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省会 第50期

不久前，《福布斯》杂志中文版公布了一个“2004年度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排行榜”，十强名单令人哗然：杭州、宁波、大连、上海、温州、北京、苏州、无锡、绍兴和深圳。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研究所主持的一份研究报告也给出了座次，这份排名也青睐于“小城”，前20名的明星城市中，半壁江山被苏州、东莞、宁波、无锡等割据，深圳、苏州的位次甚至领先了所属省会城市。

《福布斯》的排名中，跻身十强的省会城市只有杭州，而杭州也面临着省内城市宁波的强烈挑战。

这显示出，一些省会城市正在面临一场地位危机。计划经济下成型的现代中国城市行政结构，在资本与商业的力量下，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这种变化令人猝不及防，却又有迹可寻。明清时期，临清、淮安、扬州、浒墅(苏州城北)、浙海(宁波)、闽海(厦门)等已是商贸繁华之地，它们的兴起使得帝国晚期的城市体系由以各级行政中心城市为主的一元结构，转向以近代工商业城市为一方，传统的中心城市为另一方的二元结构。

苏湖熟，天下足

“小桥流水人家”，从吴文化中走来的苏州，在人们印象里就是灵秀江南的代表，如今它却是中国城市发展最为迅速的急先锋之一。

2004年苏州全年实现GDP仅次于上海、广州、北京；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仅次于上海；进出口总额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仅次于深圳；全部工业产值达到9010．77亿元，仅次于上海；实际吸引外资规模则超过上海、深圳，居全国各市之首。

苏州的园林环境使人“不出城郭而获山水之怡，身居闹市而得林泉之趣”。20世纪90年代以来，苏州工业园区和苏州高新开发区的脱颖而出，使得一体两翼的新苏州一直延伸到太湖畔。

“有生活的情趣、有事业的空间，苏州摆脱了小城市模仿大城市、大城市模仿国外大都市的国内城市发展惯例，于是很多和我一样的人选择了这里。”王鑫是不少猎头公司追逐的目标，在上海、北京等地的外资和上市公司担任多年职业经理人后，他最终选择了苏州的一家企业落脚。

苏州一片风光下，古都南京却少了些许昔日的辉煌。自1983年起，苏州GDP以一亿元的差距超越南京；到2002年，苏州GDP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高出南京782．43亿元和1460元。

“2005年中国城市论坛北京峰会”上，《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报告》显示，苏州列全国第八位，南京则是第26位。消息甫出，又引起了苏、宁两地网民的激烈讨论。

经济总量的70％以上仍靠国有为主的公有制经济支撑的南京，个体、私营经济较“苏南模式”起步的长三角同类城市薄弱，南京的GDP低于苏州，很大程度上乃是因为外资拉动力度较苏州为小。

南京大学商学院副院长刘志彪分析道，在现代经济的环境下，南京人观念中很多带有计划经济时代的痕迹。比如很多南京人宁愿选择在一家不景气的国有企业当工人，也不愿去另一家收入高过它的私营企业打工，至于创业，就更缺乏浙江人什么小生意都肯做的精神。南京人习惯在大场面、大场合、大秩序下生存，而这种秩序最好不用自己动手建立。

在苏州大学中国农村城镇化研究中心段进军副教授看来，背靠上海的区位优势是类似苏州这样原先被视为小城镇道路样板的苏南城市化超常规发展的关键。

但实际上，小家碧玉的苏州已经不仅在经济上产生影响。去年底，两任苏州市委书记陈德铭和王珉分别出任陕西省代省长和吉林省委副书记、省长候选人，加上已就任江苏省省长的前苏州市委书记梁保华，一夜之间，地级市苏州仿佛成为了省长的“摇篮”。

在最近几年的惯例里，苏州市委书记通常都是江苏省委常委，作为地级市的苏州，实际行政级别比其他地级市高了整整一级。

宁波，跑“部”前进

“上海的两位领导、韩正都是宁波籍哦。”肖康焕是宁波象山县委宣传部的工作人员，他的话题几乎都和上海有关。

作为长三角纺织业的制造基地，象山人很多拥有纺织企业，住着独幢别墅，家里人拥有稳定良好的职业，他们最爱谈论的城市不是紧邻的省会杭州，而是上海。在上海的居民户籍统计中13％的上海家庭来自宁波。

“宁波人的骨子里没有向往省会的意识，无论是做学者还是经营企业，发展后的目标只会瞄准上海。”宁波大学商学院许继琴副教授从杭州大学毕业后就选择了宁波，从事区域经济和金融的研究。

资料显示，宁波2004年GDP达到2000亿元，人均GDP达到4500美元，紧跟杭州。而在2003年杭州湾大桥动工之际，关于宁波是否会取代杭州、成为浙江北翼经济中心，成为一时热议。

波导、杉杉、雅戈尔、罗蒙、海天、奥克斯，拥有全国出口名牌最多的宁波，港口优势突出。近年来，全球排名前20位的集装箱班轮公司纷纷抢滩宁波港，把宁波港与世界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个港口连在了一起，拓展了宁波对外贸易的方向。依托宁波港，一批临海型产业和现代物流也迅速崛起。

“宁波经济总量赶超杭州，在宁波人看来，是最自然而然的，毕竟两座城市的发展动力相异。北仑港的存在，能形成GDP贡献量大的工业项目集群，经济总量提升自然高速。”许继琴说。

为了一壶虎跑泉水泡的新茶，职员刘承愿意花去半天的时间等待，在杭州柔润的水云间，很多像刘承这样的年轻人舍得花时间休闲。

杭州人如此的心态和杭州旅游、会展城市的定位不无关系。这两个高利润行业的定位，加之长三角周边宏观经济环境的利好因素，使得杭州在宁波忙着和温州、泰州、绍兴竞争时依然不紧不慢。

在宁波有句打趣的话，跑“部”前进。宁波是中国五个计划单列市之一，收支直接与中央挂钩，由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两分，无需上缴省级财政。于是宁波就经常往国家部委跑，为发展要政策。

“从上个世纪80年代的经济开发区，至后来的保税区、如今的出口加工区，宁波十分看重中央对自由港区建设的政策支持，温州、台州等城市的追赶，是宁波最大的压力。”许继琴说。

直辖之争

青岛是否超越济南的争论曾经是BBS上两地网民持续最长的口水之争。

小薛曾经是天涯论坛山东社区的版主，作为一位青岛人她说自己经常遭到来自济南网友的质疑。

“作为齐鲁文化的中心，济南人行事保守，却抱有政治中心的优越感。与日韩遥望的青岛，具有天然的沿海优势，经济上日益领先于济南后，青岛人又有了经济上傲视的资本。于是双方谁也不服谁。”

经济地位的上升总是伴随着其他诉求而来。作为计划单列市之后，民间关于青岛定位的传言就没有断过，新华网山东频道甚至就省会搬迁问题展开过网

上调查。

随着环渤海区域经济日成气候岛变为直辖市的争论甚嚣尘上。有了重庆直辖的先例，青岛“直辖”被视为理论上的可能。

按照城市学的理论，从世界范围看，城市的扩张主要有两个动力：社会化生产的需要和农民身份的变化。

适用于中国，城市扩张的两个典型城市是深圳和重庆，前者是扩大社会化生产的动力为主，后者则以农民身份变化为主，而三峡工程是其直接原因。

生态和技术条件的变化，也是城市地位升降的因素之一。例如，由于铁路的开通，巴尔的摩超越了查尔斯顿，芝加哥取代了圣路易。在中国的例证也有，在晚清，汽船的使用，造成长沙地位上升，超越了湘潭。在汉代，长江和淮河的通航，使得广陵(扬州)地位骤升，但是黄河的南摆却减少了它成为中心地的可能。

上海的崛起，乃是因为吴淞江在12世纪的摆动，使得一度繁华的青龙镇永远衰落下去。19世纪初，大运河的衰落，北贡钱粮改走海路，刺激了上海的发展，而且一直发展下去，最后成就了中国最繁华最世界化的大都市。

从跟着成都发展，到GDP增长速度位居西南省级行政单位榜首，重庆直辖后完成了对其前省会城市的超越，正是生态和技术因素的体现。

尽管有重庆为先行，但被支持增设直辖市的学者列为首选的青岛，直辖的梦想目前尚为猜测。

《山东半岛城市群总体规划》在5月一锤定音：在城市定位上，总体规划以青岛为区域对外开放的龙头城市，在规划期内以青岛、济南为区域发展的双中心。

“区域经济内多中心的城市群体发展才是未来城市的发展方向。”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研究员、中国城市经济学会秘书长刘维新如此评价。从享受副省级待遇的计划单列市，到与济南并驾齐驱，青岛完成了另一模式的超越省会。

超越与反超越

曾几何时，深圳几乎是第一个完成超越省会的城市。

深圳的超越得益于它肩负的历史使命。邓小平说：“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深圳的超越，便是这“血路”上的一路搏杀的成果。

搞资本市场，搞土地拍卖，搞所有制辩论……如今“血路”已成坦途，星火燎遍中原。小至现代化的物业管理、超级市场，也是先从深圳登陆而示范全国。深圳临危受命而不负所托，是彼时整个国家的样板与未来，一时风光无限，旁若无人地在老大哥广州面前超常规崛起。

广州人说，2000年前，广州不会与深圳争什么。羊城是什么?是脏、乱、差的代名词。此前广州发展缓慢，对深圳的压力也不大，同时广深之间还有东莞的缓冲。因此广深两地在过去20年里的发展并没有多大关联，也较少竞争。

但近几年来，在省政府的支持下，广州的发展非常稳健、迅速，新白云机场、南沙开发、高速公路网、城际快速列车中心、汽车产业等发展方兴未艾，必然会提升广州的“龙头”地位，从而逐渐整合珠三角、领导珠三角。

在今年召开的省十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广州的朱列玉代表更是建议让深交所迁址广州，在2004年的省十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关于深圳不向广东交税问题成了广州炒作的课题。就像有些深圳的代表所说的那样，这也给深圳敲响了“警钟”。

搞金融，深圳提出了“十八条”促进金融的发展，广州也出来“十条”；搞物流，深圳提出要建立华南物流基地深圳航空港，广州更是提出建立中国物流基地新白云机场；高新科技方面，广州也要与深圳竞争，高新技术园建了一个又一个。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福垣说，在现在的形势下，深圳要获得进一步的发展，最重要的是尽快实现发展模式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在未来的超越之路中，不少深圳人仍然希望中央像以前那样能给予明确的城市坐标定位。然而，重新超越的路还得由深圳人自己走出来。

超越省会的忧思

杨文宇　张　悦

绕过浙江发展的宁波不可避免地面临尴尬。在杭州湾大桥的选址上，浙江省曾倾向宁波之外的城市，因为毕竟那里才是浙江省级财政的入账户。

宁波似乎可以成为计划单列市的一个样本，作为浙江省的首富之区，其财政不必上缴浙江，使得浙江省在对贫困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上捉襟见肘。

如何与省里协调，是跑“部”前进之外最迫切的课题。这似乎也是另外四个计划单列市共同的功课。

计划单列市的“计划超越”

就像中国人喜欢从行政级别判断官员地位高低一样，中国人判断一座城市地位的方式也庶几近之。追溯计划单列市的产生历史，这一行政区名称始自上世纪80年代，是让一些大城市在国家计划中实行单列，享有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而不是省一级行政级别。实际上，设立计划单列市之初，并未对行政级别作明确限定。

计划单列市从名称就可看出，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计划单列市在国家计划中单列户头，由国家直接下达计划，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同省的行政隶属关系，仍受省的“统筹、服务、协调、监督”等方面的领导，但在经济上享有相当于省一级的计划决策权和经济管理权。

在官方文件中，设立计划单列市的目的是要解决条块分割、城乡分割，逐步探索出一条以大城市为依托的经济区，政治与经济适当分开来发展经济的路子。一个潜台词是，制定这个政策是为了扶持这些省内的老二，以免受到省会城市挟“出身”以令地方的挤压。

而中国省会城市的政治地位也不尽相同。副省级省会城市只有10个，只占所有省会城市的三分之一。而全部15个副省级城市中的另外五个计划单列市无不成为“超越省会”的急行军。

15个副省级城市包括10大省会：沈阳、长春、哈尔滨、南京、杭州、济南、武汉、广州、成都和西安，大连、青岛、宁波、厦门、深圳是计划单列市。15个副省级市中，有四对是来自同一省份，都是较为发达的沿海地区――辽宁、山东、浙江、广东，而福建省的省会福州是地级市，行政级别反不如厦门。

1983年2月，重庆市成为第一个计划单列市。“当时重庆和成都在四川省内的矛盾空前突出，中央把重庆计划单列也包含协调这些矛盾的考虑，而全国好多城市都有类似成渝的矛盾和冲突。”重庆市政府参事雷亨顺对《望东方周刊》说，他研究了诸多在省内互为瑜亮的城市，矛盾的核心无非体现在两个字：“权”和“利”。“权”是政治，“利”是经济。

除了特殊的计划、财税政策外，人事上看，这些市的主要干部任免，则必须经过中央批准同意，市委书记多具备中央候补委员身份。其正职领导人自动获得副省级级别，通常是锤炼有为官员的摇篮，领导官员的政治前途也往往不会止步于一方诸侯。

这五个计划单列市的一把手市委书

记的配置也决不逊于省会。由同省的省委副书记出任市委书记的，有大连、青岛，其余则是由省委常委出任市委书记，其中大连的市长也是由省委常委出任。而省会城市的一把手虽则多是省委常委，但更多是一种政治惯例，也有省会城市书记并非省委常委的情况，比如拉萨。

和副省级城市一样，计划单列市之间会有各种联席会议和活动，这样的活动囊括了这些城市各种对口部门单位甚至社会团体，不久前的一次，10月28日，全国计划单列市残联负责人在深圳开会研讨。计划单列市的各项统计数据中，都不忘在它们之间再搞一个排名。其状俨然是中国的G5俱乐部。

除了地位更高一筹的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是中国城市家族中最风光的一群，是可以睥睨省会的特例。

超越与公平竞争

有这样一支民谣流传甚广：大连人不认为自己是辽宁人，青岛人不认为自己是山东人，宁波人不认为自己是浙江人，厦门人不认为自己是福建人，深圳人不认为自己是广东人，苏州人不认为自己是江苏人，上海人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有呼声认为，计划单列市享受特权，和市场经济提倡的公平公正不相符合，应予撤销。

在浙江省内，对于宁波的计划单列；很多人曾经质疑过经济竞争的公平性。省会城市和其他地级市都不享受类似宁波的部委优势，在经济政策上依然遵循省府的统一规划，仅就财政转移支付的难题来说，不免让缺乏政策的城市质疑共同富裕的大前提。广东省人大会议时，有代表提出深圳应该向广东缴纳赋税，就是这种观点的表达。

在将来，超越省会，或将更多地依靠城市自身的力量。

一度省会城市由于特殊的政治地位获得了额外的资源。在省域经济里，省会城市一般都是本省的经济中心。这是中国大城市竞争力的政治因素。城市的竞争力更多的与社会因素有关，而不单纯是经济问题。

已经疲于谈论城市竞争力的倪鹏飞，对“超越省会”这个概念非常感兴趣。“在计划单列市和经济特区的行列里，深圳、厦门、大连的经济发展也赶超着身边的省会城市。如果这些城市更多的是在政策利好下摆脱省会的制约的话，合肥和芜湖、南昌和九江等内陆城市双中心的趋势，就更反映出政府职能的转变后，城市发展的市场轨迹。”

倪鹏飞认为，完成对省会城市的超越是非常正常的现象。“从政治地理和经济地理学来说，政治文化功能集中于省会，省会选址主要考虑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二者的结合，所以省会并不肯定是区域经济的中心。一般省会城市区位选址不一定是交通经济最佳的地点，而是区域治理最佳的方位。而经济中心一般处于经济区位较好、经济发展的地方，比如沿海港口城市，交通便利城市都有可能成为。”

超越省会后，如何走下去?众多城市学家均认可中国城市集群多中心、分工合作的发展趋向，但利益如何分配和保护却成了下一步的难题。“来自于区域一体化和行政分割的阻力还将存在。”倪鹏飞说。

超越带来的格局变化

经济基础的上升必然带来政治诉求等一系列相应的声音。2004年关于中国行政区划改革的热议似乎和这个命题不无联系。中国民政部区划地名司司长戴均良在接受香港《文汇报》采访时曾透露，中国的行政区划改革以设立50个省级行政区合适，并构想增加四个直辖市。

此语一经公开就引来大量争议。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研究员、中国城市经济学会秘书长刘维新曾经极力反对这个构想。他担心超越省会之争会与50个省级行政区构想有同样的病症，就是地方谋求升级，官本位的思想成为主导。

“连企业都有科级、处级、局级之别，这在世界经济秩序中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在我看来经济活动和行政区划是两回事，如果过多牵扯，追求级别的提高，权力的扩大的意识就将占主导，而完成市场经济下资源的完全由市场优化配置终将落空。”

但超越省会的力量毕竟可看作一种大体良性的力量。市场力量比较大的地方，在一个省内往往形成多中心制。所以在长三角和珠三角会形成一个一流城市群。认可上海当老大，市场发育合理，自然顺应这股力量做适合自己的产业，甘做上海的下游产业。而不像北方或者西部，一些城市之间没有共赢文化。

在西部地区和北方一些地区，省会是一个脸面，各自省内都缺少超越省会的可能性。游离于真正的市场规则之外，主要依靠行政力量和资源配置。造成一尊独大的局面。囿于行政体制和官本位的限制，超越的力量尚待发育。

超越省会的另一个忧思则是，资本力量对城市经济体系的改变。苏州模式的一大弊病就是招商引资始终摆脱不了政府圈地的原始积累怪圈。早年闻名于世的“四小花旦”(长城、春花、孔雀和香雪海)早已不知踪影，自主创新的能力逐渐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下降，对外资的依赖，成为经济体系的结构性风险。

20世纪研究中国城市史的权威学者施坚雅(G・W・Skinner)在他的区域循环模式理论中断言，城市发展的最主要的驱动力是市场因素，政治也有潜移默化的作用。

从当代中国城市的发展过程来看，市场因素和行政因素却是互为因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