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访民间收藏家刘歧江

距上次见面，已两月有余。

2013年5月11日，我们一行再访定西个人收藏家刘歧江。一路向东，直奔目的地。约10点，到达定西众甫博物馆。

有了上次的经历，此行轻车熟路，在等待刘岐江的同时，抓紧时间将上次拍摄中留下的遗憾弥补过来。这两月，看了部分古玉的资料，买到相关理论著作寻找支撑，再次来看实物，似乎感受更加深刻，落脚点更具体，少了走马观花的局外感受，物证的体验更真实。

我将看到的玉器、石器寻找不同角度，按照自己的审美构图，一一拍摄。转身一望，刘歧江馆长已踱步进门，未刮胡须，略显憔悴，他对工作人员说，才从兰州赶来，没有吃早饭。过一会，就见他拿着一块白大饼，未就任何小菜、调料，大口吃起来。这哪里是定西房地产界的大亨啊，更无法与屈指可数的齐家玉收藏家相联系，距离感减退不少，邻居大哥的感觉倍显亲近。

虽已初夏，地下室还是阴冷，他便邀请我们去他的建筑工地聊天。室外烈日炎炎，在地下室呆久了，会瞬间享受这种烈日暴晒的感觉。在他自驾的越野车上，他说收藏齐家玉，完全是个人爱好，前一晚在兰州的城隍庙古玩市场，花40万元收购了一件齐家三合璧精品，他唯心地说：“这件三合璧就在等我出现，我和它是有缘分的。”

到了工地，三把椅子围在一起，开始了我们愉快的谈话。

一

众甫博物馆藏有石器、玉器大约1500件，玉器五六百件，陶器300多件，真正级别高的玉器不到300件，古玉本就可遇不可求。

刘岐江是一位有文化自觉的民间企业家，祖籍甘肃通渭，文化程度不高，最早从事书画装裱，1988年起开始从事齐家玉的流通、销售。据他讲，当时发现好的玉器，为换取经济利益以养家糊口，转手出售了部分齐家玉。20世纪80年代的高古玉的价位虽略低于现今，但是品相、级别高的玉璧依旧价值上万。

他遗憾地指出，虽此地曾大量出现了齐家玉器，但是绝大部分精品还是流向台湾，齐家上品本地已不多见，因台湾收藏家从未组织过大规模的精品展览，也从未有相关书籍出版，故齐家玉的宣传并不如其他时期玉器那样声势浩大。转而，他又说，某种程度来讲，台湾重视传统文化，具备较高的文化修养，物质、技术条件更适合保存文物。说到此处，我明显能感觉到他对以往岁月中为“稻梁谋”迫不得已为之的无奈与纠结，眼前抿着清茶，笑容中时而爽朗时而羞涩的中年男子，愈显真实。

谈话中，刘岐江一直在强调，经济基础与文化自觉是相生相依的，解决温饱，养家糊口之余才能专心做文化。那时的他因家境贫寒，没有收藏意识，真正开始收藏是在1995年。自觉收藏之后，再未以流通玉石获取过经济效益。

对于我提出“如何习得专业识玉的相关知识”这一疑问，他说：“最基础的常识，如齐家打眼、切割等特征都是在生活中自己逐渐摸索出来的。”有时，他对收来的玉石特征有质疑，便拿在身边时时把玩，闲暇之余仔细端详，一些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会在某一日恍然大悟。曾有段时间，他家里的床头、过道、饭桌上都放着收集来的齐家玉。高古玉收藏，不是先天就有的，也非课堂习得，更非博物馆里看到的，而是兼而有之，在实践中学习到的。没有大量的实践，就不会具有大量的知识，也就不会成为高古玉收藏家。我常听很多人讲过同样的经历，为了想明白一件玉器的打眼手法，硬生生看了大半年，终于明白“学费”交到何处了。我想起梅兰芳学艺时，天资并不出众，为练眼力灵巧，时时注视具体器物，终有一日，克服弊端，成就自己。

刘歧江讲，也会有打眼的经历。但是，随着自己相玉能力的提高，身边接触的识玉之人级别也会上升，接触到的往往都是高品相的玉石。手里的玉石级别，相应代表了玩玉人的鉴赏能力。

收藏，首先需要雄厚的物质基础，他从个人收藏经历讲，为了寻到高品质的玉器，每次收货，基本高于市场价，有时甚至是市场最高价收得，这样才有可能拿到级别高的玉器，切不可抱有捡漏的心理。

其次是眼力，即玉石鉴赏能力。璞玉是不会轻易被人们认知的，即使专门从事玉器制作的玉人也不一定正确认知，要有所获就要锲而不舍，多相玉，多实践。

谈话中，我总是喜欢一厢情愿地与天赋、渊源联系在一起，觉得这样的人，这一生是注定与玉息息相关的。可是，刘岐江却说，从未有过这样的唯心印记存在，就是看的玉多，走的路多而已。

最后，需要机缘。他宿命地讲，昨日在兰州城隍庙40万元高价收到的玉璧，辗转多人，意外获得。“这块玉一直在等我。如果我撒懒不去兰州，或者依朋友安排住在其他宾馆，便于它失之交臂。”是的，冥冥之中，似乎就有一种必然的联系，顺应时势。我则说：“这是上天赋予你的使命。”

文化程度不能决定思想境界，刘岐江只有小学文化，却胸怀大志向。他强调，一生中只做一件事，做好即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自己毕生珍藏的玉器，不会留于儿孙，“养儿不如我，要钱做什么；养儿胜于我，要钱做什么”，这是他信奉的原则。这笔本该属于社会的古老遗产必将归还于社会，文化属于人民，财富属于人民。这些话，在如今利益至上的年代，很难听到，也很难有人理解，我们都不在其位，无法体味其志，我想用一个大的概念来定义它，想了很久，都觉得够不到高度，很遗憾。

他是有过深思熟虑的，“这批古玉最好的归宿，便是学校。如在大学，一批学生中必然有致力从事玉石研究、文物研究的人，这样，玉石就能更好地诉说往事。不想捐入博物馆之类，玉石就仅仅成了外行的参观品，时间一久便遗忘了它们，而学生不同，这是兴趣的培养，有了他们，玉石就有了传承与未来；若放置于中小学，可以进行最好的爱国教育，自小认识、接触中国8000年文化，才能培养出强硬的民族自豪感，才能在幼功时期种下善因。”

二

受当时交通及地理因素的影响，齐家文化玉器所用的玉料大多就地、就近取材。其中有马衔山玉料、武山鸳鸯玉、祁连山岫玉、青海玉料、含有较重石质的玉料、绿松石、天河石、玛瑙和少量的新疆和田玉等。

刘歧江说，不同的玉料有不同的用处：礼器类玉器用料考究，多选用玉质滋润、色泽纯美的地方透闪石类或新疆和田玉；兵器类和装饰品玉器用料也较好，除用本地质地较均匀细腻的玉外，还有少量新疆和田玉；工具类玉器用料较差，多选用本地玉料或含有较重石性的玉料。齐家玉出现最多的地方在定西石泉乡，这里出现的齐家玉数量大，早期都被卖去台湾。

在内关镇的清溪村，刘歧江亲自见过古玉加工遗址，他说，如今古玉遗址很难找到，后人为了获取古玉，大多杀鸡取卵，破坏很大。而遗址的研究在某种程度来讲，更侧重对历史的叙述。遗址内一般都出半成品，数量庞大，更能透析出时代特征、历史遗迹，研究价值更大。在众甫博物馆内，有很多半成品的玉器，无需言语，却像一本写满历史的书，密密麻麻，详细记载，令参观者如同身临其境。刘歧江说，只有醉心研究齐家文化的人，才对半成品感兴趣，这些人与时下流行的时髦收藏者初衷不同，他们寻求的是玉石的叙事性。

这些古玉的加工作坊并非依水而居，这与我预想的境况差距很大。常以为，为了治玉，多水的地方会更加方便、捷近。而事实是，古玉加工场所往往在半山腰。刘歧江解释说，最早是住在水旁，离水近，后来频频发生水灾，便移居山腰。水令古人爱憎参半，它带来了文明的发祥，同样带来了无法抑制的灾难。各种少数民族史诗中，通过容器从洪水中逃生的原型比比皆是，最柔软的东西往往是最坚硬的，马家窑彩陶上有水形，就是对水的崇拜。这一点，在交谈中，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刘歧江认为，不能用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去度量古人，同时期治玉的差别在于出自师徒之手，师傅做的器物工艺精良，功力深厚，精美漂亮，而徒弟稚拙，功力、技术欠缺，导致器物品相、级别不高。他赞成“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说法，任何石头都可攻玉，钢刀可以断石，石亦可磨断钢。以柔克刚是法宝。他说：“古人治玉是靠细磨。”举例说，我们常见到磨刀，并不是寻找比它更为坚硬的硬石去磨砺，而是用硬度极低的水磨石去以柔对刚。细细揣摩，似有道理，不禁频频点头认可。最初都是以石对石，开始是用小型工具，单面研磨，后来演变得越来越精美。“并没有解玉沙之类的辅助材料，用沙、麻绳、皮条解玉是无稽之谈。古来都是石头攻石头。玉璧的璧芯之所以圆，是因为将石头做成专门的工具，如锥形研磨工具，锥形的工具解出的图形必定是梯形，即如今齐家玉若呈现出的治玉特征。”说到此，他神情并茂，手舞足蹈，用身体语言来演绎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如今很多赝品才是钻出来的，即使貌似有齐家特征，实则与研磨的痕迹相差甚远，他曾亲自做过实验，用事实来证明自己的推测，认定这便是区分古今之玉的有力证据。“所谓砣切割，就是研磨。精度系数低的才能解系数高的玉石，如四分硬度才能解七分的硬度，反之则不然。硬碰硬只会两败俱伤。”

言语朴素，透出大智慧，很多话，都值得细细回味。

众甫博物馆内存有部分采用齐家时期玉料，后经不同时代加工，具备不同时代特征的玉器。商代就从祭祀台中发掘到齐家玉器，根据所需进行加工改造，加工工艺具有商代特征，刘歧江个人收藏品中就有这样的具体物证。他说：“齐家玉并非近现代才出土，历朝历代都有意外中挖掘出的玉器，后来人根据自己所需，对玉器进行了相应的改造。”他提及，《博物院藏新石器时代玉器图录》所收录的一件大玉璧，直径28.4厘米，单面钻孔，孔径5.35厘米，厚1.9厘米，据说原陈设于寿皇宫中，乾隆帝称其为“径尺璧”，曾先后为其赋诗两首，不但加刻于璧面，还刻字泥金三角于紫檀木座后面插板的两面，玉璧上更刻有乾隆帝玺文四方：“信天主人”、“古稀天子”、“八徵耄念”和“太上皇帝之宝”，如此题字加刻，也该算是一种老料新工的体现。

三

刘岐江不断强调，古人治玉、制陶都讲求顺乎自然。最早古人崇拜自然，喜欢红似火绿如草，喜欢自然的东西。顺着这些历史遗留下的宝贵财富，可以窥探4000多年前的社会风貌，直观地进入先民的世界观中。很巧合，他提到了近期活跃的话题——“蛙”的崇拜，除了赞成超强生殖力的理论外，他提出，古代先民对于活动场所的扩展也是充满了无尽的想象，蛙两栖生活的特性，象征着人类对自然的无限崇拜，这似乎与法国谢瓦里埃、海尔布兰特提到的“蛙有很多象征意义，其中最主要的意义与水、与它生活的自然环境有关”相吻合。刘岐江甚至认为，中国人对于龙的崇拜也是因为它的活动领域广泛，涉及海、陆、空，这对于当时生产力低下的人类来说，是无法用人力所达到的，于是，对蛙、龙等赋予了自己的期望。一些神话原型，如龟、鸟、凤等，在玉器中都能寻找到，这是古人对自然崇拜的具体体现。

刘岐江认为不懂石器，就不懂玉石文化，这是一个文化链条。旧石器时期向新时期过渡，器物最早都是在使用过程中被逐渐重视，后因发现玉器通透、简洁，才逐渐转向“石之精华”——玉器。他强调，齐家石器虽不被重视，没有过高的经济价值，但是它们的文物、文化价值极高，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所处时期的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和社会风貌，讲述历史情境。

玉器则多为礼器，用于祭祀、朝享、交聘、军旅等礼仪活动。因此，齐家礼器发掘出来时，大多都是在祭祀台，极少有配饰、陈设等。最早人们认为玉与天色接近，视它为敬天礼地的中介。玉璧敬天，玉琮礼地，符合中国古人“天圆地方”的哲学依据。《周礼·大宗伯》说：“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璧、琮、圭、璋、琥、璜这六种玉礼器，在齐家文化玉器中均有出土，而且制作精美，质地优良。刘岐江说：“这中间蕴含着极大的对自然的崇拜，古人敬仰自然，不如现代人自大、轻浮，‘人定胜天’的理论那时是绝对不存在的。”

他单独谈到玉璜，说一般都是根据玉材制璜，有两合璧、三合璧、四合璧、五连璧、六连璧。每种璜都有不同的寓意，如三合璧代表天、地、人，五连璧代表东、西、南、北、中。此类器型，仅见于齐家文化玉器中，属标志性器。有人认为，玉璜的器型与虹有关，对此，刘岐江不认可亦不反对，他说：“任何一种器型都是与自然相依偎，都是对自然的极度顺应、崇拜，古人对于自然，是极其敬畏的。”他举一例，说：“周易八卦、二十四节气只有甘肃最能体验。节气前后会有明显变化，这些自然现象都是古人在生产实践中自我摸索、探求出来的自然规律，对于此，他们从不会反其道而行之，都是依据自然实现自己的劳作，那时的社会状态都是原生态的，是不伤害自然资源的生活方式。”眼前这个朴实憨厚的中年人，透过平实的语言，说着中肯的实话。

“虽说陶器是人类文化、艺术的鼻祖，我们的祖宗具有极强的创造能力，最早创造的陶器，创造了人类文明的诞生。玉石是原生的，彩陶是依靠智慧创造加工的，原生的应该早于创造加工，所以说，玉石才真正是文化起源的根本，是最顺应自然的器物。”关于玉石中折射出的文明起源问题，他认为，华夏文明的源头在黄河、渭水流域，对于良渚文化早于齐家，他有质疑，认为良渚很多石器都是商代的，具有商代特征。这一敏感的话题很少有人提及，会有争议。他强调自己要是将来出书，一定会写到这一内容。

四

刘岐江认为，玉石基本经历了“神玉—王玉—人玉”的流变过程，即最早用来敬天礼地，敬仰自然，后流变为王权的象征与代替，自宋代后才开始有寻常百姓佩戴。

相关的证据有待考证，但是这一流变过程似乎与叶舒宪老师提到的“玉石神话铸就意识形态”的观点大同小异，玉石是中华文明发展演变的文化基因，在意识形态中意义重大。为此，玉石的传播与运输必不可少。对于玉石之路的概念，刘岐江很认可，但是，他也有自己的看法。千里取玉，的确艰辛。大部分玉石的流散还是依靠交易往来，长时间的物流交换，逐渐使和田玉进入中原。

他说：“齐家玉中多和田。而产自和田的玉石极少是专门去千里之外采的，很多时候是在交流往来中逐渐渗透，站站转移，有时会将玉石作为一般等价物。文化交流依赖于物质交换。玉石之路是一条贸易、流通之路，并非是专门取玉之路，这是一个泛指的概念，不能狭隘地理解为专门采玉的路途。”

《资治通鉴》卷216“天宝十二年”条言：

是时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而尽唐境

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无如陇右。

足见那一时期甘肃相对富庶，那么，可以想象，贸易往来中关于玉石的交流、传输在这样的大环境催生下，交易往来也是频繁的，会不会促生玉石的传播？当然，这是文字记载的小传统范围内可窥见的状态，前文字时期，人物往来或许真能催生和田玉西玉东输，未尝不可。

刘歧江对于玉石之路、齐家文化的年代都有自己独到的看法，虽暂未找到可靠的理论支撑和物证，但是，他对自己的观点很是坚定。我就想，学术交流不也是在争议中不断前行的吗？

这是一次跨越时空的对话。刘岐江的原话是：“与有共同语言的人秉烛夜谈是极大的乐趣。”他的理想是，50岁后对这批个人收藏的财富寻找好下家，就要四处云游，我笑侃说：“那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啊！”

那么，就愿眼前这位值得敬仰的兄长越走越远！