情，就是拆迁补偿和房价，二者都跟极差地租集于一身的开发商模式高度相关。土地溢价如何分割，凭什么开发商能做，而利益相关者却眼睁睁地看着土地溢价而不能分享呢？

显然，开发商模式有待商榷。开发商模式表面上是企业行为，其实并非单一的企业行为所能做得了的，其背后是政治，而支撑这种政治的则是官商一体的权利结构。

现在拆迁越来越难，百姓的胃口也越吊越高。目前土地溢价有三种利益分割方式，一是坐地户独占的广东模式，二是纳入地方财政预算大盘的重庆模式，三是将农民社保纳入城市的浙江模式，相比较而言，浙江模式更接近于公共性、分享性。以上实践经验，也算是对李嘉图地租理论的再认识、再评价吧。

参考文献：

陈翰笙.　2002.陈翰笙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桁林.2012.公共品性质与农村需求：新政十年回顾总结［J］.社会科学研究（4）：9-13.

拉蒙德.　1989.论英国本土的公共福利［M］.北京：商务印书馆.

李嘉图.　1963.政治经济学的赋税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

李嘉图.　1989.李嘉图通信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

温铁军.　2000.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编校：育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