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宋代科举的义约现象

【摘要】从以上所举之例可以看出，所谓“义约”指的是士子们为了支助贫寒之人应试而结成具有经济互质的盟约。因为举子赴京应试需要一定的盘缠，在古代交通不发达的年代，这对部分贫困士子，...

[摘要]义约是宋代科举考试中为帮助贫寒士子解决应试盘缠而结成的民间经济互助组织，它是宋代科举平民化的产物。义约不仅具有支助士子应试的经济功能，同时也成为他们切磋举业的重要组织形式。

[关键词]科举　义约　文社　科举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9)04-0153-03

在有关宋代科举的史料中，经常出现“义约”一词，如：

岁戊午，相率以为约，取‘五百名中第一’之义，人五百金；取‘玉殿传金榜，君恩赐状头’诗为十籍。分敛而专聚，早计而预储，如京师者，可无桂玉虑，是约义矣。(《新昌义约序》)礼宾周制，续食汉法，士未尝为舂粮之谋。科举设，而待士之意衰。荐名春官，至有贫不能行者，亦有屡上而索其家者，远方皆病之。番江去武林余千里，岁当大比，相与裒金，俟同盟荐送之多寡，均以给费。(《楚泮荣登义约序》)

从以上所举之例可以看出，所谓“义约”指的是士子们为了支助贫寒之人应试而结成具有经济互质的盟约。因为举子赴京应试需要一定的盘缠，在古代交通不发达的年代，这对部分贫困士子，特别又是路途遥远之人来说，自是一笔不小的开销，甚至有人因此而“贫不能行”。为了消解他们的经济压力，每当省试之年，在民间自发地出现了扶助贫寒士子的义约，结约的目的即是为参加省试的士子提供经济上的援助。

据现有资料可知，义约最初产生于南宋，为理学家谢谔在江西所创。《衡州府图经志》云“贡士有义约，自良斋先生谢谬始行之。江西、衡距行都二千里而遥，士人之预计偕尤艰于聚粮。绍熙年中，邦人廖谦乃取清江之成约行之，进士徐经实其事。自是累举不废，愿与约者益众，士之贫者尤利焉。茶陵、安仁、耒阳、常宁各县有之。”按，谢谔，字昌国，号艮斋，临江军新喻(今江西新余)人，高宗绍兴二十七年(1157)进士。廖谦，字益仲，衡阳人，曾为吉水县尉。大概是廖谦在江西任职时，认为此法甚好，便在湖南加以实践。这种类似聚粮之法，为贫困士子进京赶考提供了经济保障，故能在茶陵、安仁、耒阳、常宁等地得以推广。所以，有人就把这种义约比作是作战时的粮赏：“试有约作胜气也，请以战喻。庚有粮，则将勇；军有赏，则士往。矧提文阵之五兵，鏖词场之大敌者乎?此义约之所以立也。高安旧有南宫义约，今年邓君仲翊主之，且于约外捐金，捷者人致其助意，嘉矣。是周瑜之兵，鲁肃又济之也。士气其百倍乎?拔帜而先登，吾知必皆吾高安之士矣。”(《高安义约序》)可以说，这种物质上的保障确实能带给士子切实的帮助和莫大的精神鼓舞。

故而，义约支助士子的组织形式便被很多地方吸收和借鉴。纵览宋人文集对义约的记载，以江西、浙江最为盛行，如右表：

与此相应的是，义约流行的浙江、江西，也是当时科举最为发达的地区。据学者统计，有宋一代，两浙地区共有进士9375人，位居首位；江西也高达5356人，排名第三。可见，这些地区科举人才的兴盛与义约的作用不无关系。但单是义约的经济功能似乎并不能成就士子们的学业，事实上，义约除了解决士子们经济上的难题，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功能就是他们以约为名共同学习举业。

义约实际上包含着两种组织形式：经济上类似于互助会，活动形式上则等同于当时的文社。方岳《题义约》诗对第二种义约描述道：“向来祁山赭如天，迩来祁山翠如碧。祁山草木皆精神，祁山人材方气魄。君不见癸丑诸贤奉亲策，武成殿前天咫尺。太微星动豹尾班，祁山人作龙头客。所以天留老子山之侧。为守云烟护山碧。山转碧兮人转奇，未许右科专此席。前头更有文状元，努力风鹏九霄翮。”从“亲策”、“文状元”等诗歌内容上看，很显然，这个义约是祁山士子为科举考试而结成的盟约。又，王义山《甲科义约序》云：

甲乙科，汉制也，进士歆羡之。国朝以甲乙分科，第自兴国八年始。衡之安仁、宜阳乡举进士者，以甲魁义约籍来访，约以甲魁名……士固荣于甲科也。东坡而乙科，齐贤而丙科，亦奚拘于甲科?明年皇帝御集英殿赐第一人及第，有自此籍中出者。

可见，士子们在即将赶赴省试之时，共同约定以登甲科为奋斗目标，并以此名约，也希冀自己能如约所愿高登甲科。此外，有些义约甚至直接以科举考试内容命名，如：“国初殿廷惟用赋，状元有至宰相者，赋功用如此也。吾瑞先达竹溪雷公(孝友)，亦以赋魁南宫位枢府，由是以声律鸣者愈众，摇锋词场赋为盛……是年，赋四人皆在约。明年，予侥幸偕约中人擢第，掌籍而试别头者亦第。赋四而第者三焉，亦可为盛矣。”(《词赋义约序》)诗赋在宋代科举考试中占有一定的比例，特别是皇帝在殿试时喜欢以赋试士(宋徽宗朝废诗赋改试箴)，使得士子们对赋更为重视。此序写于淳十二年(1252)，作者姚勉于次年(1253)以词赋擢廷对第一。可见，他们以义约为名义，形成类似辅导班的组织，相互交流、切磋词赋等科举考试内容。从姚勉殿试第一及别头试都有登第的情况来看，这个会约为他们的学业带来了极大的帮助。

义约在经济或学业上对士子的帮助，不管从其活动内容和组织形式，还是结约目的和帮扶对象看，都与科举有密切关系；实际上，其中就透露出宋代科举文化的重要特色，即科举的平民化和普及化。

宋代统治者极力提高知识分子的地位，重视寒俊子弟，这为士子们的结约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如雍熙二年(984)，“令考官亲戚别试。是年，亲试举人，初唱名赐第，赐梁颢以下一百七十馀人，诸科一百馀人。李、吕蒙正之子皆入等，上以势家不宜与孤寒竞进，罢之。左右言尚有遗材，复试又得洪湛等七十馀人，诸科三百馀人，并赐及第”。当孤寒士子与势家子弟发生冲突时，择优录取孤寒之士，并且对下第之人再次复试，以选拔更多的人才。统治者支持寒俊入仕的措施，无疑给予了中下层阶级莫大的鼓舞，使得更多的士子投身于科举之中。特别是当朝廷放宽了对考试条件的限制，淳化三年(992)三月，“国家开贡举之门，广搜罗之路，采其乡曲之誉，登于俊造之科……如工商、杂类人内有奇才异行，卓然不群者，亦许解送”，这就使得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工商阶级及其他阶层得以加入士的行列，并且取得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从而扩大了科举普及的范围。同时，朝廷每年录取的人数开始成倍增长，特别是真宗景德二年(1005)录取士子高达3049人，这是中国科举史上录取人数最多的一次。录取比例也相应提高，如太平兴国二年(977)，“是年诸道所发贡士，得五千二百馀人，赐第者共五百馀人，为十取其一”。录取人数的增多，意味着入围机遇的变大。这种相对开明的科举政策，为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们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大大激励了士子们的信心。于是，这就形成了“大郡至万余人，小郡亦不下数千人”的壮观考试景象，如太宗淳化三年(992)，考试人数达17300人，这应该是唐以来历次参考人数的最高数。

因此，很多贫寒之士开始纷纷走上科举之路，并逐步踏入仕途，为了能更好地实现登第的目标，士子们便相互结成地域性的义约，在经济上、学业上相互帮扶。事实上，义约这种组织形式所产生的效果比个人苦读更为明显，这从李昂英为龙山义约的题诗中略见一斑，“雕鹗联翻二十名，看看金榜是同盟。河南人面分明见，尽说龙头谶已成”。(《书龙头义约簿二首》)可见，在义约规范下的同盟组织在科举考试上起着积极作用。故而这种集经济帮扶与学业切磋功能为一体的义约，吸引了更多士子相互结约，俨然成为当时的一种社会风气，“然士方穷时，骤得一举，属有千里之役，无所取资，不得已，俯首屈意以为此之求……予至新淦，亲党曾君叔仁，出其所谓‘青云约’、‘魁星约’者，其为约，视他郡特有寓公助送之例，可以观是邦之风矣”。(《新淦曾叔仁义约籍序》)从这些多样的义约名称中可以看出，结约在当地似乎已经较为普遍。以“青云”、“魁星”等为约名，即寓有吉祥之意，也寄托了士子们争取在考场上一举登第的希望。

当然，义约的出现也受结社风气的影响。从士子们相互结约、结盟学习举业的行为及其开展的活动来看，这与当时的结社风尚似如出一辙。陈文蔚在《贺赵及卿黄定甫主宾联名登第》一诗中就提到了士子们结文社以攻读举业之事：“人杰须知本地灵，鹅峰挺拔湛溪清。新添九桂丛芳茂，帝发一枝花更荣。文社只今传盛事，宦途从此展修程。归耕愧我犹无地，仅有青山一笑迎。”从诗中所说内容可知，这里的“文社”指的是赵及卿、黄定甫、陈文蔚等人所结之社，赵及卿应该是该社之组织者，黄定甫、陈文蔚等则是成员，其活动当与切磋举业不无关系。由此可见，在结社风气成为一种社会风尚时，各地也纷纷仿照结社形式组成地域性的义约，同时也融进了与科举相关的内容，形成了宋代重要的科举文化现象。

明清时期也存在义约，但主要是指生活上的经济支助，其在科举方面的功能已被文社所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