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歌红剧的行为艺术

建党90周年的节日过去了，我被映得红红的眼睛终于恢复了本色，耳边也开始清净，但一些旋律还是有绕梁三日的效果，偶尔从我嘴边冒出来，哼唱出一段旋律。过去的这几个月，应了帕慕克那本小说的名字：《我的名字叫红》，红歌，红剧，红，制造出了祖国山河一片红的戏剧效果。现在终于可以想想这是怎么回事了。

命名就是一切，唱红歌是重庆的一大发明，这个西南城市，竟然最终“星火燎原”，成就了一个红色话语的神话。学者崔之元说，重庆这种现象，在心理学上，就是回到童年，“现在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凸显，执政党也面临各种挑战和困惑，这个时候，它无意识地就会回到传统，回到最初的过去，去寻找原因。”其实人生亦如是，当现状一地鸡毛，我们往往会回到童年，寻找失落的美好感觉，并寻找爱自己的理由。

这些都太过宏大了，解析起来并不好玩，我对红歌的“精神疗伤法”更感兴趣。看到上个月一则《重庆日报》的报道，一位大妈靠唱红歌挺过了化疗，当针头扎进血管的一瞬间，她会唱起“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唱红歌听红歌让她忘记了疼痛。重庆本地网站还报道了一位大爷，进京演出前，他90多岁的母亲不幸去世。“他将母亲遗体送上灵车，目送其远去后，掉头坐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

这两则新闻受到了大规模的讨论，人们对这种宣传报道早已识破，并本能地质疑，但我倒觉得，从精神层面，也许红歌能够疗伤?唱红歌是一种群众运动，一辈子当搬运工的哲学家霍弗在《狂热分子》中说，“积极投身群众运动的往往是一些失意者。他们认为自己的生活已无可救药地失败，渴望逃离自我寻求重生，将生命托付给某项神圣伟业让他们感觉不错，整齐划一的集体生活令个人的责任、恐惧、无能得以掩埋。运动的领导者则刻意培养参与者的罪恶感，号召自我牺牲以获救赎。”

集体运动式生活是一种精神洗礼，人们在集体中放弃自我，找到信仰，心中会收获幸福与安全感，会认为自己与集体一样强大。这是一种强烈的自我心理暗示，它会让自己沉迷其中，屏蔽掉所有反对的声音。因此，在日复一日的歌声中，红歌的“精神疗伤”作用会越来越大，从这个层面来说，对于那位罹患癌症的大妈，唱红歌确实能缓解痛苦，那位放弃送别老母的大爷，也能找到安慰自己的能量。

唱红歌是一种掺杂着群众运动、集体生活、宣传术的形式，而红色影视剧则是掺杂着舞台剧、民间神话、童话和滑稽戏等元素的宣传艺术。这是一种超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法，官方称为革命浪漫主义，红歌与红剧，在精神层面具有天然血缘关系。它们的形式都是简单而荒诞，要表现出步调一致，凡信仰集体者得到胜利，个人主义者被淘汰。不管唱红还是看红，参与者只需要张开嘴巴。在这样的剧场中，人们是观众同时也都是演员，他们做出整齐划一的动作，表情做强烈的幸福状，在集体的情绪中融化掉自己，从而得到一种精神。

这些，都是人们唱红歌、看红剧的精神层面的理由。但我们也发现，沉迷于唱红歌看红剧的，以经历过的中老年人为主，他们在怀旧情绪的驱使下变得热血沸腾，而年轻人更多是隔膜、不理解和反感。怀旧只能让老人凭吊往日情怀，但无法征服青年人的心，时代变了，人们也在变。年轻人已不把红色影视剧意识形态化，而仅仅把它们看成娱乐。红色影视剧的神圣被消解了，它的宣传教化、统御人心的作用越来越低，这是为政者所不愿看到的。

红歌、红色影视剧的正常化，是一个不可挽回的走向，红色影视剧转向主旋律影视剧，对官方意识形态的宣传，转型为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推广从《小兵张嘎》转型为《拯救大兵瑞恩》，从“一条大河”转型为“飞得更高”，这是红色宣传术的必然趋势。但实现这一点并不容易，它有一个前提，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应该同声应求，意识形态与社会主流价值应该相一致，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即使偶有佳作，红色艺术的前路依然会布满荆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