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节目参与调解民间纠纷的规范化探讨

摘要：社会矛盾多元化和复杂化的背景下，人民调解制度获得大发展，随之兴起了开创式的电视节目参与民间纠纷调解的热潮，而电视调解节目背后存在组织机构、调解人员、调解效力、隐私保护等诸多问题亟待规范化，本文以人民调解法治化的目的进行研究提出问题和建议，以促进电视节目参与民间纠纷调解的规范化。

关键词：电视调解 法律效力 隐私权 法治 社会影响

一、栏目产生的社会大背景

（一）响应大调解，构建和谐社会

在党和政府充分重视社会治理的背景下，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指出：“要完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制度，建立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实现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有机结合，更多采用调解方法，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手段教育、协商、疏导等办法，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有着悠久历史的人民调解制度出现了新的发展，除单一的基层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之外，兴起了电视节目参与调解民间纠纷的热潮，通过充分挖掘、动员、整合社会资源，不断拓宽调解工作的社会参与面，吸纳更多的社会力量加入大调解工作，促使人民调解的参与主体逐渐走向多元开放，这已经成为大调解工作体系视野下人民调解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弥补人民调解缺陷，满足社会需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规定的调解民间纠纷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的现状：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设立的人民调解委员会依附的主体往往是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即居民村民委员会。在实践中村民委员会中设立的调解委员会通常只由一名委员兼管，而居民委员会中的调解工作也往往由普通的社区工作人员负责，人民调解员队伍的素质难以保证，难以达到法律明确要求人民调解员应当由公道正派，热心人民调解工作，并具有一定文化水平、政策水平和法律知识的成年公民担任。

居于长者地位的“老娘舅”们凭着丰富的社会经验和良好的道德品行在有深厚调解历史传统的中国一度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当今社会的城市化进程中，农村中德高望重的老人参与的道德调解的形式逐渐消失，城市中独生子女政策使“老娘舅”成为不可能，而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设立的调解委员会由于在体制、人员等方面的缺陷而缺乏群众信任基础，因而难以解决诸多本应当由其调解解决的社会问题，人民调解制度的现状无法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需求。人民调解一方面被赋予了更高的使命，使其在大调解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和谐社会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大调解也陷入了时展的困境当中，急需创新和发展。

“夫妻二人闹别扭，儿女不孝老人愁，邻里矛盾起纠纷，试试找个老娘舅！” 2009年4月13日，浙江民生休闲频道《钱塘老娘舅》作为一档全国首创民间纠纷当场摆平栏目正式亮相。节目沿袭传统文化对于老娘舅纠纷调解的尊重与认可取名为《钱塘老娘舅》，在实际调解过程中聘用了年龄较长的“老娘舅”作为专职调解人员为当事人提供公共老娘舅，以一种创新的调解模式完善人民调解制度，满足现实存在的调解需求。

二、电视调解存在的相关问题

（一）组织机构问题

《钱塘老娘舅》作为浙江电视台民生休闲频道开办一个电视调解栏目，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正式法律上的调解主体资格，它不属于人民调解委员会，而节目中参与调解的老娘舅也就不是法律上的人民调解员。作为自发开办的电视调解栏目，其与被调解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分配、责任风险承担没有任何协议保障，很难避免纠纷的产生。

我们从其他省份的实践中可以看到，随着电视节目参与民间调解的发展，各地纷纷在电视台内部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赋予其节目中的调解人员以人民调解员的合法身份。尽管如此，全国各地各级电视台开办调解栏目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现存的为数不少的特殊调解委员会的性质仍需法律进一步地明确，而不适宜一律由各级司法行政部门直接管理。仅根据《人民调解法》的相关规定：“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企事业单位根据需要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很难保证所指的根据“需要”未被各个电台错误地理解成为了单位自身（收视率）需要，而非为化解社会矛盾、服务社会的需要。

（二）道德调解和公众监督问题

《钱塘老娘舅》栏目采用的是一种道德调解，调解人员在调解过程中所依据的是传统伦理道德。老娘舅们广为流传的调解名言可以佐证：“你们毕竟是两兄弟，是一根树上的两个瓜。分房子不是分豆腐，多了好切一块的，你说对不对？钱是身外之物，眼睛一闭，两腿一伸，什么都完了。为什么两兄弟要当敌人？”——东阳兄弟继承纠纷调解；“爹妈年纪那么大了，活一天是一天，这个电视拍了，你们两个儿子，要不要脸的？养爹妈不是做生意，养爹妈是应尽的义务。”——兄弟赡养父母纠纷调解。采用道德标准调解体现了对传统善恶是非观、亲情婚姻观念的继承，也是民间调解特色之一，因而这个栏目很受因家庭、邻里矛盾而产生纠纷的观众的欢迎。

当道德的约束力不足时，为了达到栏目民间纠纷当场摆平的要求，尤其是双方当事人难以达成合意，或是一方坚持难以和解时，电视节目带来的公众监督、人情脸面此时就发挥巨大作用，在镜头前表现出弱势的一方往往受到超出一般的保护和同情，相对另一方方则背负道德和舆论双重压力，或是放大道德伦理的倾向性促使强势一方妥协，或是使当事人迫于压力下就只能老娘舅和电视观众面子表面和解。

（三）当事人隐私保护问题

电视台是赢利性机构，本能地追求高收视率。各种类型的纠纷当事人的隐私不可避免地被默许使用，在当场调解的过程中地会被剖析出配偶不贞、子女不孝、家庭暴力、公德败坏、人格扭曲等相当隐私甚至不适于在社会上传播的折射人性恶劣阴暗面的内容。往往当事人即使设想了隐私透露限度，也会因为现场调解主导权在电视栏目组手中，难以预测和控制调解情势走向，甚至很多坚决不愿透露的个人隐私会被暗中诱导至默认公开。中国社会自古有家丑不可外扬的规矩，如果本应属于私事的矛盾纠纷这样大面积地出现在电视节目当中，必然更激起了众人对他人隐私的窥探和非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