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成本对中国出口贸易碳排放的倒逼影响

摘要：劳动力成本上升从抑制工业类FDI流入、改变出口企业生产粗放式生产方式以及改善出口贸易内涵结构三个方面对减少出口贸易碳排放产生倒逼影响。中国1990～2011年关数据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劳动力成本和技术进步与中国出口贸易的CO2：排放之间呈现出负相关关系，而贸易总量和贸易结构则与出口贸易CO2，排放正相关。由于技术进步的溢出和扩散具有时滞性，因此劳动力成本上涨对推动中国出口贸易碳减排的作用效果显著。

关键词：劳动力成本；出口贸易碳排放；国际产业转移

中图分类号：F22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3）06-043-07

一、引言

2012年底召开的多哈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再次将世界气候异常变化议题推向国际讨论的巅峰，“碳”作为经济增长的副产品对世界气候的影响和对人类社会的威胁，以及各国的减排责任认定和时间表成为各种会议讨论的核心问题。

影响一国二氧化碳排放的因素有很多，国内外学者从不同方面对该问题展开了研究。一部分学者通过指数分解或结构分解的方法，将影响碳排放的因素集中在经济增长、能源效率、贸易开放、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等方面。另一部分学者则重点从人口方面探讨人口因素与碳排放的影响作用。Dieta、York、Ro-sa、Shi利用STIRPAT模型研究了二氧化碳排放量与人口之间的关系，其中，Dieta和York等认为，人口对碳排放量的弹性系数接近1；而Shi认为人口对碳排放量的弹性系数在1.41与1.65之间。李齐云等学者认为，人口、经济、技术等对中国碳排放量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马晓钰等学者将城市化水平和年龄结构看作是推动中国CO2排放的主要人口因素。此外，还有学者将影响碳排放的原因归结为制度因素，认为地区所有制结构差异会对废水、废气等排放存在正面或负面的影响。

从以上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对碳排放影响因素的研究对于一国可以从哪些方面制定减排政策提供了有效的理论支持，也为后续的理论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在研究角度和研究领域上仍存在一定的发展空间。首先，目前的研究大多是对一国整体经济的碳排放问题寻找影响因素，而对整体经济中某个部分（如贸易）的碳排放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的相对较少。其次，在影响碳排放的因素中，大多数学者将关注点集中在经济增长、能源效率、贸易开放、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人口及制度等方面，而从劳动力成本角度分析碳排放的研究并不多见。本文从劳动力成本的视角出发，对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减少出口贸易碳排放的倒逼影响进行分析，并通过时间序列数据对中国贸易碳排放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

二、劳动力成本对出口贸易碳排放的倒逼影响分析

196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逐渐将纺织、服装、玩具、皮革、机械制造、化工印染等产业向更具有劳动力资源和成本优势的国家和地区转移。这些产业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技术附加值较低，但资源消耗强度和污染强度相对较高。从长远贸易利益和产业发展规划角度来看，大量承接这类产业，不仅会导致生产者福利和国家经济福利的减少，而且还会导致大量的出口贸易碳排放。本文从劳动力成本上升对抑制工业类FDI流入、改变出口企业粗放式生产方式以及改善出口贸易内涵结构三个角度分析劳动力成本对出口贸易碳排放的倒逼机制。

（一）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工业类FDI流入的抑制效应

一国在对外产业转移的选址问题上，受很多因素影响，例如目标承接国国内的生产要素禀赋情况、环境规制程度、人均收入水平、基础公共设施和投资的完善程度、政治稳定性等。在众多的影响因素中，生产成本节约是产业跨国转移的基本动力，一个国家常常会基于土地成本、劳动力成本、环境成本等方面考虑，将产业从成本高的区域转向成本低廉的区域。按照产业转移的层次不同，二战后全球性的国际产业转移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次国际产业转移发生在1950年代，美国将纺织、日化、钢铁、普通工业机械等技术密集度低的传统产业向日本、德国、加拿大等国家转移，国内则重点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第二次国际产业转移发生在1960年代，日本、德国等开始集中力量发展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将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NIES（新加坡、韩国、台湾和香港）转移。在1970年代的第三次国际产业转移中，发达国家将发展重心放在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上，相继将高能耗、高污染的重工业、化工制造业和其他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转移。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开始于1990年代中期，主要特点是由产业的梯度转移逐步转向产业价值链各环节的转移。

从国际范围来看，每一次的国际产业梯度转移几乎都伴随着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的国际转移。1970年代以来，随着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升级，其国内环境规则对产业的约束性也随之不断提升。发展中国家逐渐成为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能耗污染型产业转移的主要集中地，而发达国家则专门从事清洁产品、技术密集型产品、服务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在这种背景下，很多发展中国家国内的产业结构随之发生巨大变化，由以往的初级产品出口为主迅速转变为工业制成品出口为主，大大提高了出口总量。但是，这种通过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而发展起来的现代工业和出口结构，使发展中国家逐渐成为高耗能、高污染型产品的“世界工厂”，这是其国内碳排放水平急剧增加的一个重要因素。

通过对中国制造业FDI流入与出口CO2排放的数据比较发现：在1995～2011年的大部分年份里，中国制造业的实际FDI流入量与出口CO2排放呈现出较为显著的同向变动趋势（图1左）。1995～2011年间，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额从234.8亿美元上升至521亿美元，与此同时，出口CO2排放量由652599千公吨上升至2290327千公吨，增加了3.5倍。这说明，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是导致中国出口CO2排放增长的重要因素，其原因在于国际产业转移与出口贸易之间具有一种联动效应。在技术和产品模仿效应下，制造业FDI的增加带动了中国相关产业的迅速发展，但由于转移至中国的产业类型大多为低附加值生产加工环节，这些产业类型的一个重要特点便是在能耗和排放方面具有较高密度。因此，通过承接这类国际产业转移而增加的出口会提高中国的资源和环境成本，并使得中国出口逐渐呈现出高碳贸易特征，降低了出口净福利水平。据统计，中国产品能耗比国际先进水平高46%，能耗费用支出占GDP的比重比美国多出近两倍，大气污染造成的损失目前已占到GDP的3%～7%。

由于中国的劳动力禀赋优势，使得人均劳动力成本在世界范围内长期以来一直处于较低水平，这是发达国家将中国作为国际产业转移目的地的一个重要诱因。美国1995年制造业工人人均月工资为16432元，而中国制造业工人月工资仅为430.7元，两者相差高达38倍。2000年以后，中国人均工资水平开始不断增加，直至2011年中国制造业工人人均月工资上升至3055元。即便如此，中国与美国1995年制造业人均月工资相比仍有5.4倍的差距。图1（右）显示：中国制造业年人均工资与制造业外商实际直接投资额在总体趋势上表现较为一致，但从增长速率来看不难发现，随着中国制造业人均年工资水平增长速度的提高，流入国制造业的FDI投资额增速在下降，而且更容易受到劳动力成本变化的冲击。在1995～2011年，中国制造业工人年平均工资上涨了7.1倍，而制造业外商实际直接投资额仅上涨了2.2倍。因此表现在图像上，制造业外商实际投资额变化曲线上升相对趋缓，但短期波动性加剧。这说明，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传统工业FDI的流入。

在传统工业的外商投资企业中，中国低水平的劳动力成本成为外资企业商品参与国际竞争，并获得超额国际剩余价值的重要因素，由此形成了一种“金字塔式产业链结构”与“倒金字塔式的利润结构”。以计算机制造为例，劳动密集型的制造部分，如北京中关村的企业，其利润仅有8%～12%。由于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是FDI流入中国的重要考虑因素，那么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可以抑制传统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及附加值较低的生产环节向中国转移，从而有助于减少因为传统工业FDI所拉动的出口CO2排放。

（二）劳动力成本上升对改变出口企业粗放式生产方式形成内部压力

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还对中国出口企业粗放式生产方式的改变产生正向的内部压力。

首先，劳动力成本上升意味着在传统的生产方式下出口企业利润空间被进一步压缩。中国出口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的出口商品大多为劳动密集型或资本密集型中的低端加工和组装类产品，这类产品的出口并不具备很高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十分依赖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但是，在劳动力成本不断上涨的市场环境下，出口企业依靠廉价劳动要素投入来获取微薄出口利润的生产方式已难以为继。同时，在全球低碳经济的大背景下，很多发达国家都设立了各种隐性的TBT（如生态标签、环境税等）来抵制进口中国制造商品，这使得本来就利润微薄的出口企业雪上加霜。因此，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对仍采用粗放式生产方式的企业产生了内部压力，迫使他们改变传统生产模式，逐渐摆脱对低廉劳动力成本优势的依赖，实现向技术密集型产业、高端制造业及高附加值产品出口的转型。

其次，劳动力成本上升还意味着人均工资水平的提高。Grossman和Krueger在1991年首次对环境质量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世界银行随后在1992年的《世界发展报告》中扩大了对该问题研究的影响，1993年Panayotou将人均收入与收入不均等之间的倒U型库兹涅茨曲线应用于环境质量和人均收人间关系的研究，提出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的概念。EKC揭示了环境质量与收入之间的倒U型关系，即：污染在低收入水平上随人均收入增加而上升，在高收入水平上随人均收入增长而下降。进入2000年之后，很多学者开始关注中国的EKC问题，他们用不同方法对中国EKC曲线的存在性及拐点进行了预测。结果表明，在中国，尤其是东部地区EKC的确存在，随着人均收入的不断增加，中国的排放污染将会出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因此，劳动力成本上升意味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在到达EKC拐点所处的收入门槛之前，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城乡消费总量不断提高，增加了中国能源消费及碳排放水平；在EKC拐点之后，随着人均收入的继续上升，消费者开始从消费量的绝对扩大转向关注产品的品质、环保性等方面。这促使生产企业在提高产品品质和环保性方面寻求利润空间，从而摆脱单纯通过压榨劳动力成本或资本要素投入获取微薄利润的生产方式。

因此，劳动力成本对于改变出口企业粗放式生产方式产生了强大的内部压力，一方面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及国际市场上环境技术壁垒的日益扩大，使出口企业原本依靠廉价劳动力获取的微薄利润空间不断受到挤压；另一方面，劳动力成本上涨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国民人均收入的提高。消费者对环保性产品需求的增长也迫使出口企业必须关注劳动力成本以外的其他因素，在产品的低碳技术、环保标准上下功夫。

（三）劳动力成本上升对改善出口贸易内涵结构的推动作用

对于出口结构的判断应从两个层面上加以考察。一是外延层面的出口结构，二是内涵层面的出口结构。外延层面的出口结构主要关注两个指标：“工业制成品出口/总出口”和“初级品出口/总出口”，一般情况下出口结构改善通常指工业制成品出口占总出口比例的提高。而内涵层面的出口结构，除了考察工业制成品和初级品在总出口中所占比重之外，更多的关注于工业制成品出口内部的产品在技术密集度、附加值及含碳量等方面的内涵差异。

1995年以来，中国出口总量呈现出加速增长趋势，出口贸易外延结构也日益改善。如图2所示，工业制成品出口占中国总出口比重从1995年的85.6%上升至2011年的96.7%，初级品出口从14.4%下降至5.3%。从出口贸易内涵结构角度看，随着制造业人均工资的不断上升，中国工业制成品内部的高技术产品出口比重也开始逐年增加，从1995年的6.8%上升至2011年的28.9%。这说明劳动力成本上升推动了出口内涵结构的改善，这种推动作用主要通过两条路径实现：第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迫使出口企业改变以往的粗放式生产方式，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强能源使用效率和减少污染排放等方面加大力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出口隐含的1302排放。第二，一国单纯依靠低廉劳动力成本和资源投入创造的竞争力仅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有效，从长远角度来看，国家间的出口竞争在于技术竞争。因此，在劳动力成本上升趋势不可避免的局面下，中国出口企业只能向技术创新型企业方向转型，即在应用先进科学技术、新产品研发、提高能源利用率和减排技术等领域加大科研投资力度，提高高科技产品、能源环保类产品、高端制造业等类别产品的出口

三、实证检验与结果说明

本部分我们利用相关数据，结合其他指标，对中国出口贸易碳排放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重点考察劳动力成本对中国出口贸易CO2排放的倒逼作用。

（一）计量模型构建与数据描述

本文从劳动力成本、贸易总量、贸易结构和技术水平角度，构建CO2排放对数模型为：

logCO2t=β0+β1logWGt+β3logEXt+β3logSTt+β4logRDt-1+μt （1）

其中，C2为碳排放指标，WG为劳动力成本指标，EX为出口总量，ST为出口结构指标，RD为技术进步指标。β1、β2、β3、β4分别为劳动力成本、出口总量、出口结构和技术进步对碳排放影响的变动弹性，为误差项。RD项采用滞后一期的形式，主要是考虑到技术进步从研发、试验到应用之间可能具有时滞性，因此采用滞后形式检验结果更加精确。

本部分涉及到的变量及来源如下：

（1）出口贸易CO2排放量：本文使用出口贸易CO2排放量作为衡量中国出口贸易碳排放指标。计算公式为：CO2排放量×（出口贸易总量/GDP）。其中，CO2排放量数据来自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出口贸易总量和GDP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年度数据库，时间跨度为1990～2011年，单位为“千公吨”。

（2）制造业人均工资：本文采用“制造业人均工资”作为劳动力成本指标，该变量1990～2011年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年度数据库行业统计。

（3）出口总额：本文使用出口总额作为贸易总量指标，该指标数据源自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库，时间跨度1990～2011年。

（4）工业制成品出口占比：本文采用工业制成品占比作为贸易结构指标，其中，工业制成品出口额数据源于国家统计局年度数据库行业统计，时间跨度为1990～2011年。

（5）R&D投资比例：本文采用R&D经费支出占GDP总值比例作为技术进步指标，其中，R&D经费支出和GDP数据均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年度数据库，时间跨度为1990～2011年。

（二）实证检验与结果说明

本文涉及到时间序列问题，为了避免“伪回归”现象，需要对回归方程进行协整分析。在此之前，我们先用增广Dickey-Fuller法对模型变量进行单位检验。结果（表1）显示，logCO2、logWG、logEX、logST、logRD的原序列均为不平稳序列，经过1次差分后成为平稳序列，记为logCO2～I（1）、logWG～I（1）、logEX～I（1）、logST～I（1）、logRD～I（1），因此可以使用协整方法对模型进行检验和分析。

本文采用Johansen特征根迹检验的方法对方程（1）式进行协整检验，最优滞后期根据AIC准则确定。迹检验和最大特征根检验都表明：在5%显著性水平上，log2、logWG、logEx、logST、logRD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logC2t=12.18-0.881ogWGt+1.26logEXt+4.71logSTt-0.35logRDt-1 （2）

t=（-3.34） （8.25） （2.68） （-2.41）

方程（2）表明：制造业工人人均工资、出口贸易产值、工业制成品出口占比、R&D投资比例同中国出口CO2排放之间存在显著的协整关系。（1）logWG与IogCO2负相关，制造业工人人均工资每增加1%，中国出口贸易的CO2排放便减少0.88%。制造业人均工资的提高会给中国以往粗放式经济增长和贸易发展模式带来挑战，以往依靠低廉劳动力投入、能源和资本投入而获取微薄贸易利润的生产方式逐渐变得难以为继。这便迫使出口产品生产企业更加注重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和培养，注重技术研发，通过提高生产效率和排放效率来降低单位能耗。因此，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倒逼了中国碳排放技术的改进，这对于中国的减排任务产生了一定的正向压力。（2）logEX与logCO2正相关，出口产值每增加1%，中国出口贸易的CO2，排放便增加1.26%，这说明出口碳排放具有总量效应，同时也验证了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承载了发达国家大量高排放产业的现实。（3）logST与logCO2负相关，工业制成品出口比例每增加1%，中国出口贸易的CO2，排放便增加4.71%。中国目前的出口结构已从以往的初级产品出口为主转为工业制成品出口为主。但工业制成品出口内部的产品种类仍然是以能耗和污染密度较高的产品为主，而代表高科技和低碳环保类制成品的比例仍然较低。因此，当工业制成品出口比重以粗放式方式增长时，必然会同步带来贸易CO2排放的上升。（4）logRD与logCO2负相关，R&D投资比例每增加1%，中国出口贸易的CO2排放便减少0.35%，这说明技术进步的确能够改善中国的生产排放效率，对减排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协整方程（2）中各变量的系数大小则表明了它们在对中国出口贸易CO2排放中的影响力。其中，在贸易总量和贸易结构两个因素中，结构对于增加CO2排放或减少CO2排放的影响更加明显。当一国无法通过减少出口贸易量或牺牲经济增长率来控制CO2排放时，最好的方式应该在贸易结构上进行升级。逐步提高高科技工业制成品以及低碳环保类产品出口比例，提高服务和知识类产品出口比例，逐步摆脱以传统工业制成品出口为主的贸易结构。此外，在促进减排的措施中，虽然技术进步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都对出口减排起到促进作用，但劳动力成本的减排作用更加明显。logWG项系数的绝对值大于1ogRD项的主要原因可能在于技术进步的实现、溢出和扩散具有一定时滞，需要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才能显现出其关键作用，而在目前的生产模式下，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减排的倒逼机制可能更加立竿见影。

四、对策建议

以上关于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减少出口CO2排放的倒逼影响分析和实证检验，对中国充分利用劳动力成本上升契机大力发展低碳贸易，促进贸易内涵结构升级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1.妥善利用劳动成本上涨的倒逼机制，提升中国人力资本质量。上述分析表明，发达国家的确通过整体产业梯度转移以及产业内部加工环节转移的方式，将部分能耗密集型和污染密集型产业向中国转移。历史上，外国直接投资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就业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由于长期以来以GDP和增长为主导的政绩观影响，地方政府在引入外资的同时，并没有对流入的FDI加以严格筛选，导致很大一部分高能耗、高污染的外资项目流入中国。随着FDI流入规模的不断扩大，中国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过程中所付出的代价也开始显露。中国生产能耗费用支出占GDP的比重比美国多出近2倍，大气污染造成的损失目前已占到GDP的3%～7%，中国已成为经济全球化生产下的“世界工厂”、“能源借用地”和“污染避难所”，这里有相当一部分是由承接能源或污染密集型产业所导致的。因此，在越来越密集的TBT壁垒及全球气候和环境压力下，以往依靠低廉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发展模式已越来越不能适应现代贸易的发展。中国近年来劳动力成本上涨的压力，一方面导致了一批以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或加工组装贸易为主的中小出口企业举步维艰或频临破产，但是另一方面又为这些出口企业改变传统的粗放式生产模式带来了一种正向压力。为此，中国出口企业应妥善利用劳动力成本上涨的倒逼机制，增强企业人力资本投资力度，转变企业人力资本发展目标，以此逐步摆脱以低廉劳动力优势为主的低端生产模式，继而转为以技术和人力资本质量为主的高附加值生产。

2.进一步加快技术进步，发挥技术创新在低碳贸易和减排中的关键作用。技术进步的方式主要有三种：技术自主创新、技术引进、技术模仿。由于技术自主创新的前期投入巨大，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这对于中国很多出口企业而言是难以实现的。因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口企业的技术进步大都依赖技术引进和技术模仿，但这两种形式对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有其局限性。首先，中国企业对引进技术的利用效率较低。据国家计委的一项研究报告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引进的两万多项重要技术中，电子、轻工、纺织等行业的投产率只有65%，其他行业，如机械、冶金、建材等行业的投产率更低，只有60%左右。在发达国家，大型科研装备利用率达到170～200%，而在中国只有25%。其次，中国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率水平较低。目前中国引进技术金额占进口额的比重逐年迅速上升，但是引进支出与引进后的消化吸收支出之比平均只有1∶0.06，而在日本和韩国这一比例则达到1∶3。这导致技术引进投资每年增长，但产出转化率始终在低水平徘徊，造成了资源浪费。因此，中国应逐步加大对技术尤其是低碳环保技术原始创新的投资力度，逐步减少对技术引进和模仿的依赖，提高技术吸收率和二次创新能力，将国外技术经验最大程度地转化为本企业的生产能力，尽早实现从引进、吸收、模仿到自主创新的跨越。同时，出口企业应加大与高校、研究所的科研机构的合作，通过“产学研”机制，整合传统劳动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使其向着高端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方向发展，实现简单劳动向复杂劳动、粗加工向深加工、技术附加值低的产品向技术附加值高的产品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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