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打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循环

为什么一些貌似严谨的政策、规则甫一出台，便会被人上下其手，在执行过程中遭到架空乃至无形肢解，从而沦为一纸空文？为什么一些人开发“对策”时智力会得到超常发挥，其钻规则空子的本领令人叹为观止？

很多人没有想到，万众瞩目的“史上最严交规”竟然催旺了一种另类市场。即一旦有车主因驾驶车辆违章过多，导致驾照上的12分不够扣时，便有人从那些考取驾照后不经常开车的车主手中购买分数，再卖给这些有需要的违章者，并从中赚取差价，且行情一路看涨。一项严肃的政策法规，成为一些人的发财秘笈，着实令人匪夷所思，也证明政策或者监管层面存在急需弥补的漏洞。

而放到更大的层面来观察，会不无悲哀地发现，类似这样的政策遭遇对策的场景并不少见：春运刚刚开始，旨在减少现场排队的网络订票系统便遭遇被人称为“插队神器”的抢票软件；国家给农村学生每人补贴3元的“营养午餐”，但一些地方的学生真正吃到嘴里的不过2元；北京曾出台被称为“最严限购令”的“京十五条”，要求连续5年缴纳社会保险或个人所得税，一些人通过假结婚便实现了曲线购房；中央三令五申不许公款吃喝浪费，某些豪华宴请便悄然转到了单位内部餐厅……诸如此类，蔚为大观。

显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已到了非整治不可的地步。具体分析，一些“对策”之所以被迅速开发，暴露了“政策”存在监管空白，或者缺少必要的配套细则，例如，商务部出台了相关办法，明确规定了大额购物卡实名登记制度，但某些商家见招拆招，采取了

化整为零、不限办卡数量等应对之道；一些“对策”源于“政策”本身的合理性值得商榷，比如各种“假结婚”通常与过度的行政管制有关，限购挡住了需求的出口，却不能让需求消失，钻空子行为由此如影随形。至于为实现狭隘的地方部门利益乃至个人私利的权力层面的“对策”，对政策往往采取“替换性”执行、“选择性”执行、“附加性”执行、“象征性”执行等，更是让公共政策的公信力化于无形。

（摘自《晶报》社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