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妨碍存量改革(下)

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体制是为了克服重工业企业自生能力的难题，在资金稀缺的发展环境中建立起的一个完整的重工业体系。从这点来说，传统计划体制是成功的，作为一个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能试爆原子弹，70年代就能卫星上天。但是为此目标我国也付出许多代价，集中表现在工人、农民积极性低、产业结构失衡、效率低下。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对传统体制的许多改革，确实如批评者所讲的，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仅关注于国有企业缺乏自、政企不分的表面现象，而没有深入到传统体制形成的逻辑出发点――国有企业的自生能力的问题去改革。许多大型国有企业所在的行业仍然是不符合我国的比较优势，在开放、竞争的市场当中，即使有正常的管理水平，这些大型的国有企业也无法获得市场上可以接受的预期利润率的根本事实仍然没有改变。

除了国有企业原有的自生能力问题没有解决之外，放权让利的改革过程当中，还给国有企业新增加了另外一种社会性负担。在1979年改革之前，每年国家的投资集中在重工业，创造的就业机会不多，可是国家负有给城市劳动力安排就业的责任，因此，经常一个工作岗位安排三个劳动力去做；同时，在低工资制度下，工人的工资收入只够当前的消费，退休后，则成为企业的退休职工和在岗的工人一样领工资。改革之前，国有企业实行的是统收统支制度，企业所有的收入都上交给国家财政，企业的所有开支都由国家财政拨款，所以，冗员、老职工等都是由国家财政养的，对企业来讲并没有负担问题。可是从1979年开始推行利润留成之后，养企业冗员和老工人的开支逐渐由国有企业背负起来，和新建的企业比起来，这些开支就变成了国有企业为了维持社会稳定而承受的额外负担。在《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一书中，我将由自生能力问题的显性化而形成的负担称之为战略性负担，战略型负担与社会性负担合起来，我统称之为政策性负担。

如果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问题不解决，所有关于国有企业的改革措施都不会有效，即使私有化也不能解决问题。这是因为大型企业必然是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在两权分离的情况下必然会有激励不相容和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如果有政策性负担就会有政策性亏损，政策性亏损的责任在于政府，政府就必须给予有政策性负担的企业政策性优惠和补贴。可是，在信息不对称的状况之下，政府难于分清政策性亏损和经营性亏损，企业就会把任何亏损都说成是由于政策性负担引起，而政府既然无法区别政策性亏损和经营性亏损就只好把所有亏损责任都背负起来，形成了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在企业的预算无法硬化的情况之下，任何给予企业更多自的公司治理或是产权结构改革都是对改革前剥夺企业人财物产供销自的“次优”制度安排的背离，从国家作为所有者来说只会是更糟糕而不会是更好。只要是存在政策性负担，而国家又不能让企业破产，即使是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国家对企业的亏损还是负有责任，而且，私有化了以后，企业向国家要优惠、要补贴的积极性会更高，国家要为此付出的代价也就会更大。从世界银行对苏联、东欧原国有企业私有化以后情况的研究结果支持了上述推断。四大国有银行商业化和利率市场化的改革推行不下去的原因也在于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这是因为从1983年推行“拨改贷”的改革以后，给国有企业政策性补贴的手段从无息的财政拨款改为低息的银行贷款。只要国有企业还有政策性负担，而政府又只能靠银行的低息贷款给它补贴，银行商业化、利率市场化的改革就不可能真正落实。

我国上海、深圳股票市场的问题也根源于国有企业的自生能力问题。国有企业上市之前，虽然有不少是经过改组，把冗员和养老等社会性负担剥离了，但是由于资金密集度太高所造成的自生能力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即然一个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不能获得市场上投资者可以接受的利润率是先天存在的问题，设立公司董、监事会等公司治理的改革也就不能改变这个先天的事实，而且，即然无法从经营中获得市场上可以接受的利润率，投资者也就不能从长期持有股票中获得满意的回报，所谓“炒股炒成股东”被认为是“三大傻”之一的道理即在此。既然不能由长期持股获得满意的回报，散户就只能靠短期股票价格涨跌的投机来赚钱。引进机构投资者以后，并没有改变国有企业缺乏自生能力的事实，机构投资者同样也只能靠短期股票价格的涨跌来获利。所不同的是，机构投资者可动员的资金多，不会像散户那样只能被动地靠价格的涨跌来投机，在监管不严的地方，机构投资者就会主动做庄操纵股票价格来获利，而使股市的问题更为严重。

同样的道理，在国有企业的生存靠银行低息的贷款和市场的垄断等政策性补贴和优惠来保证的情况下，要给民营经济在资金融通和市场准入上公平的待遇的政策也就难以真正到位。的情形也根源于国有企业政策性负担。为了补贴、保护国有企业，政府必须对价格、市场准入进行干预，这些干预就给予政府官员许多利用手中权力来寻租的机会，的情形也就会屡禁不止。在国有企业必须靠政府的政策性优惠和补贴来生存，或是可以不断跟政府要政策性优惠和补贴的情况下，政企是不可能完全分离的。不分离的责任不仅在于政府，也在于企业，这是因为只有在政企不分的情况下，企业才能不断向政府要补贴、要优惠；而在政府必须不断给企业优惠、补贴时，政府也不可能不干预企业的经营和决策。

最近，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钱颖一教授写了一篇在国内被广为引用的文章，他把市场经济分为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好是坏其实内生于这个经济中的主要企业是否有自生能力的问题，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想去优先发展不具比较优势的产业，这个产业中的企业就不具自生能力，国家为了保护、补贴这类企业必然要对经济进行很多干预。干预的结果是贪污、腐败、寻租、裙带关系盛行，也就成了钱颖一所描述的坏的市场经济。怎样才会有好的市场经济？在市场当中存在的企业如果都是有自生能力的，不需要政府来扶持、补贴的，这样就不必对经济进行不必要的扭曲和干预，这样的市场经济也就会是好的市场经济。

根本出路在于“消负”

如前所述，只要国有企业还存在自生能力的问题和社会性负担的问题，国家就负有补贴、优惠的责任。而且，目前国有企业还雇佣城市里面近50%的劳动力，拥有全国近60%的固定资产，国家也不可能让没有自生能力的国有企业大量破产。如果不先提高国有企业的自生能力、消除国有企业的社会性负担，即便推行私有化，这种在存量改革上的各种问题依然会存在。上述问题看起来很难，其实只要认识到问题的根源所在也就不难对症下药。

关于社会性负担的问题无非是冗员下岗和设立独立于企业的老工人的社会保障，把这些负担从国有企业剥离出来，不要让这些负担成为国有企业向国家要补贴要优惠的借口。目前国有企业为养冗员和老工人所发的钱最终都是国家的钱，其实把这些负担从企业剥离出来由国家自己来管，所要发的钱顶多就是现在这么多。而且，现在企业可以以此为借口，把各种亏损都说是由这些负担造成，向国家多要钱，如果国家自己来管，有可能发得更节约。

至于国有企业自生能力的问题，可以分成几种状况来处理：如果一个国有企业所生产的产品是国家在国防安全上绝对不可或缺的，这个企业就只能由国家财政包起来，这在任何国家都是一样。如果，一个国有企业的产品不再是在国防安全上非常敏感的，而这个国有企业所提供的产品有很大的国内市场，可以采取用市场换资金的方式跟资金比较丰富的外国企业合资，或是直接到国外的资本市场上市，这样资金成本降低了，企业没有自生能力的问题也就克服了。另外，如果一个国有企业的产品没有很大的国内市场，提高其自生能力的办法就只能是利用国有企业在工程、设计上的人力资本优势，转行生产一种符合我国比较优势、又有很大国内市场的产品。

国有企业的社会性负担剥离、自生能力提高以后，政府不再负有给国有企业提供政策性优惠和政策性补贴的责任，银行才有可能商业化、利率才能真正市场化。企业有自生能力，只要正常经营就可以获得市场上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率，股民和机构投资者才会真正关心企业的经营管理，才会长期持有股票，投机和庄家操纵的问题才能根除。在没有政策性负担的情况下，企业经营好坏的责任落于企业自身，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才有意义。最后，如果政府不再负有给与某类企业各种优惠和补贴的责任，政府就不需要干预市场运作，这样才会有好的市场经济，给民营企业公平待遇的政策才会实现。

存量改革绕不过去的深层次问题是国有企业的自生能力问题。但是自生能力的问题所以出现，是因为政府想在资金稀缺的条件下，靠国内自己的力量去优先发展不具比较优势的资金密集型产业，如果这种战略思想不转变，国有企业的改革就不可能彻底；甚至可能创造出新一批不具自生能力的国有或非国有企业。所以，改革的最深层次的问题是发展战略思想的转变，只有采取按我国的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的战略，国有企业的改革才能最终完成，我国也才会有透明的、没有寻租、没有腐败、没有政府不当干预、扭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