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公司的力量

历史将会记住，2010年，将是中国进入现代史之后真正的公司元年。这一年公司故事风起云涌，像一部部豪迈的大片塞满了我们的眼睛。

先是黄光裕和陈晓的公司控制权大战，几乎让所有的中国公司问题全部呈现出来，公司到底是中国的，还是世界的?到底是私人的，还是公共的?到底是传统的，还是开放的?很多本质性的问题纷至沓来，人们似乎没有做好准备，迅速陷入一种简单的二元判断之中。丰富的公司命题被我们简单化，以至于到现在，关于公司常识的启蒙，并没有得以展开。

华为公司，这家被人们称为最卓越的中国公司，其实一直隐含着相当严重的制度性课题，为什么如此磅礴的公司；却一直没有与资本市场对接?为什么华为幽深的股东结构被称为公司信息中绝密中的绝密?一家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公司，一定是开放的结果，华为不小心透露出来的人事纠纷，为中国人提供了一次千载难逢的思考现代化的机会。

在过去的一年，我们还无法回避蒙牛和伊利这两家公司之间的公共关系大战，无法回避腾讯和360这两家新兴公司的格斗。这些事件的发生，事实上涉及到了在一个开放的市场体系里如何建构市场公共关系的重要命题，在商业分工里，公共关系指向英语语境里的relation，用经济学的解释，应该是指在商业交换过程中参与者关系的合理维护。但在当下中国语境里，却异化成一种潜规则，甚至是一种反市场，反透明的阴谋和技巧。

如何把如此密集的公司故事放在大历史的框架下思考，成为当下最重要的课题之一。经过30年的发展之后，我们忽然看到，中国的企业加开始思索了，尤其是那些通过竞争发展起来的企业家，他们在这个不安的年份里，注意到中国经济在取得一定成功的同时，逐渐出现了一些不信任，反市场的倾向，全球关于商业文明的讨论源远流长，从亚当、斯密、奥地利学派、芝加哥学派，到弗里德曼企业家们前所未有地认识到自由市场竞争的债值。与此同时，有人也在另外一个向度上发现了对哈耶克、弗里德曼的反动，认为中国企业的发展得益于国家能力的提高与促进。这样一种承认和反承认的关系，一直影响着中国本土企业的发生与发展，影响到企业家对企业行为的思索。

2010年各种与公司有关的故事，事实上都在沿着这两个向度展开，一部分企业家认定商业的本质就是竞争，商业的人性基础决定商业具有绝对的力动机，两另一部分企业家则把国家主义意识和时代的宏大责任嫁挺企业建设上，前者可能导致拜金主义、功利主义和物欲的过度宣泄，后者则导致企业家的市场分工处在泛政治、泛历史的层面，企业的发展无论在价值体系还是方法论，都会和现代企业制度拉开一定的距离。

某种意义上，这就是中国企业家面临的商业生态环境。下一个30年，中国企业怎么走，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