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我的故事讲给你听

时间:2022-06-24 01:41:34

把我的故事讲给你听

“由老年人向青年人讲述自己的生命故事,青年人聆听、回应、记录。其实质,是年轻的生命如何聆听、理解、陪伴年老的生命,年老的生命如何通过故事,把自己的生活转化为经验,传达给年轻的生命。”

2010年7月的一天,72岁的朱郑珠照例来到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三林镇的老来客会馆,这是当地社区老人的活动场所,朱郑珠不仅是这里的会员,同时也是这里的志愿者。

会馆里这天来了几个年轻人,领头的小姑娘叫丁非,她后来回忆说:“我并不确定他们听我们讲述这个项目是不是听得进去?是不是能理解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可能他们会认为这些意义对他们是没用的,可能就是青年人来陪老人聊聊天,老人们会觉得居委会带了一帮人来,我就配合就行了。”

丁非并不仅仅是过来聊天的,她的身份是人间关系社区发展中心总干事,正在做一个叫做“谷堆旁的盐和米――口述史里的代际融合”的项目。项目的内容是这样的,“这个为期10个月的生命教育项目,借用了代际融合中口述生命故事的形式,由老年人向青年人讲述自己的生命故事,青年人聆听、回应、记录。其实质,是年轻的生命如何聆听、理解、陪伴年老的生命,年老的生命如何通过故事,把自己的生活转化为经验,传达给年轻的生命。”

这个想法源于丁非自己的生命体验。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的丁非所学专业跟社会工作毫无关联。“我接触到这个领域就意识到我要做这个行业了。”2009年奶奶的去世让丁非萌生了“盐和米”的念头,那时候,她已经在其他社会组织做了3年。“因为奶奶重男轻女,对我一直不太好,上学后更是很少联系。后来认识一个台湾老师,致力于家庭关系的研究和辅导,我从他那里受益很大。我慢慢意识到我跟奶奶的关系有一个深入的认识,她的生命也是应该被人看见的,她之所以对周围表现得比较刻薄,可能是小时候没有得到足够的关爱,我就决定回陕西跟她面对面谈一谈,听听她小时候的故事,但是刚做出这个决定她就去世了,我觉得非常遗憾。后来在葬礼上我听到我的太爷爷、太奶奶的故事,就突然觉得我跟长辈之间建立了某种联系,这种联系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其实很多青年人平时都不太会有机会听他们长辈的故事,我就慢慢开始做这么一件事情。”

来到老来客会馆时,“盐和米”项目已经进入第二阶段。丁非的团队已经在其他社区做过尝试,“招募青年人相对比较容易,但在老人方面确实不太顺利,因为我们没有任何社区基础,我们要做肯定会跟有社会基础的机构合作,比方我们最早找的潍坊街道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它向我们推荐了一个独居老人的机构和一个敬老院。在独居老人服务中心,我们就跟老人讲,他们自己报名。但在敬老院,院长认为老人年纪比较大,可能不适合做这个项目。”总结经验之后,才有了第二阶段,来到老来客会馆。丁非希望,老人能够真正理解他们在做什么而自愿报名,所以,他们将之前的活动拍成短片放给老来客会馆的老人看,“但那是夏天,之前他们刚刚完成另一个活动,室内空气也不好,就想看完赶紧回家,只有个别老人找我报名。”

朱郑珠报了名。她现在讲起在“盐和米”的时光依然笑得很灿烂,“我们玩得很开心的。”在丁非对这个项目的设计中,一位老人、一位青年人和一位具有专业知识的社工会组成相对固定的小组,持续多日的交流。跟朱郑珠搭档的青年人叫李迈雷,本身也在社会组织工作,“我自己觉得跟长辈交流的时间非常少,也没有办法体会他们的感受,所以就报了名。”李迈雷依然记得跟朱郑珠相识的过程,“我们把纸撕开两半,老人和青年人各一半,正好我跟她的吻合。”

“我把她当孙女一样。”朱郑珠说自己一见到李迈雷就觉得有缘分,把那些跟家人都没讲过的故事,讲给她听。她们都是上海人,就用上海话讲。

这样的交流持续了2个月,每周末老人和青年人都会见面。李迈雷会问各种各样的问题,家庭,婚姻……朱郑珠总是疑问“这也要讲啊?”然后就讲了下去,而这些故事,家里的孩子都不知道,朱郑珠说:“因为他们都没问过。”

丁非介绍说,“我们在招募的时候,对青年人、老年人的关系是没有限定的,我们不需要他们来自同一个家庭,而且我们也不一定能招募到同一家庭,如果是一个家庭,受益群体反而会很有限。他们之间是陌生的,才会把影响力再带回各自的家庭,我们项目的最终目的也是希望青年人、老年人返回自己家庭后,重新认识自己跟家人的关系。”

最终,一共有53位老人和59位青年人参与到“盐和米”项目中来。丁非说:“我们的录音大部分都是志愿者整理的,当我第一次通读时,看了半天没有找到我想要的故事性,稍微有些失望吧。一个人的生命怎么会是这么苍白?但后来一想,他的状态可能就是这样,他一辈子就是这样平淡,当然也有可能是跟陌生人交流,有些是不想讲的。”

丁非认为:“这个项目有没有能够起到我们预想的作用?从反馈中看来也是起到了,只是程度的问题,特别是从青年人收到的反馈,跟我们的设想还是比较吻合的。”

参与了“盐和米”的李迈雷说:“给我感触最大的就是,有时候代沟都是自己原先固有的惯性思维,真的做一些深层次交流,会发现他们很多儿时的经历、他们的家庭,都是非常有价值的,我不觉得我们是以帮助者的身份出现的,感情的交流是互相的。在这之后,我会觉得对自己的长辈更理解一些。有时候,没有必要一定要分成老人那群或者年轻人那群。”

实际上,2011年丁非也向上海市浦东新区民政局申请了第二期“盐和米”项目,政府会以购买公共服务的名义为某些机构和项目提供资金。去年的“盐和米”项目便是参加了上海社区公益创投大赛得到了15万元的支持。“这也是目前机构普遍的生存方式,其实是不可持续的,我们每次做完一个项目就要准备一个新的。”

第二期“盐和米”没有得到回应,丁非在今年启动了新的项目,也是依靠参与公益创投大赛的方式,“这个项目做完之后可能我不会再去申请创投大赛了,但我会继续从事这个行业,我就想做这件事情,无论以什么名义,哪怕只是一个项目,挂靠到别的机构都是没问题的。”

讲述人:朱郑珠退休教师

倾听人:李迈雷社会组织工作者

我是上世纪60年代大学毕业的,那时候是臭老九。当时读的是奉贤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毕业。以后一直教语文。

一开始,因为我家的成分不太好,被分到了外地,在南昌,南昌第八中学。到“”的时候又被下放到了农村去。1965年起就让我去搞社会主义教育了。我工作很认真,是当时工作组里评的6个好队员之一。那时候工资只有39块5。我们工作是有定粮的,一个月是34斤定粮。我们去农村,农民都很欢迎我们的。我们去农民家里吃饭,每个月给他们12斤全国粮票,还给他们12块钱,所以他们都是很开心的。那时候我在修水县,这个工作做了两年,1966年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就搞“”了。那时候老师也不让做了,去下放劳动去了。那时候下放的很多的,“五七”大军嘛。我们也不算苦,因为我们有文化,能唱能跳。去乡下,那里基本都没什么文艺活动,我们给他们表演节目,然后就不让我们劳动了,叫我们专门给他们表演。一年之后又被调上来了。

那时候我也成家结婚了,老公也是老师,在一个学校。老公是华师大毕业的,那时候和他认识是因为我们都是上海人。我们谈恋爱比较简单,结婚也很简单,学校里的同事送两个杯子啥的,不像现在很浪漫的。我们是平平淡淡的。平时我们都喜欢写,也会写些情书啥的,在文字之中,表示自己的爱情。那时候只能看革命书,自己喜欢的书只能偷偷地看。

我的名字是妈妈给起的,她从小就识字的。小时候我家里条件比较好,所以玩的东西和普通孩子也不一样。我们平时就绣绣花、看看书啥的,还会去大世界那里玩,去看看戏,晚上正好吃完夜宵回家。我还有两个弟弟,也都是大学生,一个是同济大学毕业的,另一个是西安交大毕业的。我爸爸是开店的。那时候人家叫我妈妈老板娘,叫我爸爸老板,叫我大小姐的。

小时候读书去的是私立学堂,学费要50个大洋。我那时候读书总是第一名,这样的话就不收学费了。那时候我想考医学院,但是因为家里的成分不好,所以只能考了师范学校。我自己和家人都不喜欢做老师。我工作了30年,退休后1994年就回了上海。我最自豪的就是我的孙女。她是我从小带大的。她读小学的时候,校长带她去射击房,她一下子就打在9环之内。她小学的时候就拿到了上海市的小学组射击冠军,中学也是上海市第一名,现在高考可以加20分呢。退休前,我在学校是工会主席,要管很多事情。

(人间关系社区发展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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