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惧怕电子时代

不会有人想到，口袋里的iPhone、背包中的智能手机、汽车上的平板电脑会令五角大楼紧张不安，那里的高级研究人员称这些设备将危害国家安全。这听起来如同玩笑的说法却得到了美国国防部的证实。

Wired杂志的Noah Schachtman引述了Kaigham Gabriel的评论，这位美国国防部先进研究项目局（DARPA）副局长，在不久前举行的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说：“商业消费电子产品制造了不安全的因素，它们具有的传感器、计算、成像和通信能力，在15年前，都是军事系统独占的领域。”他后来补充道：“在波形复杂性和载波频率这两个方面，对手已经超越了我们系统目前的能力。”

这段话翻译成人们所能理解的说法就是，DARPA忧虑的是，他们不再能追踪人们手中iPhone发送的所有信号了，而这些信号很有可能被、不友好的政权，以及国家的其他敌人利用来计划袭击，不管这一袭击是针对现实世界还是网络。

其实，五角大楼一直困惑于如何保卫美国免受网络攻击。因为他们不能确定你仅仅是一名普通的iPhone用户，还是匿名组织的狡猾头目，而后者能够利用你的电脑轻点几下，就关闭整个国家的电网。这听起来更像令人恐怖的但却不太可能实现的假想，但五角大楼却不这样认为。

电子阅读器是威胁

显然，因为信息技术飞速发展而感到威胁的，绝不仅仅是五角大楼。美国小说家兼散文作家乔纳森•弗兰岑，在不久前的卡塔赫纳•海文学节上说，电子阅读器威胁到了印刷作品中所承载的永恒感，而这种永恒感的缺失，终会证明电子阅读器“与司法体系和自治制度不协调”。

早在20世纪初，英国左翼作家乔治•奥威尔担心强权会控制书籍，从而达到毁灭文化的可怕后果；而英国著名博物学家托马斯•赫胥黎担心的则是某种温和而微笑着的势力会渐渐麻痹人们的思维，从而摧毁文化建构。如今，人们认为进入电子时代的美国已然陷入了第二种可怕的推论。反思中国，当权者似乎更倾向于相信乔治•奥威尔的预测，然而，严密的审查制度以及对媒介的控制性，却间接鼓动了娱乐化的一路高歌，人们生活在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思维方式被改造得简单、冷漠、否认历史，并且专注力下降，文化灭亡的命运似乎在劫难逃！

然而，很多人对此不以为然，有人反驳道，如果印刷作品中的文字才是民主价值的守护者，那么为什么德国在1439年，当一位名为约翰内斯•谷登堡的金匠发明了活字印刷之后将近五百年时，陷入了集权主义者的魔掌，在他们眼中，无论是书籍，还是书籍中的知识，只用几把篝火就能压制住。纸上的油墨开始和画布上的油漆一样，不再是善政的保证者。

因此，或许需要重新理解一下，弗兰岑真正抱怨的是，人们使用电子阅读器时，或许不能做到和作者一样，足够认真严谨地对待文本。也的确有一群人对此观点十分认同，他们甚至会排斥互联网的接入。与很多人一样，弗兰岑相信，我们已成为肤浅的读者，关注著作深层意义的能力有所降低，甚至更糟。

不过，关于注意力不足的说法尚未得到证明，但显而易见的是，我们仍拥有选择的权利，或者选屏幕或者选印刷版，而这一现象仍将持续下去。人们总是能从阅读印刷作品中获得乐趣，在段落中做标记，数数还有多少页就能读完这一章或者这本书；把书借给朋友或送给朋友；从书架上再次取下这本书时，清楚地记得第一次阅读时的感受；周围书香缭绕，您的品位爱好、阅读历史都历历在目。

有趣的“被进化”

自然，没有人会再用狄更斯时代读者的方式阅读了，然而这不是因为缺少注意力，而是因为缺少时间。事实上，人们每年的阅读量和写作量都增加了。比如，在过去三十年中，我们大脑处理的信息量增加到了三倍，每年大约增加6%。一位办公人员平均每年处理2万封电子邮件；一位美国青少年每月发送和接收大约3339条短信；而推特每周的发帖量大约10亿篇。试想，与所有这一切相关的阅读量和写作量有多大。

所以，事实就是这样，严肃作品，如乔纳森•弗兰岑的《自由》或《纠正》，无论是印刷版还是屏幕版，都要面对我们这一时代的竞争。但是，如果一本书质量很高，无疑便会赢得与弗兰岑作品一样的关注和反应。

然而，正如复杂的科技类书刊的销售情况所证明的那样，这并不能解释为，我们已无法维持持续的注意力，这一观点根本经不住推敲。而且从一定程度上说，网络极大地增强了群体智慧,我们能获得更及时的信息，变得更加敏锐，能够比20年前更快地领悟事情的要点。

具备了这样强大的可以随时调用的大脑，人类的智慧正在进化，这意味着，作家和他们的作品也会进化。电子书就是进化的一部分，作家们应该抓住这一机遇，摈弃一切固执的自我意识，探索如何使用iPad创作。还有一点，“被进化”也很有乐趣。

如果狄更斯活在当代，或许也会写博文，间或发发推特，他会架设文学站点，发掘一些自己的老作品，重新包装成电子书。狄更斯对于很多他的出版商都感到厌恶，认为他们懒惰，是只会偷窃的寄生虫，如果他有机会享受今天的便捷，体验作者和读者之间无障碍的联系，他肯定会欣喜若狂。

退一步讲，即便承认现代人对于伟大的艺术作品已无法像过去一样倾注必要的注意力，我们也不应忘记，出版商和文学界之所以害怕出版革命，除了对于文学的营养性的关切外，主要是影响力的缺失和收入的降低。

雨读根据《大西洋月刊》、《卫报》、豆瓣网综合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