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说生活中的常用避讳语

所谓避讳，通常有两种。一是狭义的避讳，即：“封建时代为了维护等级制度的尊严，说话写文章时遇到君主或尊亲的名字，都不直接说出或写出，叫做避讳。”一是广义的避讳：“就是在口头或书面语言中，因避免触犯某种忌讳而改字换词，或变个说法的现象。”这种避讳，是中国特有的一种历史和文化现象。在长达数千年的封建时代里，人物姓名的避讳是臣民不可不懂的一门政治学问、不能不遵从的一项政治法规。由此，避讳还衍化出不少幽默故事，平添了一些笑料。

据记载，宋代有个叫田登的人做了州官，由于他名字的“登”与“灯”谐音，为避其名讳，他不许身边的人在谈话时说到任何一个与“登”同音的字。全州的老百姓也只好称“灯”为“火”，“点灯”也只能叫“点火”。这一年，元宵节即将来临。按照以往惯例，元宵节里都要燃放灯火、点上花灯表示庆贺。官府放灯，民间观灯、赏灯，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节俗。为此，官府衙门要提前张贴通知安民告示，让老百姓到时候前来观赏。这可愁煞了写告示的人，绞尽一番脑汁之后，写告示的人决定按照平时的惯例，把“灯”字改为“火”字。于是，全城百姓读到了这样一则布告：元宵节里“本州依例，放火三日”。看到告示之后，百姓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等到大家最后明白此事原委之后，个个啼笑皆非。人们不仅讥讽田登是个“放火州官”，还针对布告发出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怨言。这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一成语的由来。

后来“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成为人们嘲讽与抨击那些欺压百姓、为非作歹的当权者的经典佳句，并且一直流传至今。

一

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接触的与避讳相关的语言现象也较多。例如，汉高祖名“邦”，由于避讳，不仅在口头说话或书面写作时，该用“邦”时，都改用“国”，而且对那些早已定型的文献，也要加以改动。比如，《论语・微子》“何必去父母之邦”，汉石经残碑就改作“何必去父母之国”。如今同义连词“邦国”就由此而来。汉高祖的吕后名“雉”，当时的文书，凡是遇到了“雉”字，就一律改成与“雉”同义的“野鸡”。汉文帝名刘恒，因为“恒”与“常”同义，于是把“恒山”改为“常山”把“娥”改为“嫦娥”。汉武帝名刘“彻”，当时有一个很负盛名的辩士名叫蒯彻，为了要与刘彻避讳，史书上只好将蒯彻的“彻”字改为与“彻”同义的“通”字，称为蒯通。

避讳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对汉语词汇的变化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生活中许多常用的词语都与避讳现象有着密切的联系。从上文的例子可以看出，避讳是同义词的替换使用以及同义连词产生的重要因素。

这种现象在现在的许多方言中依然存在。一次跟朋友吃饭时，朋友说：“把鱼颠个身。”根据当时的语境，他的意思是把鱼翻个身。那么为什么他要把“翻”说成“颠”？问他，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只说他们家乡的人都这样说。借助《汉语方言大词典》，原来“颠”其中有一个义项为“翻；翻转。”现在上海崇明地区仍有“颠跟斗”的说法。通过工具书的查阅，我们不难发现，使用这个义项的地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地势临水。这样我们就可以推断，当初说“颠”的人大多是渔民。他们在行船过程中为了保证平安，非常忌讳说“翻”，因此用“颠”来替换“翻”。其实颠翻同义连用的例子早已有之，比如《水浒传》第二十六回就有“武松一交颠翻在席子上坐地，寻思是梦非梦”的句子。

二

我们生活中许多常见事物的名称也与避讳有关。每年元宵节都要吃的元宵，许多地方称之为“汤圆”。为何会有这样的说法？当年袁世凯搞了帝制复辟以后，大肆实行避讳。北京煤铺墙上原有的“元煤”二字，都一概涂掉，因为“元煤”与“袁没”谐音。“元煤”容易误解成“袁世凯没了”。以此类推，“元宵”也得改成“汤圆”，因为“元宵”与“袁消”谐音。把“元宵”称作“汤圆”这种习俗，现在仍在许多地方流行。

我们所见的黄瓜大多是绿色的，为什么在称呼这种蔬菜时不用“绿瓜”而用“黄瓜”？根据书籍记载，我们平时所说的黄瓜来自西域。黄瓜本称‘胡瓜’。以“胡”构成的词，大多表示来自北方或西北少数民族的事物。比如，“胡人”“胡笳”“胡琴”等。李时珍《本草纲目・菜二・胡瓜》说：“张骞使西域得种，故名胡瓜。”杜宝《拾遗录》云：“隋大业四年避讳，改胡瓜为黄瓜。”

从上面的材料我们可以发现，因为避讳的原因，要改“胡瓜”为“黄瓜”。为何能将“胡瓜”改为“黄瓜”？“黄”与“胡”有着怎样的关系？

我们知道，避讳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改用同义字或同音字；（二）加减字的笔画；（三）换成同义词或近义词；（四）以“某”或“囗”回避；（五）以近音代读。根据《唐五代西北方音》研究，“胡”和“黄”语音较为接近，今天晋陕地区的许多地方“黄”“胡”二字读音依然很接近。除此之外，“黄”与“胡”意义也有一定的关系。根据《汉语大词典》的解释，“胡”有“大”的意思，如“胡蒜”“胡蝇”等。《本草纲目・菜一・蒜》：“胡国有蒜，十子一株，名曰胡蒜，俗谓之大蒜是矣。”宋沈括《梦溪笔谈・杂志一》：“闽人谓大蝇为胡螓，亦螓之类也。”而“黄”也有“大”义。“黄鹄、黄天”等词中，“黄”带有“大”的意义。在现今西北方言中，仍将“大豆”称为“黄豆”。由于语音与意义的相关性，因此用“黄瓜”来称“胡瓜”。

再如，“马桶”一词。为什么人坐的桶要叫马桶？追溯马桶的历史，得从汉朝说起。《西京杂记》上说，汉朝宫廷用玉制成“虎子”，由皇帝的侍从人员拿着，以备皇上随时方便。这种“虎子”，就是后人称作便器、便壶的专门用具，也是马桶的前身。关于“虎子”的发明有这样一种说法：相传西汉时“飞将军”李广射死卧虎，让人铸成虎形的铜质溺具，把小便解在里面，表示对猛虎的蔑视，这就是“虎子”得名的由来。可是到了唐朝，皇帝先人中有叫“李虎”的，便将这大不敬的名词改为“兽子”或“马子”，再往后俗称“马桶”和“尿盆”。这中间还有一个笑话，宋太祖赵匡胤平定四川，将后蜀皇宫里的器物全运回汴京，发现其中有一个镶满玛瑙翡翠的盆子，欢喜得不得了，差点儿用来盛酒喝。稍后召来蜀主盂昶的宠妃花蕊夫人，花蕊夫人一见这东西被大宋天子供在几案上，忙说这是蜀主盂昶的尿盆啊！惊得赵匡胤怪叫：“使用这种尿盆，哪有不亡国的道理？”马上将这宝贝击碎。

明确这些常用词语产生的原因，我们可以从某个方面了解不同时代避讳的特点，从而逐步了解中华民族的社会文化心理。生活中常用词语的表象与背后也许正如《史记》所说的那样：“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