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法规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国外研究综述

摘要：环境法规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综述主要包括以下四个问题：环境法规是否会削弱一国产业的竞争力，环境法规是否会引起污染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各国不同的环境法规严厉程度是否会引起“生态倾销”以及环境法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协调。文章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发现：环境法规虽然会对国际贸易的各方面产生负面影响，但是没有得到实证研究的支持。

关键词：环境法规；比较优势；产业漂移；污染避难所；向底线赛跑

中图分类号：F7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09)03-0071-05　收稿日期：2008-11-03

随者全球经济的发展，世界上出现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比如气候变化、臭氧层空洞、森林植被减少以及生物多样性较少等。为此，世界各国达成了一系列的环境条约，如蒙特利尔条约(1987)，旨在缓解臭氧层变化；巴塞尔公约(1991)，旨在控制污染物的跨国移动；京都议定书(1997)，旨在缓解全球的气候变化问题。为了保证环境条约的实施，政府制定了许多环境法规，并且借助于贸易政策来促进环境法规的实施。所以，随着贸易壁垒的削减，环境法规已经成为限制自由贸易的重要因素。传统的经济学家已经提出，环境法规的实施不利于自由贸易的发展和经济增长。比如Panayotou(1999)指出，许多国家制定环境法规的目的并不是环境保护，而是进行贸易保护；Frankel(2002)指出，环境法规不但不会提高环境质量，而且还会造成贸易额和国民收入的低速增长。

一、环境法规对比较优势的影响

比较优势理论的主要内容是，随着贸易自由化，一国会专业化生产和出口其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比较优势来自于要素禀赋或者其他因素。在理论模型中，除了劳动力和资本以外，环境经常被认为是生产的第三要素。如果一国在污染密集型商品的生产上有比较优势，那么就说明该国有相对丰富的环境要素禀赋。环境法规会把污染控制和消除成本强加给生产者，所以相对于实施环境法规的国家，无环境法规的国家不需要支付额外的环境成本，从而获得了价格优势，并且专业化生产污染密集型商品。

(一)理论研究根据Richard理论，产品的相对价格决定两国之间贸易模式和比较优势。如果一国因为采取严厉的环境法规而使相关产业的生产成本增加，那么两国之间污染密集型产品的相对价格就会发生改变，进而引起两国间贸易模式比较优势的改变。基于这个理论，经济学家做了很多研究。

Siebert(1977)构造了一个两种产品的开放经济模型。在这个模型中，污染是副产品，产品的相对价格是污染物排放税的函数。通过比较静态分析，Siebert指出，产品的相对价格不仅依赖于产业的边际生产力水平，也依赖于产业的污染倾向、污染物对社会造成的损害和对污染物征收的排放税。Baumol和Oates(1989)构造了两个国家相同产品的模型，即两个国家(A国和B国)生产相同的产品。Banmol和Oates认为，在局部均衡条件下，如果A国不采取环境保护措施而B国采取，那么A国的比较优势就会扩大，B国的比较优势就会缩小。Brock和Evans(1986)、Waller和Whitehead(1996)与Rhoades(1985)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环境法规还制定了许多新的技术标准，进而产生的技术革新成本会进一步影响产业的比较优势。Carraro和Siniscalco(1992)分析了环境法规规定的新技术对污染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造成的影响。他们假设，在东道国采取强制的技术标准之前，国内产品在世界市场上自由贸易，所有的国家都拥有相同的技术；技术进步会增加产品的边际成本。基于以上的假设，Carraro和Siniscalco指出，在当前的国际竞争下，技术标准将会降低污染产业的竞争力。

除了环境标准约束以外，政策制定者也把明确产权作为可选的环境法规来阻止环境恶化。Chichilnisky(1994)使用一个北南模型来研究国际贸易与产权之间的关系。在这个模型中，两个地区有相同的技术、资本和参数选择，不同的产权法律。Chichilnisl(v指出，由于南方没有制定产权保护法规，两个地区之间的自由贸易加剧了南方环境资源的过度使用，丧失了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她认为，在开放的经济体中，最有效的保护环境的方式应该是产权保护。

国际学术界也有许多学者认为环境法规会对比较优势产生积极影响。比如Porter(1991)，Porter和van den Linde(1995)提出了“波特假说”，他们认为严厉的环境法规会促使技术和管理创新，从而提高企业的生产力和国际竞争力，并且能够得到环境和经济的双重利益。Eliste和Frederiksson(1998b)为“波特假说”提供了理论支持。他们的研究发现，由于税收和补贴政策的改变，环境质量的提高可能会同时导致出口的增加和进口的减少，产业竞争力会上升。Frankel(2002)指出，如果将来世界商品生产都倾向于环境友好型产品，那么首先进行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的国家将会在未来的全球竞争中获得比较优势。Slater和Angel(2000)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二)实证研究环境法规会对比较优势产生影响，但是现在并没有一个被广泛接受的指标来衡量这种效应，实证研究使用的方法也多种多样，很多分析都集中在微观水平，特别是个体产业。

Ugelow(1982)综述了20世纪70年代的10个实证案例。美国商务部研究发现，环境法规对美国短期的贸易模式和比较优势只有很小的影响；Walter(1982)和Robinson(1998)却认为环境法规对国际贸易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环境成本每增加1％，就会使美国的贸易均衡值减少65亿美元；OECD的宏观估计也支持Walter和Robinson的结论。Ugelow指出，这些研究并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虽然很难去比较各种各样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表明了环境法规会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远没有预期的那么大。

Kalt(1988)研究发现，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美国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随着环境标准的不断提高而逐步丧失。Robinson(1998)检验了环境法规对美国污染产业国际竞争力产生的影响，指出环境法规降低了美国污染密集型产业中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从而导致贸易模式的转变――进口污染密集型的商品。

在确定了环境法规会对污染产业的比较优势产生影响之后，许多学者做了后续研究，主要的研究方向转向了环境法规的松弛程度与污染产业出口量之间的关系。Toby(1990)首先使用(HOV)模型来检验环境法规的松弛程度与污染产业的出口是否存在线性相关关系。研究结果显示：环境规则的严厉程度和污染产业的出口量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线性关系，传统的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对贸易格局的影响

更大。Sartzetakis和Constantatos(1995)以及Wang(2001)的研究发现，一国的环境法规会影响其厂商国际竞争力影响，并且国际竞争力的高低不仅与环境管制措施的松弛程度有关，而且还取决于环境管制的形式。

二、环境法规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

环境法规对国际贸易影响第二个方面就是外商直接投资的转移，这涉及两个问题：松驰环境法规的国家能否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发展中国家是否会成为发达国家的“污染避难所”。

(一)理论研究Siebert(1992)指出，比较优势的变化暗含了潜在贸易流、投资流和区位优势的变化。Copeland和Taylor(1995b)认为，在特定环境下，污染密集型产业会转移到环境法规较松弛的国家。所以。在开放经济中，环境法规不仅会对比较优势产生静态影响，还会对资本流动产生动态影响――污染密集型产业在世界范围内的再分配。这个学说被称为“产业漂移假说”。而发展中国家为了吸引海外投资，一般会采取温和的或者中性的环境法规。所以，发展中国家一般会成为发达国家的“污染避难所”。

McGuire(1982)基于HOV的2X2模型，研究了由于环境法规引发的资本跨国流动。他把环境要素作为污染产业的生产投入要素，并使用环境要素边际生产力(MPEE)来衡量环境法规的严厉程度。研究结论表明，对于相同的劳动和资本投入，环境法规会降低污染产业的产出。因此，在严厉的环境法规下，如果商品的价格比率不变，资本将会在各个产业内重新分配。Rybczynski(1995)指出，在开放经济体中，假如外国的环境法规较松弛，东道国的污染产业将会转移到外国，直到其产量为0。

此外，环境法规对跨国公司的选址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Markusen、Morey和Olewiler(1993)拓展了两个国家两个企业(2x2)模型，揭示了环境法规对于公司选址的影响。他们指出，如果一国单边征收烟尘排放税，当税收超过某一点时，工厂的数量会减少，企业也会离开。Markusen(1997)使用了两个相似国家之间的垄断贸易模型，表明严厉的环境法规会使跨国公司既不会增加产量，也不会寻找新的投资地点。Kanbur et al.(1995)和Andonova(2003)研究指出，除非企业会得到额外的优惠政策，否则企业基本上不会在高污染控制成本的国家建厂。但是也有部分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Repetto(1995)指出，发达国家倾向于出口他们的“污染”产业，但只是在发达国家相互之间转移，并没有把污染产业转移到环境管制较松弛的发展中国家。Eskeland和Harrison(2003)，Grether和de Melo(2003)都没有得到有力的证据表明，跨国公司会把污染产业转移到有“污染避难所”之称的发展中国家。

(二)实证研究产业漂移假说产生了许多实证研究，包括Walter(1982)，Leonard和Duerksen(1980)，Pearson(1987)，Leonard(1988)，Lucas,Wheeler和Hettige(1992)，还有Low和Yeates(1992)。

Low和Yeates发现，污染密集型产业在全球总出口中所占的份额从1965年的18.9％下降到了1988年的15.7％。对于所有的工业化国家而言，污染密集型产业占其总出口的份额也是下降的，从1966年的20.4％下降到了1988年的15.9％。全球范围内污染密集型产业的规模在缩小。但是在1986年，发展中国家污染产业RCA指数大于1的国家有6个，1988年就上升到了12个，通过比较以上两组数据，Low和Yeates得出结论，工业化国家的环境法规促使污染产业从发达国家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

Lucas，Hettige和Wheeler(1992)检验了OECD国家的环境政策是否会促使污染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作者用两个回归模型进行检验。第一个模型：用污染物的排放密度对单位资本的GDP贡献和时间趋势做回归。第二个模型：用污染物排放密度的增长率对单位资本的GDP增长率和经济结构做回归。结果显示：在相对封闭的经济体中，污染密集型产业发展地更快。但是他并没有把这个结果与“产业漂移假说”相联系。

从上述的研究可以看出，存在支持“污染避难所”假说的证据。同样，也有很多的实证研究并没有得出环境法规与污染产业转移之间的相关关系。Leonard和Duerksen(1980)通过分析投资和贸易数据，发现美国在发展中国家投资额的增长率低于其全部投资的增长率，指出污染密集型产品的进口增长率也低于其他类型产品的进口增长率。

Grossman和Krueger(1991)估计了美国产业的污染消除成本对美国――墨西哥贸易模式的影响。结果显示，污染消除成本的统计结果并不显著，这表明墨西哥松弛的环境政策对两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流的影响不大。

虽然学者们做了很多的实证研究，但是只有很少的证据支持“污染避难所”假说。同时也很少有证据证明，发达国家进行对外投资的动机是为了逃避严厉的环境法规。

三、国际贸易对环境标准的影响

环境保护主义者认为，贸易自由化带来了商品的生产、消费和运输的扩张，同时也引起了环境的进一步恶化。Sturm和LHph(2002)指出，贸易自由化使政府更加注重本国在全球市场上所占的市场份额，而忽视本国的环境保护问题。Dua和Esty(1997)指出，伴随着全球贸易自由化，各国会降低自己的环境标准以维持或增强竞争力，出现环境标准“向底线赛跑”的现象，进一步发生生态倾销。Frankel(2002)指出，在开放经济中，如果国内严厉的环境法规使企业的销售量、投资等减少的话，企业就会在面临国外竞争时失去竞争力。所以，国内生产者就会给政府施压，以降低环境成本负担，Barrett(1994b)指出，当环境政策规定的污染消除成本很低时，生态倾销就会出现；这就会使污染消除成本不能补偿污染对环境造成的损害，从而引起了生态倾销。

自由贸易的反对者担心“向底线赛跑”会使某些国家的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Esty和Geradin(1997)指出，因为较低的环境标准和松弛的环境法规会使某些国家形成一批国际竞争力较高的污染产业，所以经济一体化将会带来更多的污染避难所。Wheeler(2001)以美国、中国、巴西和墨西哥的空气质量变动为分析样本来验证“向底线赛跑假说”，其结论表明这4个国家的空气质量都呈下降的趋势。

Beghin(2000)认为，环境法规的不透明性和污染产业转移现象，会促使“向底线赛跑”的发生。但是他也指出，几乎没有实证证据来支持这个假说。Bhagwati(2000)给出了两个原因，来解释为什么有

些实证研究不支持“向底线赛跑假说”：(1)跨国公司不会降低环境标准；(2)民主国家也不会通过降低环境标准来获得市场竞争力。

四、环境法规与国际贸易相互协调

过去的20年间，许多政府和其他组织实施了一系列的环境条约，比如华盛顿公约、巴塞尔公约、蒙特利尔条约和京都议定书等。但是因此制定的相关环境法规会降低缔约国相关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比较优势等，所以环境条约的缔约国会对非缔约国采取一系列的贸易限制。Stiglitz(2006)主张，欧洲、日本和其他支持《京都议定书》的国家应该严厉控制从美国进口产品或者对美国商品征税，来弥补欧洲、日本等国因为采取措施而引起生产成本的上升。美国众议员Lautenberg提出第2887号法案，禁止美国把特殊贸易条款给没有达到美国环境标准的国家。此外，其他的国内措施也会影响商品的自由流动，比如德国的包装循环法案等。但WTO／GATT致力于取消国家之间的贸易限制，这就引发了环境法规与贸易的冲突。

有些学者支持使用贸易政策来实现环境目标。由于环境控制成本只占全部生产成本的一小部分，其他方面的比较优势可以弥补环境标准引起的比较优势的损失。Whalley(1991)指出，道德舆论并不会保证环境目标的实现，必须要使用贸易政策保证环境条约的实施。Shrybman(1990)也认为，如果一国既要保持高的环境标准又要避免产业竞争力的下降，那么该国就要对污染密集型进口产品征收关税或者补贴自己的污染密集型产业。

环境保护的反对者认为这些措施在控制污染方面是无效率的，阻碍了自由贸易。Low和Safadi(1992)认为，只有当贸易政策用来实施国际条约时，贸易政策才是达到环境目标的最好选择。Subramanian(1992)提出，大部分的环境问题不是由国际贸易引起的，环境问题主要来源于市场失灵和外部性。所以他建议，解决环境问题要从生产和消费水平进行干预，从而达到环境成本内部化。

国际贸易和环境法规的实施都是为了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但是单边的贸易协定和单边的环境协定都会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Steininger(1994)支持在国际范围内协调环境法规，从而解决因为环境问题导致的产业竞争力的下降，但是很难在两者之间找到很好的解决办法。Ulph(1996)指出，不可能存在协调国家之间环境法规的理论，解决全球污染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国家之间的合作。Sorsa(1992)和Young(1994)建议使用新的国际机制，促进国际贸易机构和国际环境机构的合作，从而获得环境和贸易的双重利益。

总之，随着贸易和环境之间冲突的发生，忽视其中的任何一方面都是不合理的。在定义效率概念时，要同时考虑贸易和环境因素，而且要避免双重标准。如果国内环境政策并没有歧视进口商品，那么就不能把一国严厉的环境法规当作非关税壁垒。同样，当贸易措施有利于减少全球污染时才能允许被使用。

五、结束语

第一，理论文献指出，在开放经济体下，环境法规是决定贸易模式和资本流动的因素之一。所以，不能忽视环境法规对贸易的影响，并指出市场工具应该是消除环境法规对贸易负面影响的第一选择。

第二，在环境法规与国际竞争力关系方面，现有研究文献既没有在理论方面提供有说服力的分析，又没有提供可信的实证研究。有研究表明，环境法规会降低厂商的国际竞争力。但是有的研究认为，严厉的环境法规会促进厂商创新，降低生产成本，从而增强竞争力。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第三，从实证研究中并没有得到有说服力的证据来支持“产业漂移假说”、“污染避难所假说”和“向底线赛跑假说”。这说明，贸易模式和资本流动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未来的研究者应该构造一个包含所有重要因素的框架来分析环境法规对资本流动的影响。

最后，实施环境法规和进行国际贸易都是为了提高社会福利水平。所以，研究者应该分析环境法规对整体福利水平的影响，而不能只针对某一产业进行分析。此外，各个国际组织之间要相互配合，努力协调环境法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与此相关的问题也应该成为未来的研究方向。

(责任编校　罗远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