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牛”和“慢牛”

根据以往的经验，内地股市一旦到了调整期，往往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下跌，令投资者没有出逃的机会。这一次，却是在几百点范围内上下震荡，走势之怪实属少见。

大跌复大涨，大涨复大跌，“5・30”后，沪深股市的波动幅度明显加剧，上证指数屡现当日100－200点的波动，深圳成指更是出现了500－700点的波动。

根据以往的经验，内地股市一旦到了调整期，往往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下跌，令投资者没有出逃的机会。但这一次却是在几百点范围内上下震荡，走势之怪实属少见，有人形象地称之为是“多头空头都被打懵”的行情。打懵多头，因为交易成本上升，短线交易者逢高减磅；而打懵空头，则在于价值投资，一旦股价凸显了投资价值，就有长线投资者吸纳。

炒股票，风物长宜放眼量。放眼世界，沪深股市三四倍的涨幅并非绝无仅有，在同期世界股市中也并非独占鳌头。

同时期，最“牛”的当属印尼股市，雅加达综合指数从2003年起涨到现在，已经涨了六七倍。此外，印度孟买的30种股票综合股价指数涨了超过5倍；欧洲市场上，奥地利股市也涨了近5倍。以上3国的股票，基本上是2003至2004年起涨。如果再向前追溯，还有更“牛”的市场：埃及CMA指数1998年时还只有326点，现在已冲到2700点；英国金融时报100指数13年前只有1000点，现在已接近了7000点。

但是，沪深股市显然又和海外市场有着明显的不同。海外市场的牛市基本上是慢牛，比如，印尼市场的牛市基本上以每一年半1倍的幅度上涨，这在所有用于参照的股市中已经是神速；而我们的市场速度却是一年涨1倍。

各国股市的行情变动速度都由其背后的基本经济因素决定，印度股指上涨的背景是执政党更替，经济政策发生变化；印尼则是最后一个走出亚洲金融危机的国家，股市的上升也有后起直追的理由。

沪深股市2年翻两番，同样的上涨速度，只有在和我们一样“赌性”十足的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的市场中找得到。香港的财经人士曾经把内地现在的经济状况与上世纪70年代的香港经济状况做对比，二者的相似之处在于都处于从制造为主的工业社会形态向以消费为主的后工业社会形态转型期。在内地，改革开放了28年，年轻一代的受教育水平远远高于上一代，他们的职业结构也从以打工为主转向以专业职位为主，从而带动收入增长，并由此产生了理财需求。如果以年均增长8%计算，内地人均收入将由2005年的8575元人民币上升到2025年的27177元人民币，中产阶级人数将进入高增长期，同期，消费占GDP 的百分比也将由2005年的37％上升到2025年的45％，从而完成工业社会向消费社会的转型。而一个由消费拉动的社会正是一个资产证券化的社会。

不妨看看香港上世纪70年代的市场。香港股市在1968年到1973年间曾有过异乎寻常的上涨，股指从不足100点飞速上升到1800点，上涨过程中几乎没有像样的调整。随后，由于石油危机和全球经济衰退，香港股价迅速下跌90%，市盈率跌了6.5倍。这次下跌也是香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此后，恒生指数震荡上升，而且一个上涨周期通常能持续10余年。

中国台湾的股市“快牛”更是一种极端状况。自有股票市场后直到1986年，台湾用了25年时间，才使加权指数越过了1000点。但此后，台湾股指便出现了全球罕见的加速屡创新高的大牛市行情。在不到9个月的时间里，指数跃上2000点，随后的2个月内，指数接连突破3000点和4000点。虽然1987年的全球股灾也同样重创台股，但在1988年6月，台指就迅速反弹，突破5000点大关，当年7月更是突破6000点，8月涨至8000点。几经起落，加权指数最终于1990年1月创出了12495点的历史最高点。此后，台湾股市才不甘心地迈入了漫漫熊途，至今没有突破。在那段近乎疯狂的日子里，台湾股市的日均交易量从牛市开始时的不足1000万美元飙升至最高时的56亿美元；单日最高成交量记录为76亿美元，是当时纽约交易所和东京交易所交易量的总和；活跃交易账户从牛市开始时的60万激增至460万，几乎每个家庭都在参与股市狂欢。

从“快牛”到“慢牛”的转换，绝非一个简单的问题。印度经济虽然没有我们的规模，甚至档次也次之，但其资本市场却远比我们开放，因而会出现类似成熟市场的走势。

而我们，尽管现在牛劲十足，也将不得不为走得太快付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