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的是领导力

作为一种稀缺而不可替代的人力资源，领导力很重要，它包括三个主要方面：谋事的能力、做人的工作的能力、鼓舞人心激励士气的能力。领导力不仅来源于领导人，也来源于制度。

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要求后，和曾庆红等在不同场合都强调，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从善于把握全局、善于科学决策、善于求是创新、善于识人用人、善于做好群众工作、善于团结协调六个方面,努力提高领导干部的素质和本领。

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在他的《大抉择》中明确地说，美国不是要做世界的警察，不是要去管理世界，而是要去领导世界。被誉为“世界第一CEO”的韦尔奇，在他的演讲和著述中，强调、重复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少一点管理，多一点领导。”

确实，在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剧烈转变的时代，重要的是领导力。

领导力的三个方面

随着竞争的加剧和认识的深入，大家现在越来越认识到，作为一种稀缺而不可替代的人力资源，领导力很重要。那么领导力是什么呢？就其本身而言，领导力包括三个主要方面：谋事的能力、做人的工作（用干部带队伍）的能力、鼓舞人心激励士气的能力；更主要的，是人、事、心三方面任务的整合能力。

其一，是谋事的眼光与魄力。作为领导人，首先要有谋事的眼光和魄力，也就是，在那些具有战略性、全局性和方向性的问题上，领导人，独立于部下和外脑，事先就要能够发现问题、抓住问题和找到解决问题的大方向。

今天回过头来看，在中国革命的道路与方向、对抗日战争三个阶段的预见等重大问题上敏锐和超前的眼光、他的大气魄，令人惊叹。在抗日战争的战略相持阶段，在运动中，在别人都看不出问题的地方，就是能够看出问题，并把它上升到思想路线的高度来看待。在他的推动下，整风运动不断深入。的重庆谈判代表王世杰曾困惑地问，你们怎么拿那么长时间作历史总结？这在是不会这样搞的，普通的政党都不会这样搞。说，“如能真正做好整风，……我党百年大计即已奠定。”胡乔木曾深有感触地说，在整风运动等若干重大问题上，“全党还跟不上的认识。”

其二，是用干部带队伍的能力。说，领导工作两件事，出主意、用干部。领导人首先要有主意、能出主意。但有了主意之后，不是自己事必躬亲地干事务，而是通过用干部带队伍完成任务。

多次评价，刘邦之所以得天下，一是因为刘邦出身于社会下层、比项羽了解下情、得人心；二是因为刘邦从谏如流；三是因为刘邦会用人。刘邦得天下后，在洛阳南宫开总结会议：“我为什么得天下，项羽为什么失天下？”大家议论纷纷，主要的观点就是：我们干得好你就奖，我们再干得好你就赏，我们再干得好你就封，你会用人。最后，刘邦谈了自己的精辟见解：“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也；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也；连百万之众，战必克，攻必胜，吾不如韩信也。此三子皆为人杰，吾能得而用之，此吾所以得天下也。”

卡耐基，贫苦农民的孩子，一个人到城里闯天下，最后创造了那么大一个钢铁帝国。去世之后，在自己的墓志铭上，他没有说什么炫耀自己的话，而是把自己这一辈子经营企业最宝贵的经验、体验留在了人间：“一位懂得选用比他自己优秀的人来为他工作的人安息在这里。”

第三，是鼓舞人心激励士气、塑造团队精神的能力。关于领导力，最经常的看法就是谋事的能力、用干部带队伍的能力；出主意、用干部这两个方面，也是最容易看到的。除此之外，还有什么领导力？还有它的第三个方面，也就是鼓舞人心激励士气、对人心对士气的能力。出主意、用干部是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而鼓舞人心、激励士气是虚无缥缈、看不见摸不着的。真正优秀的领导人，在这些看似虚无缥缈、大家都不重视的地方，他们就是能看出问题，并且重视它。

领导者的心理人格

领导力的最终落实需要一个能出主意、能用干部、能鼓舞人心激励士气的领导人，也就是一个领导者心理人格的存在。三方面的领导力，无论其本身多么重要，它们总是某种表现出来的、衍生的东西。问题是，三方面的领导力来源于什么地方？它是如何实现的呢？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他的《白宫岁月》中回忆说，他在美国的时候，他的孩子经常向他谈起，美国的流行音乐与唱片艺术家身上有一种“颤流”。但是，基辛格承认，他自己对摇滚音乐家身上的“颤流”完全感觉不到。然而，基辛格坦承第一次见到，他就感受到，“他身上发出一种几乎立即可以感觉得到的压倒一切的魅力”。“的确发出力量、权力和意志的颤流”。基辛格被这种“颤流”所“击中”，他折服于的超凡魅力。而且，基辛格还认为，在他所接触的中外政治领袖中，除了，就只有法国的戴高乐身上才明显地发出这种“颤流”。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说，1840以来的中国革命之所以不成功，是因为它没有产生一批强有力的领导人；及其革命之所以是成功的，是因为它产生了以为核心的一大批强有力的领导人。

日本关东地区日中贸易促进会会长木村丁三，1955年之前，一直没有见过，但是他见过。在他眼中，周是亚洲第一绅士，他认为，在跟前，我们许多西方人简直就像野蛮人。1955年木村丁三第一次见到了，他记述当时感受：“一下子把我带到了比深得多的心理层次。”那么，那种让基辛格、木村丁三等震惊的心理层次，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层次呢？

沙龙原是以色列极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的创始人，也是它的强硬领导核心。在对巴勒斯坦、特别是哈马斯等问题上，沙龙一贯主张硬碰硬。但是，当认识到以色列需要与阿拉法特之后的巴勒斯坦媾和后，沙龙坚决奉行单边撤离计划。要知道，建立以色列定居点计划，最初就是沙龙提议和推动的，但是现在，他又要撤离它。可想而知，不但巴勒斯坦方面不积极回应，而且利库德集团也不买账。结果怎么样呢？沙龙一个人，单枪匹马，组建了前进党。没有政党制度，没有政党思想，只有沙龙一个人。所以，沙龙的政党被称为“一个人的政党”。但是，就是这一个人的政党，主导了以色列的对外政策。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沙龙因为中风住进了医院，从此再也没有出来。所有的人都为沙龙担心，更为沙龙的政党担心，但前进党和奥尔默特赢得了选举。一个人的影响和力量，竟然可以大到这样的程度！

从人到制度的领导力

严格地说，领导力，应该界定技术和制度不可替代、只能由人（领导人）完成的影响力。德鲁克说，“管理（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领导）是一门实践的艺术。”无论技术或制度上的客观必然性怎么样，总要由人把它“做出来”、而且还要讲“艺术”，它才是实在的东西。领导人不可替代的主观意志的努力和能力，特别是他的创造性的影响力，就是领导力的正当范围。

进一步看，甚至于领导人的能力，也是可替代的。你能做，我也能做。但是，领导者心理人格是不可替代的。人是独特的。全中国只有一个。而且，三方面的能力也是由这个人派生、衍生的。设谋事的能力为t，用干部带队伍（人力资源开发）的能力为h，鼓舞人心激励士气的能力为e，那么显然，特定的人、特定的心理人格是这三方面能力的一个生产函数：L＝P（t，h，e）。换句话说，谋事、“谋人”、“谋心”三位一体于一个特定的领导人身上。同样的环境、同样的政策、同样的资源、同样的人，为什么换一个领导就不一样？为什么出了一个强有力的领导就不一样？另外，显然，这个生产函数也是一个竞争力函数。

制度、制度的领导力、制度的竞争力当然很重要。但要澄清三个模糊认识。第一，制度是谁建立的？特别是，从人的领导力到制度的领导力的转变是怎么实现的？恐怕离不开领导人。第二，就算是制度健全了，制度的运行与执行（这当然是制度的重要方面、重要内容），也还是有一个领导人的问题。第三，在制度健全的情况下，领导人的影响力，当然不是在制度之上、之外，但它也不是在制度之下，而是在人之中，是与制度平行、对等的一种影响力。反过来说，制度在什么地方呢？人与人的相互制衡、分权制衡就是制度。通常认为，在制度健全的情况下，领导人处于制度之下，这个认识需要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