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刑事被告人的权利保护问题

摘要：自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以来，刑事诉讼制度日益向人权保障的角度倾斜。由此带来被告人权利保护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这是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重大成果和进步标志。但应当注意的是，我国被告人权利保护制度仍存在以下问题：无罪推定原则并未从根本上确定、法官的中立性难以保证、强制措施的使用仍不够规范。结合国外的做法和国际标准，完善被告人权利保护制度应建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加强律师的辩护权、确立沉默权，同时应该在宪法方面加强对刑事被告人的权利保护，即刑事被告人权利的宪法化问题。

关键词：被告人；权利；刑事诉讼；保护；宪法化

当前我国的被告人权利保护制度取得了长远的发展，但是刑事审判制度架构仍存在着一些问题。文章就刑事被告人权利保护理论的沿革，我国在刑事被告人权利保护方面存在的不足和如何完善我国的刑事被告人权利的保护等方面展开，其中在借鉴美国宪法对刑事被告人权利保护的基础上着重谈一下我国宪法应如何保护被告人的权利问题。

一、被告人权利保护理论的沿革

被告人权利保护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与刑事诉讼程序、制度的发展与理念更新是密切相关的，是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重大成果和进步标志。刑事诉讼程序的重大发展往往是反省对人权的践踏、在加强人权保护的呼声高涨之时得到发展和进步的。源于美国的“正当程序”革命就是在人们反省二战中法西斯国家滥用暴力、残酷践踏人类生命和自由的背景下产生的。我国的刑事诉讼法的发展也印证了这一规律。1979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就是对时期公民权利被随意践踏的拨乱反正。而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则代表着我国刑事诉讼理念对人权保护的倾斜。

二、被告人权利保护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无罪推定原则并未根本上确定

目前，学界一致认同1996年我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体现了无罪推定原则，但由于没有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法律明文规定犯罪嫌疑人有如实回答侦察人员讯问的义务，在侦察、、审判各阶段均有关于询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程序设置，因此，很难说在中国刑事诉讼法中已经完全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同时，沉默还是坦白作为认罪态度的体现，在量刑时将会予以考虑，使被告人处于一种不利的两难境地。

（二）法官的中立性难以保证，庭审的实质作用还有待发挥

我国刑事诉讼审判程序有着审问式诉讼模式的典型特征，由法官主导庭审的全过程，负责查明案件事实，而控辩双方仅起辅助的作用，但这种诉讼模式的缺陷与不足渐渐暴露出来。同时，法官在庭审中的高主动性也削弱了控辩双方参与庭审的作用。这些因素都影响到法官作出客观公正的判决。

（三）会见律师难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律师，是其法定权利，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是《律师法》赋予律师的基本权利之一。然而，实践中律师会见权的实现却受到诸多不合理的限制，出现了律师会见难的情形，主要表现在：

1、会见批准制由特例变成通例。根据《刑事诉讼法》第36条、第96条的规定，律师只有在案件的侦查阶段会见涉及国家秘密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时，才应当经过侦查机关的批准。其他案件，即便是处于侦查阶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均不须经过批准。但是，相当多的侦查机关却滥用权力，将批准制扩大运用，对处于侦查阶段的任何案件，律师均须出示侦查机关的批准会见通知书，才能会见犯罪嫌疑人。

2、推迟会见时间。在案件的侦查阶段，律师要得到批准会见通知书也并不容易，必须提前向侦查机关提出会见申请，由侦查机关安排会见时间。我国《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提出：律师提出会见犯罪嫌疑人的，应当在四十八小时内安排会见，对黑社会性质犯罪等重大复杂的两人以上共同犯罪案件，律师提出会见犯罪嫌疑人的，应当在五日内安排会见。而实际上，侦查机关往往会以各种借口推迟律师的会见时间，有的甚至毫不掩饰地告诉律师疑犯口供尚未稳定，暂不安排会见。

3、强制措施的使用仍不够规范。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由于重视打击犯罪而忽视对人权的保障，强制措施经常被滥用，甚至成为一种获取口供和证据的手段，变相羁押、超期羁押现象严重。在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的情况下，被追诉者的合法权益常常受到侵害。

由此可见，我国在刑事被告人权利保护方面确实存在诸多的不足，为此我们就应该针对这些不足采取一定的措施。

三、被告人权利保护制度的完善

中国政府先后于1997年10月和1998年10月签署加入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些国际公约规定了一系列形式诉讼的国际准则，这对推进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和改革具有巨大的参考意义，也为被告人权利的保护提出了新的课题。我国的被告人权利保护制度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改进：

（一）建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完善我国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首先，应明确规定言词直接原则。其次，应建立证人特权制度，明确证人不出庭的例外情况。再次，应加强证人权利保障制度。这些改进都有助于增强庭审对定罪量刑的实质性作用及充分调动诉讼参与人的积极性。

（二）加强律师的辩护权

辩护是刑事诉讼中被告人享有的最关键、最基本的权利。当前加强辩护权应主要注意两个方面：首先，在落实侦查阶段律师提供法律援助权利的基础上引入律师的实质辩护权，包括调查取证等权利，从而形成积极的控辩平衡。其次，确立律师刑事责任豁免制度。世界各国刑法一般都有律师刑事责任豁免的规定，例如《卢森堡刑法典》第452条第1款规定：“在法庭上的发言或向法庭提交的诉讼文书，只要与诉讼或诉讼当事人有关，就不能对它提出任何刑事诉讼”。这一豁免制度的设立也主要是为解决辩护律师的义务冲突问题。

（三）宪法层面的保护

1、美国在宪法层面的保护。刑事诉讼法作为美国刑事司法体系的重要部分，居于美国的整个司法制度的核心。美国的立国者，奉行古典自然法学派的“三权分立”原则，创立了并立于立法权、行政权之外的司法权三权分立制度，并使这一“分权制衡”的体制载入宪法。同时，他们深信，“自古以来的经验表明，一切被授予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基于这一点，为防止警察、检察、审判、狱政等司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侵犯公民人权，美国宪法首创以5条宪法修正案的形式，对刑事司法程序法作出了具有宪法性的规定，尤为重要的是，通过这5条宪法修正案，对司法人员的权力进行一系列的限制，对公民尤其是刑事诉讼被告人在刑事司法程序中享有的权利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这一系列的限制和规定形成了美国刑事程序法的根本特征。

1789年9月25日提出，并于1791年12月15日生效的美国“宪法修正案”，在著名的“人权法案”的第4条中，规定“人民有保护其身体、住所、文件与财产的权利，不受无理搜查与扣押，此为不可侵犯的权利。除非有可能的理由，以宣誓或郑重声明确保，并译裁指定搜查的地点、拘捕之人或押收之物外，不得颁发搜查证、拘捕证或扣押证”。从这一修正案中产生3重宪法性权利。

第5修正案规定，“非经大陪审团提出公诉，人民不受死罪或不名誉罪的宣告”，“受同一犯罪处分的，不得令其受两项生命或身体上的危险。在任何刑事案件中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未经正当法律手续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或财产”。这一正案赋予当事人4项刑事诉讼权利。

第6修正案规定，在一切刑事诉讼中，被告人享有下列诉讼权利：“由发生罪案之州或区域的公正陪审团予以迅速的公开审判，该区域应以法律预先确定；取得关于告发事件之性质与理由的通知；准予与对方的证人对质；应予强制手续取得对于本人有利的证据，并享有法庭律师为其辩护的协助”。

1966年6月13日美国国会提出宪法第14修正案，该修正案于1968年7月28日生效。该修正案第一款规定，“各州不得制定或实施剥夺合众国公民的特权与特免的法律；也不得未经正当的法律手续，即行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并在其辖境内，也不得否认任何人应享法律上的同等保护”，这一修正案赋予了公民下列2项刑事诉讼的权利。

进一步明确程序正当原则――任何州政府不得在违背程序正当原则的前提下剥夺人民的生命、自由、财产及追求幸福的权利；平等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上5条宪法修正案，从原则上对公民，尤其是刑事诉讼的被告人应享有的诉讼权利作出了相对完善且极为具体的宪法规定，从而使刑事诉讼当事人特别是被告人的许多诉讼权利上升为宪法权利，构成美国刑事诉讼程序法的根本特色。这一特点，除日本战后宪法仿效美国宪法规定了刑事被告人的许多诉讼权利外，在世界各国是极为鲜见的。

正是基于上述5条宪法修正案，并经过诸多重大判例予以确立的具体规则，从而形成对美国公民，尤其是对刑事诉讼当事人，特别是被告人的权利的保护的相对完善的法律体系。

2、中国在宪法层面的保护，即刑事被告人权利的宪法化问题。主要从反面论证，依次来说明中国在以后针对被告人的权利保护问题所要采取的措施。

陈瑞华教授在其文章《刑事被告人权利的宪法化问题》一文中对本问题进行了详细地论述，鉴于此，笔者在陈瑞华教授分析的基础上就刑事被告人权力宪法化问题所面临的课题谈一下，希望对刑事被告人权利的保护相关问题有所帮助。

在一些西方学者看来，宪法所确立的公民权利最容易在刑事诉讼中受到侵害，而刑事诉讼法的制定和实施则为宪法性权利的维护提供了法律保障。反过来，宪法所确立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权利又为刑事诉讼法的发展和完善提供了最终的法律基础。刑事诉讼法与宪法具有如此紧密的联系，以至于被一些学者形象地称为“国家基本法之测震器”、“应用之宪法”、“宪法之施行法”、甚至“法治国的大”。

陈瑞华教授就中国刑事被告人权利的宪法化问题做了简要的实证考察，从而发现了一些困扰被告人权利保障的原则问题，例如，宪法对被告人权利的规定过于简单，使得一些极为重要的权利和原则没有被上升为宪法性权利;刑事诉讼法在一系列制度设计中没有按照宪法的要求，将被告人的宪法性权利置于具体的程序规范之中；在刑事司法过程中，一旦出现“超期羁押”、“刑讯逼供”以及“侵犯律师执业权益”等方面的程序性违法问题，治理者也从来没有从维护宪法尊严、保障宪法性权利的角度，建立有效的权利救济制度。陈瑞华教授在分析了这些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之后，指出我们有必要做出总结，以概括一下被告人权利宪法化的基本课题。只有明确了这些课题，我们才能看清楚中国宪法与刑事诉讼法的真实关系，并透过这些关系领悟到中国刑事司法制度的关键症结之所在，认识到中国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关键问题之所在。

所以，通过对以上的分析我们应该认识到我国在宪法层面上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道路还是很远的，一些具体的措施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制定。

参考文献：

1、黄文,彭娜.试论被告人权利的保护[J].天府新论,2005(11).

2、杨曼.浅论刑事诉讼中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保护[J].武汉冶金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6).

3、陈瑞华.刑事被告人权利的宪法化问题[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4.

4、黄亚林.美国宪法对刑事被告人权利保护的述评[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

5、方仲炳.论刑事被告人的权利[J].北京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3).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